明清以來，北京的“國都”色彩持續凸顯，政治因素統領一切。作為國家政治中樞，整個城市以紫禁城為中心，為皇權政治服務是其最為重要的職能，城市功能單一。民國建立之後，北京從一個延續數百年的國都，轉型為一座近代意義上的城市，皇權領域收縮，公共領域拓展，地方行政體系更新，市域範圍擴展，市政建設提速，社會結構經歷新的分化與組合，城市形態發生根本性變化，城市功能由“單一性”趨向“多元化”，世俗化社會機制進一步發揮作用。
現代市政建設啟動
與沿海城市相比，近代北京在城市建設方面相對滯後。八國聯軍入侵時期，皇室逃離，國都被入侵者控制，但與此同時，北京也邁出了建立近代市政體制的實驗性一步。聯軍退出之後，清政府開始推行“新政”，對北京的市政事業起到了促進作用。藉助使館區的建設，城市風貌開始發生部分改變。電力照明、新式交通工具、自來水等帶有現代城市元素的公共事業逐漸起步。
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是民國北京市政建設的制度性因素。1914年4月，袁世凱頒佈總統令，批准設立京都市政公所，並任命時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為京都市政公所督辦，北京自此建立起了獨立的市政管理機構，它和內務部基本承擔了北京市政事宜。此後，一直到1928年，北京城市管理由京都市政公所與京師警察廳兩個機構共同負責。二者彼此獨立，互有分工，但也並非界限嚴格分明，在一些具體事務上互相協作。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所屬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北京改為北平，北平特別市政府隨即成立，取消了京都市政公所、京師警察廳以及專門管理教育的京師學務局，相關職能被劃併到北平特別市政府下設的各局。北平特別市政府的設立使市級行政職能開始完備，北平正式成為一個法律意義上獨立的城市實體。
北京的電力照明首先從宮廷開始使用，西苑三海、頤和園是北京最早使用電燈的地方。19世紀末，東交民巷使館區開始電燈照明。1904 年，“京師華商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京供電服務逐漸從宮廷、使館、軍政機關轉向民用。1919年又於京西石景山興建發電廠。同時，電力還逐漸應用到城市道路照明領域，路燈開始出現在一些繁華街道。電力照明的廣泛使用，使城市夜晚呈現出不同於白天的另一種景象。斑斕的燈光不僅渲染了都市的繁華，更為人們增添了諸多生活內容，夜生活的概念隨之產生，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相應改變。
1908年，實業家周學熙創立“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溫榆河為水源，在東直門外及孫河建水廠兩座，機器設備從德國進口，兩年後正式向北京城內供水。自來水系統的出現，改變了北京城傳統的供水方式。不過，當時自來水水價較高，市民對這一新生事物在認識上存在疑慮，同時又遭遇以販運售水為生的水夫群體的聯合抵制，自來水在民國北京的普及率很低。
北京的公共交通事業也開始起步。1921年，北京電車股份有限公司開始籌辦。1924年底，第一條有軌電車從前門經西單至西直門線路正式開通運營，全長9公里，共有10輛電車運行。1916年1月1日，環城鐵路在北京正式通車。新式公共交通的興起對北京城市生活的影響非常廣泛，使城市生活節奏加快，市民的時間觀念發生變化，開始從模糊變得精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於時間與效率的要求開始嚴格。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交往方式，生活半徑明顯擴大，日常生活的內容大大增加，生活質量顯著提升。新式交通工具的應用也對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規範的交通秩序日益迫切。
公園作為西方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徵被民國新興的技術官僚大力提倡。北京公園的獨特性在於，它既是學習西方的產物，又是在改造傳統園林（主要是皇家園林）的基礎上建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園這一新生事物本身反映了民國北京新舊雜糅、中西兼顧的典型時代特徵。北京第一座現代意義上的公園是中央公園，系朱啟鈐發起捐款創辦，1914 年10月向公眾開放。自其建成之後，一直就是北京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氣最高的公園。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園正式開放。中南海、景山、太廟等傳統皇家壇廟與園林也紛紛改造成公園。此外還有1915年開放的先農壇公園、1918年開放的海王邨公園等。作為近代北京市政建設的重要內容，官方在提供市民休息、遊樂場所的同時，也賦予公園社會教化等很多附加功能，如國家觀念的培育、公民意識的養成、衛生習慣的示範、公共秩序的強調等。
城市空間佈局重構
清朝建都北京後，滿族皇帝進駐紫禁城，內城成為滿洲貴族、官員以及滿蒙漢三軍八旗的專屬居留地，原有的漢族及其他民族居民被迫遷往外城或其他地方居住，以層層城牆為界，實行“旗民分治”的制度。同時，為了永葆旗人鬥志，內城取締商業街區，禁開娛樂場所。通過這種方式，北京內城逐漸形成以紫禁城為中心、中央衙署為前導、八旗勁旅環衛皇城的封閉的政治、軍事結合體，無異於一座戒備森嚴的軍事大本營，城市的其他功能嚴重弱化。
國家政體變革、最高權力更替，北京傳統的空間結構隨著帝制衰亡而喪失了舊有的合法性。民國建立之初，北京城保留了紫禁城、皇城、內城、外城的四重封閉的空間格局，皇城位居內城中間，對城市交通形成嚴重阻礙。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後，首先以皇城為改造對象，通過在城牆開設豁口，部分打通了北京城內外的交通聯絡，縮短了穿行南北東西的空間距離。至20世紀20年代末期，皇城東、西、北面城牆以及東安門、西安門先後被拆除，僅存南段正面東西牆。這一系列舉措改善了北京內城的交通狀況。皇城內部街道與外部街道連為一體，形成了內外城眾多新的交通幹道。對皇城的改造，改變了北京原有的層層設防、步步為營的禁城格局，逐漸形成了各民族、各階層混居，百業雜處的城市新形態，使北京向現代化都市邁進了一大步。
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門外的香廠地區就已經開始修築道路。京都市政公所選擇香廠地區作為城市改造的示範區域，名“香廠新市區”。通過規劃區域內道路，鋪裝地面，鋪設電線、電話線、自來水管、地下排水管線，興建新式建築，翻修通向宣武門大街、前門大街的馬路，溝通了城市交通聯絡線。同時，制定地塊標租、項目建設招標以及市政市容管理等法規，引進各類商戶。經過幾年的建設，逐漸建成一處集商業、娛樂、餐飲等於一體的具有近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區，對城南區域市民生活內容的豐富以及生活方式的轉變影響非常明顯。
街道格局的演變是城市空間變革的重要內容。民國初年，在北京城的改造中，南、北新華街的開闢是重要案例，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新華街與一些配套工程尤其是新的南城香廠“模範區”的結合，形成了一個嶄新的城市街區系統。這個街區系統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王朝時代之城市空間格局，幾近成為北京城市現代化的先驅。不過，由於時代的動盪不定，特別是首都南遷之後，“新華街—香廠街區”的發展未能持久，最終衰落。
多種文化形態並存
民國建立之後，隨著帝制的崩塌，北京地區的文化面貌變化較大。原有的政治勢力逐漸分崩離析，固有的文化體系也隨之解體。昔日以皇權文化為主體，完備的、系統的、成熟的精英文化，逐漸被民間化、市井化。貴族文化與平民文化直接接觸，宮廷藝術走向民間，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精英文化的下移與近代北京文化生態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曾經尊貴的皇家氣質與市井氣味相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態。與此同時，近代新文化崛起，不同的文化類型有著特定的支持者與市場，在各自的發展軌跡中齊頭並進。
民國北京，一批現代大學在此建立，這種現代新式教育機構的出現，吸引了科舉制度廢除之後失去進身階梯的青年舉子的關注。新式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群體的匯聚成為北京文化實現更新的重要推進力量，大學成為各種思想流派競相爭奪的活躍領域。一批最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的現代知識分子發動並領導了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之路。
北京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孕育之地，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基地之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北京為共產主義的研究與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主持成立了“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其宗旨是“以研究關於馬克斯派的著述為目的”，會員以北大學生為主。這是中國第一個集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一體的社團組織，其中的很多成員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骨幹黨員。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一批在北京的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民國北京文化面貌更深層次的變化體現在市民的文化價值觀念與風俗時尚方面。作為典型的消費型城市，北京近代工商經濟的發展為城市文化環境的更新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市民階層壯大，女性地位上升，農業社會中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向工業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轉化。生活方式趨新，民眾日常娛樂內容有了新變化。在民國北京的藝術舞臺上，戲曲、曲藝等娛樂行業非常發達，這些藝術形式恰恰適應了京城自在的生活節奏。京劇、崑曲、評劇、大鼓、單絃、相聲等曲藝形式在京城都有廣闊的觀眾市場。觀眾從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涉及社會各階層。以現代技術手段為基礎的新型娛樂場所如電影院、遊藝場、跳舞場等開始在北京出現，以電影對市民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影響最為廣泛。與傳統娛樂休閒場所如茶樓、戲園的喧囂不同，專業化的電影院讓人覺得舒適和安靜。觀眾們通過大屏幕能夠感知到一個超越現實的影像世界，大大擴展了自身的思想疆域，在精神生活方面提升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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