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說總負責之下,玄宗完成了封禪泰山的壯舉,英明如太宗的貞觀時候,還是有所敬畏不敢輕易封禪,高宗封禪也是出於武則天意欲專權之下的倉促行為,等到了玄宗的封禪才是大唐國威的真實體現。當然,這個時候的玄宗還是一個勵精圖治的有為君主,胸懷天下蒼生。
開元之初,唐玄宗提出要姚崇當首席宰相時,姚崇開出了“十事要說”作為條件,所謂“十事要說”就是姚崇的施政綱領,包括了很多撥亂反正的措施,從中的確可以看出姚崇作為“救時之相”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奠基開元盛世的頭號宰相,還是應該記到開元九年(721年)被提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張說身上。
因為張說的確在制度方面做出了許多根本性的改變,這樣的改變使得唐代中期的政治運作和唐初比較起來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一點既對開元盛世的到來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許多舉措還對之後的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和寫文章寫詩歌被稱作“大手筆”一樣,在制度改革方面張說也是大刀闊斧。長時間在中央和地方任職,又橫跨政界和軍界,讓張說對於整個帝國的基本狀況和形勢發展都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一旦迴歸中央,被賦予宰相的職權以後,自然就有機會將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轉變為實際行動。
首先的一項重大改革就是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我們知道唐代初年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的領導每日都要在政事堂這個地方與皇帝一起共商大政聯合辦公,凡是能參到在政事堂議事的都可以被視作是宰相,政事堂會議上的官員就是一個宰相群體。
但是在這種體制之下,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政事堂宰相其實是兼職宰相,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有著自己的本職工作,中書令是中書省的負責人,門下侍中是門下省的負責人,尚書僕射是尚書省的負責人,這才是他們的正式身份,只不過由於他們很重要,每天上午這幾個人都要到政事堂去召開辦公會議,向皇帝請示和彙報工作,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們可以說是在行使宰相的功能,下午大家又都各自回到各自的部門,主持本部門的工作去了。所以說,政事堂的宰相只是一種兼職的宰相。
開元十一年(723年)張說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當然不僅僅是一個改變名稱的表面舉措,實質上是將宰相這個職位專職化下來。經此一改,中書省就成為了宰相府署所依託的辦事機構,中書令就成為了實際上的真正宰相,而原來中書省的副職中書侍郎如今就成為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宰相這一職位就擺脫了兼職的性質,成為超越在三省之上的一個新的官職。
不但如此,在新的中書門下之下,還開設了五房:吏房、樞機房、禮房、戶房和刑禮房,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這五房的職能與過去尚書省下面的六部極為相似,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將過去尚書省的行政權力開始集中到了由專職宰相所直接領導的這五房這邊來。
中書門下的確立,改變了過去的三省六部制,專職的宰相成為了最高決策兼行政機關。在中央機構上的這一番大調整之後,作為宰相的張說實際上就成為了外朝官員的核心樞紐,從此之後這個職位就只需要對皇帝本人負責,而成為百官之首。將權力集中到了宰相手裡,自然做起事情來就會更加有效率,之後的各項改革舉措的具體落實因此加速了許多。
張說接下來的一個大手筆就是裁軍20萬,根據其對邊疆形勢和駐軍情況的考察,張說認為如今駐守在帝國邊疆的將士共有60萬人之多,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財政包袱,而實際情況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的兵力駐守,之所以邊疆將領總是提出要擴大兵額,無非是想通過新增兵員,以利於將領們剋扣軍餉或者將這些兵員佔為己有盤剝壓榨,使他們成為將領們在軍中的免費奴隸。
起初,玄宗對於一下子裁掉這麼多的兵員也是半信半疑,張說一再反覆講述了實際情況分析了其中的各種門道,並且以自己家裡一百多號人的身家性命擔保,使得玄宗最終還是批准了這個影響極大的政治舉動。
唐初以來,兵制上是承襲了北朝開始的府兵制,所謂府兵制就是“兵農合一”,入伍的戰士有兩種身份,既是農民也是戰士,平時在家裡種地是農民,一旦有戰事的時候,天子派將軍下去開府徵兵,點到誰的名誰就要跟著將軍前去戰場參戰。
府兵制的前提條件又是國家實行的均田制,農民們種的地都是國家給均田分配過來的,你種了國家給你的地，當然就有義務給國家去打仗,《木蘭詩》裡“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天子的命令下來了,兵部都是根據戶口本來徵兵,木蘭他爸的名字始終都在上面,跑不掉。
而在府兵制下面,國家是不負責你參軍期間的物資補給的,這些東西都得大家自己事先籌備,所以木蘭決定代父從軍以後,就得東市買這個西市買那個去了。這麼說的話,那麼參軍還有什麼好處呢,一是之前你已經得了國家一塊地了,所以現在是回報國家的時候,二是如果在戰場上你立功了的話,回來以後就會得到天子的賞賜,有物質上的有官職上的,木蘭“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正是因為木蘭立功了不但受到天子接見表彰,還加官進爵榮歸故里。這就是過去那種府兵制下的一種運作模式。
但是到了唐代中期,這種府兵制就已經很難維持下去,除了邊疆上以外,國家的戰事並不頻繁,但是要參軍去邊疆,路途遙遠一去就是好多年,家裡的土地因為喪失了壯勞動力,自然就會收成不好甚至荒廢,另一方面隨著政治形勢總體穩定,官僚隊伍日益固定,就算你在邊疆戰役中立了什麼功勳,回來以後也沒有多少有吸引力的官位能夠重新分配給你,投入和產出很不成比例。
這樣的話,願意去當府兵的人就越來越少,大家總是想著各種辦法來逃避兵役,雖然國家的戶籍上面看看還是有這麼多的人可以被徵調來當府兵,但實際情況則是,戶口本上的數字都是虛的,真要去找這些人,早就跑光了,而且是一家子把地賣掉跑到其它地方重新開墾土地,逃離出了國家的掌控範圍。時間一長,將軍開府徵兵不但數額不能保證,就算是徵來的兵也都是一些沒有能力跑掉的老弱病殘,極大降低了帝國軍隊的素質。
根據這樣的現實狀況,張說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就是先在關中地區進行兵制改革,放棄府兵制而實行募兵制,國家拿出一部分財政收入來進行募兵,國家出錢招兵,當兵成為一種職業,有工資拿也不需要你自己花錢去籌備物資,你只要來當兵就行了。
在當兵期間你就脫離了農民的身份,而是一名職業軍人,當兵的收入很可能會高於你在家種地的收入。府兵制向募兵制轉變,是中國歷史上兵制的重大轉變,對唐代自身發展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我們知道後來隨著中央募兵的權力開始向地方節度使下滑,是造成內輕外重局勢的重要原因,這點以後還會詳細談到。
這幾條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再加上之前我們已經分析過的,這個時候張說同時主管文化機構集賢殿書院,一步步將這個書院改造成為帝國的重要智囊機構,並且大力提拔有文學才華的科舉出身人士進入中央決策核心,給開元政局打上了很深厚的“文治”的烙印。這幾個組合拳下來,一個盛世的制度框架就算是搭建完畢,整個帝國開始進入了一個很穩定的時期。
一個政權進入盛世,當然需要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或者一種禮儀性的典禮,在傳統時代對於帝王來說,封禪泰山就是最高規格的典禮。唐玄宗已經迫不及待,張說也不停在旁鼓譟,終於在開元十三年(725年),這一至高無上的、能比肩歷代雄主的政治儀式得以成功舉行。
十月,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浩浩蕩蕩,這是一個盛世的開幕式。在玄宗剛上臺的時候,全國共有馬匹二十四萬匹,如今這個數目已經達到四十三萬匹,短短十幾年翻了一番,這次經過精挑細選,有數萬匹駿馬跟著封禪隊伍東行,在遼闊的中原大地上,萬馬奔騰,而馬的顏色也五彩繽紛,遠遠“望之如雲錦”,像是五彩雲霞在天空中飄動。
登上泰山之巔,天子都要在祭祀的時侯向上天呈上親筆手書的玉牒,玄宗問禮部侍郎賀知章:為什麼前代那些帝王的玉牒都是秘密書寫從不示人呢?賀知章回答說:玉牒上都是帝王個人的願望,寫的都是一些求神拜佛希望自己長生不老這樣的東西,不好意思拿出來給人看。玄宗一笑,“吾為蒼生祈福耳”,說著把自己的玉牒公示於眾臣。
那一刻,玄宗一定是陶醉的,為自己的事業、江山和情懷。這的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高光時刻,這一年,李白24歲,王維24歲,杜甫15歲,這些中華文化史上殿堂級的人物,也正在迎接那個屬於他們的輝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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