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組數字揭開的祕密:匈奴如何從一個穩定政權退化為遊牧部落的?

幾組數字揭開的秘密:匈奴如何從一個穩定政權退化為遊牧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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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組數字揭開的秘密:匈奴如何從一個穩定政權退化為遊牧部落的?

說回匈奴來,在《史記·匈奴列傳》裡對於伊稚斜這位在電視劇《漢武大帝》中大放異彩的“名單于”登位,只有一點點記載:

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

為什麼特意提起他呢?

施展先生寫了一本書,其中特別提到了漢匈關係中的一系列問題,比如漢王朝的歲時饋贈,與匈奴帝國的繼承權問題也會產生化學反應,即核心王族獲得越多,其與被統治部落之間的物質差距就越大,從而穩固政權。(見:《樞紐——3000年的中國》)

一旦缺少這種輸入,就會造成地方勢力的坐大,最終,自然而然走向分裂。而漢武帝時期大敗匈奴,並不是農耕文明戰勝草原文明,而是中原人等到了“草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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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漢武大帝》中的伊稚斜單于

伊稚斜單于的經歷,毫無疑問可以作為“繼承權問題”的註腳,匈奴自冒頓單于殺死父親頭曼單于之後,單于的大位正常傳子兩代,即冒頓傳老上,老上傳軍臣,而伊稚斜實為君臣單于之弟,由父死子繼,變成了兄終弟及,還是用內戰的方式完成。他的執政時期,又恰恰是匈奴與大漢朝摩擦的時代,似乎印證了以上的某些論斷。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在這之後,一直到壺衍鞮單于(前85年 - 前68年)登位前其母背離其父遺命立嗣,導致: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漢書·匈奴傳》,下同)

之前多代單于的繼承,其實可以算是波瀾不驚,哪怕是上述的“怨望”,所採取的手段也不過是: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也就是說,按照西周的標準,叫“諸侯不朝”,不朝歸不朝,軍事行動還是參與的:

明年(壺衍鞮單于立後四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併入邊為寇。

左、右部,就是左、右賢王部屬,說明起碼這個時候,匈奴單于還能指揮得動各部,也就是說,在這之前的伊稚斜的篡位,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偶然事件。

當然,這個偶然事件之中,又有一些經濟地理的必然,這就得細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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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匈奴列傳》載: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在頭曼單于的時代,匈奴是夾在東胡和月氏兩強之間的遊牧國家,由於蒙恬北征,鄂爾多斯地區的匈奴人北上遷徙,直到秦朝滅亡,匈奴才復歸河南地。

從考古發現來看,匈奴的早期活動區域正是在內蒙古大青山一帶,也就是河套地區,據《漢書·地理志》:

(五原郡)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

此頭曼城地在陰山北麓,東接雲中、代郡,而陰山的地理位置在《漢書·匈奴傳》裡很明確: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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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區地理結構圖

可見,陰山是匈奴帝國早期的統治中心,也就是單于庭所在地,而頭曼城以頭曼為名,很可能就是頭曼單于時代的單于庭居處。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匈奴帝國的統治中心,此時正好是以陰山為脊樑,西可南下入河南地,東可經大同盆地南下雁門、代郡,當然左部入上谷、右北平也不困難。

我們可以回溯一下漢武帝對匈奴用兵的前史,《史記·匈奴列傳》:

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

可見從漢景帝時開始,漢朝和匈奴一直有密切的交流,即“通關市”、和親和每年的“歲奉”。

“和親”,在漢王朝與匈奴帝國之間的關係裡,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而在情緒化的“屈辱感”之外,更多的是對於匈奴眼中“和親”政策意義的誤解,比如,貪圖“重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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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看法,其實是延續了劉敬勸諫漢高祖和親時的認識,見《史記·劉敬列傳》:

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貪漢重幣”,著眼點在官方的饋贈,其實不然,問題的癥結就出在“歲奉”的數量上。

《史記》對於這個“重幣”寫得很含混,像呂后、漢文帝和單于互贈車馬之類的,都不算常態舉措,真正能夠代表數量級規模的,在《漢書·匈奴傳》裡有這麼一處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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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之戰示意圖

(漢武帝徵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雲:“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糱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這是漢匈大戰之後,匈奴單于的一份求和要求。細化一下, 有幾個部分:

1,與漢闓大關,意思就是開關為關市;

2,取漢女為妻,也就是要求漢女和親,注意,連貴公主都不要了;

3,歲給遺我糱酒萬石,糱酒是麴酒,一種甜酒,一年要一萬石;

4,(歲給)稷米五千斛,稷米,別稱粢米、穄米、糜子米,一年要五千斛;

5,(歲給)雜繒萬匹,也就是各種絲織品一年一萬匹;

6,其他類別的東西按照原本的約定給付。

以上幾樣東西特別指出來,應該是比之前的慣例多,但又是一個什麼規模呢?

先說糧食。古代的戰略物資,糧食可以直接被匈奴本部所食用,增強其單于庭的軍事力量,1年5000斛,是一個什麼概念?正好,西漢宣帝年間有位老將對數字很敏感,給了我們一些參考,《漢書·趙充國傳》記載:

願罷騎兵,留馳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史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

也就是說,10281名步兵,1個月吃谷27363斛,鹽308斛,鹽且不論,只說糧食,以漢軍的標準,單于每年要的糧食可以供1879個人吃1個月。換成年消費量,5000斛,也就夠157個人吃1年。

這個數量級,可能也就剛夠匈奴單于穹廬中的各色妃嬪、貴人食用,連給王廷服務的奴隸都撈不著,就更別說什麼扶持本部武士、核心部落了。

再來說說糱酒,《漢書·食貨志》裡記載了王莽時代官方造酒的“技術指標”:

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

斛、石在西漢初年其實是一回事,也就是說,1萬石的酒只需要3030石的粗米就可以釀成,比上面的糧食還少些。

而繒,在西漢初年是絲織品的統稱,1萬匹又是個什麼概念呢?

《西京雜記》載:

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六十日成一匹,匹值萬錢。

這裡說的是宣帝時代的“散花綾”,在當時也應該屬於高級奢侈品,因為普通的縑和帛在漢簡裡的價格也在1000—2000錢/匹左右,這種高檔貨要60天1匹,也就是1個工人1年成6。,所謂萬匹,也就是1667個織工1年的產量,而低檔的大路貨工時無疑要比這個短得多,人力自然也就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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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舊路和隋唐新路,其實都是草原帝國開闢的,只是他們之前是做中介

事實上,以漢代的國力來說,僅《漢書·食貨志》記載的: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

只是漢武帝巡遊一圈的賞賜,就用帛100多萬匹,可見匈奴單于所請的絲織品雖然已經算是貨值很大的貨物,但在漢朝的生產力面前,也就是毛毛雨。

同樣是《漢書·食貨志》記錄均輸法的效率:

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谷,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綜合一下上述的數據我們可以知道,匈奴自官方渠道所得到的“歲奉”,看起來數目不小,對於漢朝的生產力而言,實屬九牛之一毛,也難怪《漢書》中說,“歲不過千金”,對於打一場勝仗賞賜就達到幾十萬金的漢帝國來說,算得了什麼?

哪怕對於匈奴帝國而言,也不可能上升到戰略的高度,那麼,他們與漢朝的和親,究竟又有哪些我們不瞭解的利益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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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其實是“關市”。正是“關市”的存在,讓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經常往來長城下,在漢代的邊塞旁邊駐紮。

正因為如此,才會有衛青、李廣“擊胡關市下”的便利,不過從上文可知,除了衛青出上谷打左賢王方向基本上沒有遇到大敵,打了打零散部落之外,公孫賀的雲中方向是“無所得”,李廣和公孫敖在雁門、代郡的單于庭方向都遭遇了大敗。恰恰說明“一腳踢在了鐵板上”。

而接下來的兩年,匈奴的進攻方向選在了漁陽和遼西,也就是匈奴左部的地盤,單于庭部同時殺掠了雁門郡千餘人。為了報復,漢軍以衛青出雁門、李息出代郡,得首虜數千。又過了一年,衛青出雲中掃蕩隴西,攻擊樓煩、白羊王子,佔領河南地,修復蒙恬故塞。

在這個過程中,誰的損失最大——是正當上谷、漁陽、遼西的左賢王部?還是統治區南至河西走廊的右賢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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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恰恰是腳踩河套,頭枕陰山的單于庭。(按理說,河南地應為右賢王統轄,不過他在漢文帝時入居河南地被逐出,後來衛青出高闕行700裡才到右賢王駐地,說明距離河南地比較遠,而樓煩、白羊王應為投降匈奴的屬部,地近,或可視為單于庭勢力範圍)由於對關市的依賴,此時的單于庭的生活方式應該非常的“時髦”,或者說“中原化”。

所以,才有了往來長城下,皆親漢的匈奴貴人們。才有了老早以前中行說的勸諫: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褲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

中行說是勸了,當時的老上單于納諫了沒有?沒提,看後來的發展,應該根本沒當回事。

到了漢武帝時,屢屢出兵打擊單于庭,斬首數千,河南地也丟了,軍臣單于正去世,可以說,匈奴王庭的實力正在虛弱期,更重要的是,單于庭賴以自強和習慣的“關市”必然隨著戰爭而斷絕,整個匈奴帝國都面臨一個戰略上的迷茫期。

而伊稚斜是軍臣單于的弟弟,被封為左谷蠡王,他的分地在何處,史無明載,但是,可以用排除法。

此時的單于庭在陰山山脈活動,地當河南地、雲中、雁門、代郡,左賢王則控制上谷、右北平、漁陽、遼西之北,右賢王在草原活動,南可控河西走廊,而冒頓單于當年攻略下的地盤,又有漠北、西域兩大塊,伊稚斜被封左部(《漢書·匈奴傳》作左右谷蠡王,那地盤就更大了,應該橫跨漠北、西域),分地應該就在漠北。

所以,在俘虜趙信後,伊稚斜單于很快就聽取了他的意見: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這種策略,實際上是對自頭曼單于以來四代的總根據地棄之不顧,而此時匈奴的傷亡並不大,至少比起日後的河西之戰、漠北之戰要差得遠,是什麼驅使著伊稚斜單于如此乾脆麻利地做出了選擇?

戰略考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還和他的“分地”本就在漠北有關,後世的突厥頡利可汗自漠北遷汗廷於漠南定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那裡是他的封地所在,伊稚斜單于的考慮可能也在於此。

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還要在“關市”上找,既然漢朝發動了戰爭,無論匈奴的損失是大是小,封閉關塞都是必然的結果,無從獲利的情況下還長期籠罩著漢軍出塞的恐懼,莫不如遠遷漠北,向西、向東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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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單于庭北遁之後,漢朝曾主動出擊多次,霍去病掃蕩河西是一次,衛霍北渡大漠攻擊單于庭是一次,霍去病出代攻左賢王是一次,殺擄1萬8、3萬多、降漢4萬多、斬1萬9、又得首虜7萬多,加起來,已經有18萬人的戰果。

以匈奴極盛時控弦四十萬計,人口應該在兩百萬左右,短期內被殺、擄、降近10%,匈奴帝國竟然還沒有崩潰,在草原帝國的歷史上,也算是個“奇蹟”了。

不過,當我們對照《漢書·匈奴傳》中的這條材料,這個“奇蹟”就可以解釋了:

(西漢末年)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

這是一條王莽執政時代的故事,可其中“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卻在之前的記載中所無,說明匈奴哪怕在對西漢王朝低頭之後,仍舊很長時間對烏桓這種屬部收取皮布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這種“封建貢賦”關係之外,還伴隨著“婦女”,也就是民間貿易行為。

這種對屬部收取貢賦隨帶的貿易模式,是不是很像匈奴強盛時對漢朝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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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收取一定額度的貢獻,另一方面攜帶民間的商隊上門交易。而我們知道,在匈奴沒有臣服漢朝的時代,他們的屬部遍佈東北亞,深入中亞草原和西域的城邦地帶,至少在西域,匈奴就專門設置了僮僕都尉收取稅賦,也就意味著匈奴的“婦女”,極有可能也深入到當時西域各個城邦國家的“市列”之中,進行貿易。

自伊稚斜單于北遁之後,匈奴各部人馬都受到了巨大的打擊,然而哪怕在漠北大敗,單于位子險些被右谷蠡王所得的危難之際,仍沒有忘記遣使求和親: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史記·匈奴列傳》)

簡言之,當漢軍已經不具備再次北越大漠打擊的能力時,匈奴再次祭出了“和親”的大旗。

幾年後,伊稚斜單于死去,其子烏維立為單于,在匈奴帝國最虛弱的時候,反倒沒有出現什麼“繼承權危機”,順利地完成交接棒:

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終烏維單于一代,匈奴一直採取的是這套懷柔手段,直到他死去:

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漢書·匈奴傳》)

這裡面有兩個重要信息,就是匈奴在經過10年左右的休養息士馬之後,單于庭越來越向西北遷徙,而左部兵也西移到了雲中北,右方兵則西移到了酒泉、敦煌一線,換句話說,匈奴帝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了西域方向,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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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漢朝在元封三年以趙破奴為匈河將軍,攻破了樓蘭,並迅速擊敗了匈奴在西域最忠實的盟友——車師,3年後,漢朝即將一位宗室“公主”嫁給了年邁的烏孫王昆莫,而匈奴單于也立刻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烏孫王,漢朝公主成為了右夫人,匈奴公主則成了左夫人。

作為西域舉足輕重的大國,烏孫在匈奴和漢朝之間玩兒的平衡木是非常有趣的, 也體現出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在西域棋盤上,漢和匈奴的分量,由於對樓蘭和車師的勝利,新玩家漢朝得以入場,而老的控局人匈奴同樣不願相讓。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候,匈奴對西域的影響力和主動性要遠遠超過漢朝,在趙破奴之後,匈奴又一次進攻樓蘭,從樓蘭獲取了人質。

對於西域,尤其是車師的爭奪,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直到漢宣帝神爵二年,漢朝才終於壓倒了匈奴,完成了對西域的鎮壓。

我們可以想見的是,正是在西域商路的持續輸血之下,按照遊牧帝國標準早應土崩瓦解的匈奴甚至在漢武帝末年實現了一定程度的“中興”,漢武帝太初元年,匈奴終於休養元氣,開始與漢朝大戰,不過這一次結果更傾向於匈奴: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此戰結果不足論,重點在於匈奴兒單于發左方兵,也就是左賢王等部,就有8萬騎,最終消滅了趙破奴的2萬多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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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右賢王在哪裡呢?

(天漢二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也就是說,右賢王的駐地在天山,李廣利突襲之後又被匈奴圍困,險些逃不出來,損失了60%-70%的部下,也就是損失了1萬8-2萬1的官兵。

接下來的二次漠北之戰,李廣利帶騎兵6萬、步兵7萬,加上強弩都尉1萬多人,遊擊將軍步兵3萬人,因杅將軍騎兵1萬,步兵3萬人,總兵力21萬多人北征。

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餘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鬥十餘日,遊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單于本部軍又有10萬人。等到李廣利再次北征時,匈奴兵力可見的記載是: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

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

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

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

3萬+2萬+5千+2萬+5萬=12.5萬人。

這裡的5萬,屬於“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也就是說,並不是傾國之兵,只是精銳。

按照《漢書·匈奴傳》的說法:

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在“罷極苦之”的情況下,匈奴能夠扛住漢朝一波又一波數十萬兵力規模的進攻,甚至屢屢戰勝,要說沒有點“金手指”幫忙是真不行。

然而,西域商路這根“金手指”在李廣利一次又一次遠征大宛的戰爭中動搖了,正如《漢書·西域傳》所言: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當漢王朝的屯戍形成鏈條之後,西域諸國之前左右搖擺的脖子上就被拴上了一根鎖鏈,常態的軍事和政治存在,逐漸絞緊了匈奴帝國的咽喉,而匈奴在西域影響力的喪失過程,也正是其由一個統一的政權,一步步走向地方化分裂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伴隨著弒君篡位和內部亂戰。

而以上的一切,我們在匈奴帝國能夠安定地與漢朝、西域進行關市、貢賦貿易的時代是完全看不到的,正是由於這種貿易關係的斷絕,才讓匈奴帝國由一個封建化的穩定政權退化成為一個草原上的遊牧部落群,等到它最終完成地理意義上的分崩離析之後,整個帝國也便再無重建的可能,只能隨風而去了。

所以說,將匈奴帝國視作一個自然法則支配下的遊牧行國是非常幼稚的,相反它是一個“反自然”的特例,正如它的正南方那個管理組織極度早熟的鄰居一樣,它的種種特質和政權的穩固性,都遠遠超越了之後的諸多草原部落聯盟國家,只不過由於草原文明對於經驗積累的天然缺陷,讓它變成了一個面相模糊的傳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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