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相交遍天下，既有廟堂高士、鄉野村叟，亦不乏世外高僧。他們的名字，和蘇軾、和他們的故事一起，流頌千古，遺芳史冊。
▲《前赤壁賦》蘇軾 撰
蘇軾與卓契順
卓契順本是蘇州定慧院裡從事雜役的“淨人”，跟隨定慧院長老守欽學佛，與蘇軾素昧平生。當時蘇軾的長子蘇邁正帶著一家老小住在宜興，全家人苦苦思念遠謫南荒的蘇軾，但由於山河阻隔，既得不到蘇軾的任何消息，也難以寄送家書。
蘇邁把他的苦惱告訴錢世雄，錢世雄又在閒聊時告訴了守欽長老。卓契順在一旁聽說此事，便自告奮勇要前往惠州送信。他對蘇邁說：“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我願為你們去送家書！”（語載《說郛》）於是卓契順便攜帶蘇邁的家書以及守欽送給蘇軾的《擬寒山子十頌》上路了。
惠州雖不在天上，但仍有一千五百餘公里的路程。即便在擁有現代交通工具的今天，仍然是一次漫長的旅途，更不要說北宋時期了。卓契順風餐露宿、跋山涉水兩個月，從蘇州一直走到惠州，終於在三月初二那天把書信送到了蘇軾的手中。
蘇軾看到卓契順臉色烏黑，腳生重繭，不禁對這位助人為樂的陌生人充滿了欽佩與感激。卓契順在惠州停留了半個月，取了蘇軾的回信就要踏上返程。
蘇軾問卓契順可有什麼要求，卓契順回答說：“唐代有個蔡明遠，是鄱陽軍的一個小校，顏真卿的舊僚。當顏真卿在升州（南京）做太守的時候，百口之家，斷糧斷錢，蔡明遠背米前去接濟，顏真卿心存感激，便寫了一幅字送給他，使世人至今還知道這世上曾經有過一個蔡明遠（《與蔡明遠帖》，著名的行書作品，深得黃庭堅等人喜愛）。我雖然沒有背米來送給大人，但不知能否援引蔡明遠的先例，得到大人親筆寫的幾個字呢？”
蘇軾聽了，欣然揮毫，寫了一幅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贈給他，並在題跋中詳細記述了卓契順千里送書的經過，希望他能因此而名垂青史。蘇軾寫的那幅字沒有能留存下來，但是那篇題跋卻完整地保存在蘇軾的文集中，卓契順的義舉因而流傳千古，永遠為後人傳誦（事載蘇軾《書歸去來辭贈契順》）。
▲《牧馬圖》 蘇軾 畫
蘇軾與佛印
說到僧人，這是蘇軾朋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蘇軾與他們之間的故事很多，主要是關於智慧的領悟、佛法的領悟。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佛印了。關於佛印與蘇軾之間，流傳著很多故事，真真假假，難以分辨。
有一次，蘇軾與佛印同遊寺院。大殿內有一尊觀音像，手持一串念珠。蘇軾問：“觀音自己就是菩薩，還向誰禱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禱告。”蘇軾又問：“為什麼禱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
又一次，蘇軾與佛印對坐，蘇軾說：“古人有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看來古人喜歡將‘僧’與‘鳥’相對。”佛印答曰：“沒錯，我與您對坐，我是僧，您是鳥啊！”（事載《東坡居士佛印禪師語錄》）
很多人因為看了蘇軾跟佛印的一些對話，便覺得蘇軾學禪就是開開玩笑、耍耍貧嘴，事實並非如此。
佛教作為中國當時的一種意識形態，對北宋很多士大夫都有影響。但蘇軾對待佛教的態度是很務實的，他雖然叫東坡居士，但他依然是一個堅定的儒家學者。只是在自己艱難和困難的時候，他會把佛教援引到自己的內心來，幫助自己排遣暫時的苦惱，卻不會因此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答畢仲舉書》中，蘇軾就清楚的表達了自己對佛禪的這種理解與認識：“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
▲《東坡寒夜賦詩圖》局部。
所以，蘇軾認為，對待佛教的態度應該切實，並不在於玄虛飄渺的說理，而應更加關注佛禪對於現實人生的切實作用。龍肉固然華美高貴，但遙不可及，非人間所有。正如莊子所言，有人學了屠龍術，卻找不到龍來屠，終究沒有用武之地。而與龍肉相比，豬肉雖然粗鄙平庸，卻能實實在在地解決飢餓問題。
那麼，對於蘇軾而言，究竟什麼是人生的實際問題、飢餓問題呢？佛教要求空靜、達觀，但是“靜”極便有“憊懶”的傾向；“達”極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險。蘇軾意識到了這個危險的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靜、達，便是執著又不執著。
所謂執著，便是依然要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民生。所謂不執著，就是在面臨人生失意之際，要善於開解自己的心結，要善於轉換自己的心態，要勇於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自然是蘇軾口中的“豬肉”了！
蘇軾與道潛
在蘇軾所結交的僧人中，道潛與蘇軾的交往最為密切，堪稱蘇軾最知心的方外之友。
道潛與蘇軾的密切關係引起了蘇軾敵對者的注意，紹聖三年（1096年），新黨頭目呂惠卿的弟弟呂溫卿任浙東轉運使，他一到杭州，便蓄意羅織罪名打擊蘇軾的友人。經人告發，又查驗度牒，呂溫卿發現道潛原來的法號是談修，後來改為參寥，而現在的名字“道潛”則是蘇軾所改。就以此為罪名勒令道潛還俗，並給予“編管兗州”（今屬山東）的處罰。
北宋有“度牒”的制度，僧尼的名額是由朝廷掌控的，俗人獲得“度牒”出家為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勒令還俗，算是對僧人的重罰。僧人本是方外之人，道潛竟受到通常只有官吏才能得到的“編管”的處分，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
蘇軾命途多舛，他一生中牽累的人不計其數，但受他牽連而受罰的僧人則只有道潛一人。蘇軾聞訊，深感歉疚，便託正在京東做官的親戚黃寔照應道潛。後來得到曾布的幫助，道潛才得以再次落髮為僧。兩度出家的奇特遭遇，是道潛與蘇軾交往所付出的代價，但道潛對之心甘情願。
蘇軾死後，道潛連作悼詩十一首，極表悲痛。不知他此時有沒有想起當年蘇軾寫給他的詞句：“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佛門本應棄絕人間的七情六慾，道潛卻與蘇軾情誼深厚，這縱觀整個文學史，都是非常難得的。但，這種仁愛真誠之心，何嘗又不是佛法追求的一種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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