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發表於2006年的《新財富》專欄上，本篇略作補充和修改。12年前本人就對中國過高的外貿依存度表示擔憂；如今，國內外貿依存度已經顯著下降，但對美貿易順差還是過大，要佔到美國貿易逆差近50%，這也是上週特朗普要對中國部分出口產品增收關稅的原因所在。 19世紀，英國成為全球霸主，由於中國對英國的大量外貿順差，最終引發了讓中國飽受恥辱的鴉片戰爭。20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穩居全球政治和經濟霸主地位；如今，中美貿易戰會否爆發，全球都在關注，我們可否從歷史的視角的思考中國經濟的下一步。
三百年多前,中國就通過向歐洲出口絲綢、瓷器等持續百年獲取貿易順差,如今,我們仍然維持著這樣一種憑藉人力資本優勢獲取貿易順差的盈利模式。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憑藉技術優勢和跨國經營策略獲取了高額利潤。在中國人力資源成本相對低廉的情況下,要改變現有的貿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徹底改變這種模式,必須提高現有生產要素價格的成本,發展高科技，提高核心競爭力。
貿易順差―中國持續數百年的盈利模式
一國經濟增長是由消費、投資和淨出口(即貿易順差)“三駕馬車”拉動的。2005年,在國內消費和投資略顯頹勢的情況下,中國外貿增長迅猛,進出口總額佔到GDP的64%,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頭號主力。過去10年,外貿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表1),貿易順差無疑成了支撐中國經濟的重要盈利模式。
其實,早在幾百年前,中國就選擇了這樣一種憑藉人力資本優勢獲取貿易順差的盈利模式。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一直佔全球第一(一般估算均佔全球的20%以上)。1689年,英國與中國在廣州正式通商,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
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絲綢、瓷器等,維持了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表2),其結果是全球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而歐洲出現了貴金屬貨幣的短缺。
除了歐美貿易外,中國在與東南亞各國,尤其是日本的貿易中也保持順差地位,並從日本獲得了該國出產的大部分白銀。據估計,1550-1800年的大約250年間,中國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佔了這段時間內世界白銀總產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而其他學者較為保守的估計也認為,中國在那段時期至少佔有了全球白銀產量的1/4-1/3。
總之,如此之大的貿易不平衡肯定會導致西方列強為實現貿易平衡而不擇手段,1840年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為獲取白銀而走私鴉片。
靠貿易順差拉動經濟增長之路越走越窄
那麼,在二戰結束後就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的美國,會不會像當年的英國那樣向中國發動一場“戰爭”呢?我想,人類文明畢竟又推進了百來年,在信息傳遞速度和對稱度都大大提高的今天,避免戰爭的能力也相應提高了。但問題是,通過人力成本低的優勢來持續實現貿易順差的模式,能否一直持續下去呢?
事實上,隨著中國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中國與歐美的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升級。
2005年堪稱貿易爭端年,歐美對華紡織品特保爭端是建國以來國際反響最大的貿易爭端,其波及中國就業人數之多、涉及出口金額之巨均為此前中國對外貿易爭端中所未見。2006新年伊始,歐美再度對中國鞋業提出反傾銷。據稱我國已經有4000種以上商品受到進口國的調查。除了出口商品受到反傾銷、反補貼及特保措施等非貿易壁壘阻礙外,西方各國對中國匯率政策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指責也越來越頻繁。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靠這種模式來推動經濟增長的路將會走得越來越艱辛。
而且,這種憑藉人力資本低廉優勢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對中國自身的生存環境也造成了長期的負面影響。清朝時,由於絲綢出口的需求量很大,導致東南省份大量砍伐森林來種植桑樹,而由於人口膨脹導致的糧食需求增加,同樣導致了毀林造田的後果。
因此,中國的森林面積減少並不是近幾十年來的事情,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7世紀。如今,傳統的出口品種已經被紡織、服裝、鞋帽、玩具等取代,但本質還是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在延續兩三百年前就擁有的比較優勢。
當然,與過去不同的是,境外企業在中國經營的加工出口貿易和純出口貿易幾乎平分秋色,中國成為了世界加工廠(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工廠),其背後原因還是因為有取之不盡的廉價人力資本。由此可見,我國外貿比較優勢幾百年來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200多年前由於外貿活躍而經濟富庶的嶺南、江浙等沿海地區,現在同樣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然而,我們在獲得了比較可觀的白銀或美元的同時,我們在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又失去了什麼呢?是生存環境。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後也出現了環境的汙染和大量資源的消耗,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最大供給國也必然產生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
儘管目前我們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2006年為第三）,但與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比,貿易地位恐怕不如那時(當時中國對所有國家的貿易均是順差);至2006年，積累多年的8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只相當於2005年美國GDP的6%,這與200年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白銀資本是不可比的。而且,這種紙幣形式的儲備往往受制於人,且使得本國駕馭貨幣政策的空間減小。以付出巨大代價來獲取不大的利益,這就是中國當前的貿易盈利模式。
西方國家歷史上最突出的盈利模式
我們再來看一下西方國家幾百年來的盈利模式。在遊牧經濟時代，歐洲的勞動生產率要比中國低，但他們的探險精神和求知慾似乎比農耕民族更強烈。當西班牙、葡萄牙等這些沿海國家的航海技術發展到一定水平後，一批批冒險家便有了航海到東方尋找黃金的衝動。
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的幾百年裡，歐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洲，並在那裡獲得黃金、白銀及各種礦產,以此和其他國家交換商品。當這些冒險家們瞭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貨幣是貝殼,於是,他們從馬爾代夫購得貝殼，運到非洲換取奴隸,給歐洲和美洲帶來了大量非洲廉價勞動力。
當然,最終讓歐洲致富的還是18世紀的那場工業革命,列強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技術領先地位,並將這種技術用作對別國資源的掠奪,如英國到了19世紀就成為擁有很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
在過去500年裡，歐洲白種民族以佔領者的身份向美洲、澳洲甚至非洲（如南非）大量移民，從而使得人均土地、森林、礦產和水資源的擁有量遠超全球其他民族。相比之下，中國由於人均資源的擁有量太少，在過去500年裡，一直把溫飽作為奮鬥目標，為此，不得不實習計劃生育政策。
如今,雖然遊戲規則已經文明瞭許多,但西方國家無疑仍處於全球貿易中的有利地位,憑藉著技術優勢和跨國經營策略,總能用低廉成本支配各類生產要素,然後在全球銷售擁有專利技術或具有知名品牌的所謂高附加值商品(如LV箱包的高昂價格只是體現其品牌而非使用價值)。
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現在大家都已經認識到靠外貿來帶動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希望通過擴大內需等辦法來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但問題是理想和現實之間總存在差距。比如,一個年出口50多億雙鞋的中國製鞋企業,是難以通過擴大內需來消化其產能的。又如,我們早在“八五計劃”時就提出“由粗放型經濟增長向集約型經濟增長轉變”的目標,至今也未能實現。
這說明,人們總是傾向於拿最小的成本或唾手可得的東西來換取最大的回報。有人說,中國在18世紀之所以沒有像英國那樣出現工業革命,是因為當初中國人力資源成本要比英國低;英國紡織業採用氯氣漂白技術的發明和推廣是因為英國缺少陽光(曝曬漂白),看來也確有其一定道理。
因此,在現有人力資源成本依舊低廉的情況下,要改變中國的貿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規劃和口號上,必須提高現有生產要素價格的成本,如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等。
總之,中國當今的貿易拉動型盈利模式還將繼續下去,但會越走越艱難。徹底改變這種模式至少還要幾代人的努力,但如果現在還不採取有力措施,恐怕最吃虧的是我們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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