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再远、名声再大、光环再盛，
也从未忘记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陆春龄
一节音乐课的售价是多少钱，
一般的普通老师是200元/一小时，
名师是500~1000元/一小时，
据说朗朗从三岁半到九岁，
在学音乐上面的投资，
就高达三十九万元。
可有一个宗师级别的巨匠，
教别人音乐，分文不取，
他就是刚刚去世的“中国笛王”，
陆春龄。
他的一生，
是鲜花铺就的一生，
毛主席曾8次接见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时，
特地听了他的音乐，
还与他握手，
甚至回国后，给他写贺信。
当然，见证陆老百年竹笛人生的，
还有那令人眼花的奖杯，
水晶的、铜的、瓷的，
中文的、英文的…
可这样的大师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时，
也仅用“吹笛人”这个朴素的字眼，
去概括自己“本该平凡”的一生。
你说，
要成为这样的大师，
得花多少学费呀，
得去拜怎样的名师呀，
没有人能想到，
一代笛王的启蒙老师，
只是一个皮匠。
1921年，陆春龄出生在
上海的一个汽车司机家庭。
他的小名叫陆海根，
根在上海的意思。
家境贫寒的他，在7岁时，
听到了弄堂口摆摊修鞋的老皮匠，
在月光下吹起了笛子，
一下子就对丝竹入了迷。
而这老皮匠，
和瞎子阿炳很像，
不仅笛子吹得好，
琵琶、二胡、洞箫，
样样都好，还通晓音律。
皮匠和陆家几位叔伯一起抱了个团，
吹拉弹唱鼓捣出一支小乐队来。
贫困并不等于没有幸福。
在这住户多为贫苦人的旧式里弄，
“陋巷乐队”汇集了弹琵琶的，
吹笛子的，拉二胡的等，
江南丝竹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陆春龄说：“小小一根竹笛，
清脆嘹亮，喜怒哀乐都可以表达，
所以我从小喜欢。”
老皮匠不懂哆来咪发，
小海根就用工尺谱教他乐理，
上尺工凡六五乙，
高八度加个单人，
低音加一点……
老皮匠则教他调子，
小海根上手极快，
每天坚持练习，
一个小调二十来天就学会了。
从此，
小海根一根笛子拿在手里不离口。
自己的老阿奶时常叹道：
“一天到夜，拿了根破“竹管筒”，
能当饭吃？长大了哪能办噢？”
可她哪能想到，
孙子的“竹管筒”，
在解放后不仅让全家吃饱了饭，
还名扬了全中国，全世界。
上海人最早是
通过收音机认识陆春龄的，
1930年，小海根入小学读书，
改了学名“春龄”。
勤学苦练的他在13岁的时候
得到广播电台演奏的机会，
一曲《虞舜熏风曲》，
随着电波传遍了大上海。
师父皮匠听到了他在电台里演奏，
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陆春龄对皮匠的记忆，
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
就不幸终止了。
“日本人打进来，
他妻离子散，
辗转去了香港，
我再也没看到过他。”
之后陆春龄为了生计，
开过汽车，踏过三轮。
然而环境再苦，
他也始终曲不离口。
有一次，他到江南丝竹名家朱少梅家中聆教，学至深夜无车，只能步行两小时回家，但他却甘之如饴。
“我本来应该念书的，
可是那个时候穷苦，
读书困难，学费涨了一块钱，
家里实在付不起，只好退学。”
回忆起那段岁月，
他说自己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去上学！
在1959年的《解放日报》里，
一篇报道提到过他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深秋，黄浦江头。
疯狂的爵士乐声在美国军舰的码头上喧嚷。
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三轮车工人，
悲愤地望着两个醉熏熏的美国烂水手，
摇摇晃晃地穿过马路。
这两个美国鬼子没给车钱就走了。
这时三轮车夫——陆春龄空着肚子，
从车垫下摸出一支青笛来，
呜呜咽咽地吹开了，
笛声，凄凉悲伤。 ”
“我成天做苦力，
竟然养不起一家人的生活。
无奈之下，
只好一边当工人，
一边编曲子、写东西，
用笛子抒发感情，倾吐苦闷。”
好在，新中国成立了，
他的专长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1955年的夏天，
陆春龄随着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
在首都雅加达广场举行露天演出。
但他登台没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二十来档节目，
陆春龄一个人就要演十几档，
就在吹到《小放牛》时，
砰砰，枪响了！
一时间广场数十万人，一哄而上，
冲破了舞台，四处逃跑。
为维持秩序，
警察不得不朝天鸣枪。
可陆春龄却纹丝不动，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继续吹奏，
神奇的是，刚才还一片混乱的场面，
开始安静了下来。
后来当地的报纸评论说：
“枪声不能维持秩序，
笛声征服了十万观众。”
也是因为这场演出，
陆春龄深深体会了什么是“忘我”
——无论在什么环境中，
脑子里不要杂七杂八，
看到什么大人物，怯场，怕，
这是不对的。
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吹笛子都要全身心忘我。
自己也要感动，
自己不感动，
叫人家怎么感动？
这个就是音乐的魔力。”
还记得幼年学艺时，
那个老皮匠师父就对他说：
“吹笛不许有一点油腔，
指法、气口、力度都要扣紧。”
这种对艺术的认真和执着，
陆春龄一刻也不敢忘。
就在前几年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时已九十高龄的“笛王”，
将一曲音乐演奏完毕时，
却为一点小小的不完美，
要求“再来一遍”。
凭着曼妙笛声，
陆春龄先后八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出访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无论见过多大的场面，
困苦出身的他，
最想要的，
却是为平凡的劳动者演奏笛曲。
他先后去了十几个矿厂参加慰问演出，
在去安源煤矿时，
陆春龄已年届六旬了。
演出原来是安排在市里的大剧场，
但是，他偏偏要先下矿井，
谁劝都没有用。
他说：
“我们来是为一线矿工演出的，
不是做做样子的。
矿工们日日夜夜开采煤矿，
为大家送来光明。
我们有危险，
他们就没有危险？”
他匍匐进入井道，
每到一个作业点，
就掏出笛子，为矿工吹奏。
受矿洞的大小限制，
他不能站，不能坐，只能躺着吹笛。
后来他听说一位老矿工，
因为身体不适没下井时，
还拎起笛箱，找到老矿工，
为他一个人吹了七八首曲子。
1976年，陆春龄被聘为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从此开始演出、教学，
渐渐地，他的名字，
与“中国笛王”的美誉，
叠印在了一起。
有人对陆春龄说：
“您是中国笛子艺术的泰斗。”
他连忙摆手道：“不敢，不敢。”
有人劝他：“你年纪大，
名气大，好搭点架子了。”
他眼睛一睁，说：
“搭啥架子？我有一只架子，
是摆放各种笛子的。
我只晓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架子，
不晓得陆春龄要有啥架子。”
还有人帮他出“点子”：
保姆钞票也好省下来了。”
他急了：“我又没有毛病。
我不贪便宜，不揩公家这个油。”
从年轻时一直到登期颐之年，
出生于弄堂的他，
走得再远、名声再大、光环再盛，
也从未忘记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对此，当有人上门求教时，
陆春龄从不收取分文！
“
凡是一旦称王了，就到了无上的地步，
也就很难再有长进。
我不要什么“笛王”的称号，
我就是一介吹笛人。”
如果说，
一本恭王府家史就是半部清史。
那么陆春龄的一生，
就是半部竹笛的当代史。
其实，早在搬着板凳，
坐在皮匠修鞋摊前听笛声的时候，
他就知道：
艺无止境，
把自己当成泥土，比任何渠道，
都更接近艺术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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