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在家，而是在去博物館的路上，那麼恭喜你，你也正在變好看的路上。
因為陳丹青曾說，其實靜下來了，目光格外純良就是一種好看
博物館，絕對是一個讓你靜下來的好去處！
為了儘可能在一次入館的機會里飽覽更多的藝術珍寶，彼時的陳丹青和大多數追求藝術的年輕人一樣，常自帶乾糧在博物館、美術館泡一整天，直到閉館。
後來，成為藝術家的陳丹青，自己的作品展示在美術館，再到今天，自己成為木心美術館的館長。
美術館，一定對陳丹青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
文：陳丹青
累到閉館出門就睡著再餓醒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訪大都會美術館，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過來的原作之間夢遊似的亂走，直走得腰腿滯重、口乾舌燥。我哪裡曉得逛美術館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睜著，也不知看在眼裡沒有。腦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實一片空白。
撐到閉館出門，在一處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著，還清清楚楚地做夢。
但隨即醒來。餓醒的。
記得獲准留學，行前被江豐老師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說，“到了美術館，就吃點麵包、香腸，這樣子，我們中國的油畫就上去了麼！”
後來呢，後來發現美術館闊人區的香腸麵包並不便宜，而且美術館內不準吃東西：其實是自己窮。美術館餐廳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鐵來回票，對當年如我似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能省則省。館外小攤有便宜“熱狗”，既難吃，也不果腹。怎麼辦呢，於是自備一份乾糧，坐在館外慢慢地咽。
幾年後我進館臨畫，索性煮好茶葉蛋之類中國飯菜隨身帶著，僅為在餐廳落座而叫杯咖啡，頗以為得計。有一回剝著茶葉蛋，鄰座來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樣的日本遊客，叫滿一桌，光是每人飯後那份水果，單價就在三明治之上。
人到了美術館會好看起來
我久已是紐約美術館資深導遊(免費)。業務之一，是當朋友被內急所逼，我通曉館內各個廁所的方位——朋友進去，我等在門外瀏覽觀眾。看畫既久，我本能地會騰出眼睛看看活人。
奇怪。人到了美術館會好看起來——有閒階級，閒出視覺上的種種效果；文人雅士，則個個精於打扮，歐洲人氣質尤佳。天然好看的是波希米亞型窮藝術家或大學生，衣履隨便，青春洋溢，站在畫幅或雕像前，靜下來了，目光格外純良：我所謂的好看就是這意思。
美術館似乎無為而為事先選擇了它的觀眾，觀眾也同館外的世界自然而然劃分開來。也許只是錯覺？要麼理由很簡單：在這兒，人的背景換了。就說拍照吧(彩色膠捲氾濫之後，照片變得醜陋)，在美術館廳堂或藏品前留影，也就比較的可看。
去年在一篇訪談中被問及藝術與人民的關係，我想，我們或許將“人民”和“文化人口”相混淆了。初來，看到音樂廳、歌劇院和美術館的人潮，我不禁感慨：此地的人民真有教養。但我錯了。其實千千萬萬美國人民擠滿在商場、賭場、迪斯尼樂園、流行歌廳、體育館、健身房、電影院，或穩坐在自家電視機前，手裡捏一罐啤酒。
就我所知，古代的藝術和人民曾經關係和諧。意大利人民(包括乞丐和囚犯)擠在西斯廷教堂朝聖，中國老百姓(包括商賈和馱夫)鑽進敦煌洞中禮佛，那時，說藝術等同於宗教，不如說藝術等同於今日所謂“媒介”——我們口口聲聲的“現代”，人民更在乎藝術，藝術更在乎人民嗎？
此間一份社會調查顯示，在男性中有高達百分之四十的人從不去美術館，畢生對藝術毫無興趣。而在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中，去美術館的人數比例也少得可憐——然而這少得可憐的一撮人，就我所見，常使此地美術館人滿為患，一票難求。
陳丹青和他的藝術作品
所以值得比較分析的是各國文化人口在“人民”中的比例差異和差異的原因。今天，將人與人排比而貶褒，未免乖張，我的意思，美術館館裡館外的人群或可測出今昔文化生態的變遷。
報上一則報道說，某日大都會美術館總監親自帶領一群紐約中學生參觀名畫，一位黑人孩子大膽質問總監：您不覺得這種參觀是在提倡精英文化麼(好一個“精英文化”，這是當今民主時代的時髦用詞之一，同我們的“文革”語言多麼神似)？總監同志答道：
“今天大好天氣，星期六，您不在街上和朋友們玩耍，卻來這裡受罪，您不覺得將來您或許也是一位精英嗎？”
在意大利天天消化不良
歐洲。到目前為止，我只去過英國和意大利。
倫敦國家美術館夏季不設冷氣。這無妨，但不列顛的經濟狀況由此可見一斑。意大利的衰亂景象可就觸目了：拿坡里街市，下午兩點，只聽身後一位女子銳聲尖叫，原來皮包被一位美少年生生扯去，上了另一位少年的摩托車絕塵而去。
說來意大利全境找不到美國式的美術館。藝術品都散在大小教堂、宮殿、古堡、豪宅、舊日市府，或者馬路上。在各地名城的街巷遊走，不必進什麼館，隨處可見中古或文藝復興的雕刻遺蹟。那不能叫做“藏品”，終年裸露著，日曬雨淋。
藏品當然有，躲在早先供著的場所，尋訪不易。譬如卡拉瓦喬兩件中期作品，掛在羅馬市東南一座小教堂裡。
教堂還天天用著(一早就有市民為些私事跪在那兒喃喃自語)，你得找到管理員，付了錢，被領到某個漆黑的角落，由他拉一下開關(正是上海民居那種老式電燈“撲落”)，燈泡亮了，先照見金燦燦暗沉沉無數雕飾，然後漸漸看清那兩幅名畫上的馬腿、人臉。
卡拉瓦喬中期作品《聖彼得受難》Crucifixion of Saint Peter,1601
探訪名勝的感受是分不清興奮和疲乏的界限(往往二者都是)，當日還有好幾處教堂要去拜呢。呆看片刻，關燈離去，卡拉瓦喬悄然沒入黑暗，回了墳墓似的。
所謂梵蒂岡美術館根本就是一座教堂城。光是一件緊挨著一件擺滿羅馬雕刻的長廊就有幾十條。先看左邊、右邊？還是這件、那件？在寶庫或奇境之中，目光和腳步是難以節制的。
卡拉瓦喬中期作品《聖保羅皈依》Conversion on the Way to Damascus,1601
判斷、選擇、品鑑、賞析，都談不上，都在過度亢奮而心不在焉之際匆匆走過去了。通向西斯廷教堂的走廊僅供單行，擠滿遊客，前胸貼後背地往前蹭。廣播用各種語言反覆念道：安靜，安靜！
畢加索曾說，去一趟楓丹白露森林，他就得了綠色消化不良症。在意大利，天天消化不良：文化、歷史、藝術，加上大白天搶皮包。
這可敬可恨的美術館
我像小孩一樣積攢過美術館作為門票的各色圓形小鐵片，攢了怕有上百片吧。那是我去熟的地方，但其實我並不瞭解此間的美術館。
陳丹青在數自己收集的圓形小鐵片
據說，過去二十年來西方美術館的功能、角色越來越難定義：文化格局日漸多元繁複、館方資金來源和維持方式諸多變遷，使美術館至尊權威的形象大為降低、軟化，以至庸俗；美術館管理的空前專業化，藝術品藏購手段的極度商業化，當代科技覆蓋一切的制度化，又使美術館門禁更嚴、更深，以至霸道。梵高、塞尚這等梁山好漢活在今天，左右難以逢源，怕是隻有流落草澤的命。
問題已經不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現象，而是這種現象正在或將要造成什麼。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使美術館事業更強大、更完善，並以更強大、更完善的力量有效操縱美術館，乃至操縱文化。
那些倔強耿介的地景藝術家，包括其他種種行為藝術家像不像資本主義朝廷的山林隱士或江洋大盜？不論他們的內心和行為最終能否證實他們有無招安之想，作為異端(相對而言)，他們依然從外部反襯並肯定了美術館難以動搖的存在。
1994年，木心與陳丹青，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門口石階
每到星期一，美術館鎖起大門休息了，看過去死氣沉沉而氣宇軒昂。外星人假如要來攻擊人類，又懂得使用飛彈，“他們”會不會特意瞄準各國的美術館先行發難？
美術館。近年我很難得上一次美術館了，不是沒興趣，是不再經常惦記它。如今讓我神往的事是飛回咱中國，然後到哪座小村莊的後山坡看看走走——客居域外的無根之說早已是陳腔濫調，我也至今難於回答何以長居此地的發問。隨手可以工作的畫室？習慣、方便到麻木的日常起居？還是僅僅出於惰性？
好幾次，從街頭拐角望見美術館門牆高處展覽公告的大旗幡隨風擺動，並發現自己又在朝那兒走過去時，我就想，大概(為什麼是“大概”？)在有形而無意中留我年復一年耽在此地的，就是這可敬可恨的美術館。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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