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不仅全力支持前线的抗战，在外交上还曾经动用个人的影响力实现不占屈人之兵，他在外交场合有一次著名的拍桌狮子吼，这一吼为处于不利战势的国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淞沪之战第二阶段，日本军队数千士兵变装潜入上海法租界内，攻击中方阵地，对我19路军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外交当局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２月２２、２３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忍无可忍，于是射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时英、美、德等领事馆照会中方提出抗议.杜月笙及时侦查获悉数千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他马上通知国军将领吴铁城和蔡廷锴，１９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作为法租界华界的首脑前来参加。
在谈判中面对日本代表村井仓松的强词夺理、威胁恫吓，杜月笙毫无惧色，拍案而起，高声说道：“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地开来，外国朋友也一个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起死在这里！”说完后在全场震惊下，大踏步离开会场。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从杜月笙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是空口白话，而是真的动了火。最后，法租界的数千日军无奈之下，趁夜悄然撤离法租界。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更是以身作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发动群众捐款捐物，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他发动全国各帮派团体向国民党政府捐赠20架飞机支援抗战，组织红十字会开展物资转运、医疗救援等工作。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支援前线输送给养，收容和安置难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他与上海商界名人王晓籁、教育界名人黄炎培等十多人，冒着炮火硝烟，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并为十九路军募集了900万元大洋！蔡廷锴军长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还与戴笠共同组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这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贡献。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到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1940年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高宗武、陶希圣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而这此次事件正是杜月笙设计指挥的。
1939年3月间，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坚持“曲线救国路线”的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作为建立新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军队。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并草签了所谓和平协议《日华协议记录》，声称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
汪精卫的行径，首先触怒了蒋介石，他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杜月笙出于对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的考虑积极处理此事，得知参与日汪谈判的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精卫之意。在得到蒋介石的面授机宜后，他迅速设计成功收买了的高宗武、陶希圣。
杜月笙作为青帮老大，他身上固然有一些难以洗脱的污点，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放弃个人利益，以民族利益为重，说出“人之抗日谁不如我”的杜月笙确实尽力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一切，他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贡献也是不可抹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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