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间流传的胡雪岩败落的故事里，上海道邵友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胡生丝大战的紧要关头，邵扣发了50两“西饷”20天，让本就亏损严重的胡雪岩只能从自家钱庄拆借银两还款给洋人的银行，白脸奸臣盛宣怀又在李鸿章的指使之下，四处散播胡雪岩周转不灵的消息，引发储户挤兑，胡氏金融帝国至此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很精彩，因此就诞生了不同的版本。
台湾小说家高阳在《红顶商人》里写道：
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此处还是50万，到了一本名为《决策中的心理学》的杂书里，又变成了：
此后，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发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
50万，吹着吹着就成了80万了，让你不服不行，有人说，数字是小， 事儿总是真的，但恰恰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
这个段子的起源，其实是清末人刘体仁所著的笔记《异辞录》：
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人家说钱数了吗？没有，那么是不是小说的作者们有特殊的渠道了解钱数呢？
我们回到小说的记载来看，邵友濂兴风作浪的原因是他的身份——“上海道”，负责各省汇来的“还贷”款项的汇总，具体流程就是，各省把应缴银两汇款给“上海道”，上海道再把全部款子转给胡雪岩，最终由胡雪岩还给汇丰银行。
这个程序对不对？咱们来看看浙江巡抚马新贻同治七年（1868年）的上奏：
甘饷银……应解银十四万两……应还洋税银七万两，其余应还洋商借款七万两，业于藩库按数拨发交阜康银号兑交，转解上海运转局投收。
翻译一下，“甘饷银”是当时的一个财政科目，就是有国家规定的，富裕省份向穷省的转移支付，由省与省之间点对点递解，大名叫“协饷”，总数14万两，应还洋税银就是该还给海关的一半，另一半偿还洋商借款，都通过浙江省财政的“藩库”直接划拨给阜康银号，也就是胡雪岩的银号汇兑，由上海转运局接收，转运局的头儿正是胡雪岩。
简言之，没有上海道，或者其兼任的江海关监督任何事儿。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邵友濂把持的江海关应还的汇丰银行贷款，被邵扣发了呢？
这个问题就得上图表解释了。
我们可以看下，西征借款，到1883年11月，胡雪岩破产之时，前三笔已经到期还清，只有后三笔仍在还款付息之中，那么，江海关到底要负担多少呢？请看下表：
江海关承担的6次西征借款本息总额，只有660,000两，再拆开6-7年的还款期，平摊下来，1883年能够扣发的所谓贷款本息能有10万两？
总不至于突然大义凛然起来，要在一年提前还款50万两吧？这玩意儿又不是咱还房贷……
所以事实很清晰了，所谓的扣发还债钱， 让胡雪岩自己垫付给汇丰银行的故事，本身就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在1883年10月初，胡雪岩和怡和洋行的交易中，确实涉及到了一笔汇丰银行11月份的贷款，但其数额只有10万两，所以，怡和洋行的大班为胡雪岩设计了一个资产包的计划。
即胡雪岩出售的2000包生丝，每包作价380两，但是做成一个各占50%收益的资产包，在伦敦售出价格高于380两的部分将由双方分享，但是货款，却是一分钱现金都没有支付的，这也是当时丝业的一个“惯例”，也就是洋行压款，售出后结算货款，往往会达到半年之久。
不过针对胡雪岩1883年11月份将到期的汇丰银行贷款，怡和洋行可以接受以胡雪岩的一半货款和超额收益作为抵押，承接下来这笔年息8%的贷款，条件是胡雪岩要向怡和洋行贷款10万两，年息10%。
这就是一笔没有现金支出的过桥贷款，胡雪岩也并没有得到过38万两的现金，而是拿到了一张“期票”……
如果说历史上真的存在那笔50万或80万的应还贷款的，这个“过桥”肯定不会这么谈了。
事实上，在1883年12月9日的《申报》报道中就提到，在当年10月份，上海银根最紧的时刻，阜康银号按照规定给北京汇去了一笔海关的款项，也就是“京饷”，而非“协饷”或者“西饷”，不过这也只能是纸面划拨，并不存在现金的流失，按理说，胡雪岩仍可以高枕无忧。
事实上，他也是这个范儿，
据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申报》报道：
“昨晨（公历1883年10月22日）九点钟时，胡雪岩方伯诣侯相座船禀见，叙谈良久，礼意有加。侯相即于十点钟登岸拜客……于粮台局拜胡雪岩方伯聚谈片刻。”
一天里，左宗棠和胡雪岩见面两次，作为两江总督的他，竟然没有对上海道扣发50万两或80万两银子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
说到底，所谓的扣发还债钱的桥段，不过是古今段子手的一种想象虚构罢了，最可笑的是竟然那么多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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