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間流傳的胡雪巖敗落的故事裡，上海道邵友濂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在胡生絲大戰的緊要關頭，邵扣發了50兩“西餉”20天，讓本就虧損嚴重的胡雪巖只能從自家錢莊拆借銀兩還款給洋人的銀行，白臉奸臣盛宣懷又在李鴻章的指使之下，四處散播胡雪巖週轉不靈的消息，引發儲戶擠兌，胡氏金融帝國至此轟然倒塌……
這個故事很精彩，因此就誕生了不同的版本。
臺灣小說家高陽在《紅頂商人》裡寫道：
邵友濂又說：‘雪翁，五十萬銀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萬一期前催不齊，你先墊一墊，不過吃虧幾天利息。
此處還是50萬，到了一本名為《決策中的心理學》的雜書裡，又變成了：
此後，盛宣懷串通好外國銀行向胡雪巖催款。由於事發突然，胡雪巖只好將他阜康銀行各地錢莊的錢調來80萬兩銀子，先補上這個窟窿。
50萬，吹著吹著就成了80萬了，讓你不服不行，有人說，數字是小， 事兒總是真的，但恰恰事兒就不可能是真的。
這個段子的起源，其實是清末人劉體仁所著的筆記《異辭錄》：
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觀察，本有應繳西餉，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
人家說錢數了嗎？沒有，那麼是不是小說的作者們有特殊的渠道瞭解錢數呢？
我們回到小說的記載來看，邵友濂興風作浪的原因是他的身份——“上海道”，負責各省匯來的“還貸”款項的彙總，具體流程就是，各省把應繳銀兩匯款給“上海道”，上海道再把全部款子轉給胡雪巖，最終由胡雪巖還給匯豐銀行。
這個程序對不對？咱們來看看浙江巡撫馬新貽同治七年（1868年）的上奏：
甘餉銀……應解銀十四萬兩……應還洋稅銀七萬兩，其餘應還洋商借款七萬兩，業於藩庫按數撥發交阜康銀號兌交，轉解上海運轉局投收。
翻譯一下，“甘餉銀”是當時的一個財政科目，就是有國家規定的，富裕省份向窮省的轉移支付，由省與省之間點對點遞解，大名叫“協餉”，總數14萬兩，應還洋稅銀就是該還給海關的一半，另一半償還洋商借款，都通過浙江省財政的“藩庫”直接劃撥給阜康銀號，也就是胡雪巖的銀號匯兌，由上海轉運局接收，轉運局的頭兒正是胡雪巖。
簡言之，沒有上海道，或者其兼任的江海關監督任何事兒。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邵友濂把持的江海關應還的匯豐銀行貸款，被邵扣發了呢？
這個問題就得上圖表解釋了。
我們可以看下，西征借款，到1883年11月，胡雪巖破產之時，前三筆已經到期還清，只有後三筆仍在還款付息之中，那麼，江海關到底要負擔多少呢？請看下錶：
江海關承擔的6次西征借款本息總額，只有660,000兩，再拆開6-7年的還款期，平攤下來，1883年能夠扣發的所謂貸款本息能有10萬兩？
總不至於突然大義凜然起來，要在一年提前還款50萬兩吧？這玩意兒又不是咱還房貸……
所以事實很清晰了，所謂的扣發還債錢， 讓胡雪巖自己墊付給匯豐銀行的故事，本身就是胡說八道。
事實上，在1883年10月初，胡雪巖和怡和洋行的交易中，確實涉及到了一筆匯豐銀行11月份的貸款，但其數額只有10萬兩，所以，怡和洋行的大班為胡雪巖設計了一個資產包的計劃。
即胡雪巖出售的2000包生絲，每包作價380兩，但是做成一個各佔50%收益的資產包，在倫敦售出價格高於380兩的部分將由雙方分享，但是貨款，卻是一分錢現金都沒有支付的，這也是當時絲業的一個“慣例”，也就是洋行壓款，售出後結算貨款，往往會達到半年之久。
不過針對胡雪巖1883年11月份將到期的匯豐銀行貸款，怡和洋行可以接受以胡雪巖的一半貨款和超額收益作為抵押，承接下來這筆年息8%的貸款，條件是胡雪巖要向怡和洋行貸款10萬兩，年息10%。
這就是一筆沒有現金支出的過橋貸款，胡雪巖也並沒有得到過38萬兩的現金，而是拿到了一張“期票”……
如果說歷史上真的存在那筆50萬或80萬的應還貸款的，這個“過橋”肯定不會這麼談了。
事實上，在1883年12月9日的《申報》報道中就提到，在當年10月份，上海銀根最緊的時刻，阜康銀號按照規定給北京匯去了一筆海關的款項，也就是“京餉”，而非“協餉”或者“西餉”，不過這也只能是紙面劃撥，並不存在現金的流失，按理說，胡雪巖仍可以高枕無憂。
事實上，他也是這個範兒，
據光緒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申報》報道：
“昨晨（公曆1883年10月22日）九點鐘時，胡雪巖方伯詣侯相座船稟見，敘談良久，禮意有加。侯相即於十點鐘登岸拜客……於糧臺局拜胡雪巖方伯聚談片刻。”
一天裡，左宗棠和胡雪巖見面兩次，作為兩江總督的他，竟然沒有對上海道扣發50萬兩或80萬兩銀子這樣的大事不聞不問？
說到底，所謂的扣發還債錢的橋段，不過是古今段子手的一種想象虛構罷了，最可笑的是竟然那麼多人信。
閱讀更多 劉三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