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同为广东人，都是百年世出、开风领潮的人物。
康有为自小深受孔学熏陶，立志当圣人。光绪十四年第一次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现状，请求朝廷取法西方，实行变革，被人目为病狂；甲午战败后召集各省举人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三事，史称“公车上书”，但没有结果。后幸得大学士翁同龢向光绪帝推荐，得以与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同兴“戊戌维新”。
梁启超是广东神童，九岁就能下笔千言，17岁那年在广州得识康有为，拜其门下，成为“康党”。师徒两人在“公车上书”和“戊戌维新”中亦步亦趋、呼风唤雨，一同登上历史的舞台。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法失败后，两人亡命国外，渐行渐远，最后竟至师徒反目、互相攻讦。一个俨然以满洲遗老自居，一个成为坚定维护共和的“国士”。这是为什么呢？
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是康有为领进门的，在治学上也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但是，两人在性格上有明显不同。康有为是自信满满而“太有成见”，其性格略近于“宗教家”；梁启超则富于感情而“太无成见”，其性格略似于孔子所说的“狂者”，兼含诗人和文学家之意味。感情之物，流质易变，梁启超“太无成见”之特性，即植根于其丰富之感情。1915年梁启超自我反省时说：“我发政论，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论亦屡变。”即使维新失败，流亡国外，但康有为一直顽固地做他的“保皇党”，是“保皇党”名符其实的精神领袖和行动家；梁超则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思想主张一变再变，这或许是出于情不自禁。
性格不合只是一方面，但造成师徒反目最重要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彻底分歧，所谓“道不同，不相谋”。
康有为的政治哲学，大致有以下五点：一是认为孔子为天下万世制宪法。孔子之《春秋》，界定人人皆守名分、各得其所，就是说明确了权利义务，是涵达天下万世的宪法。所以立国拨乱致治之道，不需要学习国外，而西方各国之政治，实际上与孔学是契合的。二是社会进化必须循序渐进，时已至则法随之变，时未至不能骤进。三是社会演进的顺序是乱世、小康升平世、大同太平世。四是中国自秦汉至明清为据乱达于升平之世，故当以小康之法治之。五是大同为人类最后之归宿，其条件是废除了家国人已之界限，一切都博爱平等。这样看来，康有为鼓吹立宪保皇，反对革命共和，也在情理之中。
流亡日本，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倾于民权革命之说，后来发展至不谈伪经和改制，对康有为大倡孔教会、定国教等行为屡起驳之，坚持革命排满共和之论。民国元年，梁超四十岁，这时他的政治立场随国体而完全改变，其对民国笔舌宣传、身心并献。他先后担任民国的司法部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在袁世凯搞帝制时，支持蔡锷起“护国军”反之；张勋复辟，则与段祺瑞等马厂兴兵以讨之。这与康有为死心塌地的反共和、以满洲遗老自居迥然而异。
这是由梁启超的民权观念决定的。其视自由为璀璨之花、庄严之神，高呼“于戏！璀璨哉！自由之花。庄严哉！自由之神”；认为“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用者也。”这岂是死命护君宪、一心奉孔教的康老师所能理解和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