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2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从黄帝开始写?

一德格天1


我们知道,《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开始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后一共1362年。写到959年很好理解,之后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宋朝了,就是司马光的本朝了。有趣的是他从三家分晋开始写。

按理说,司马光自幼熟读《春秋》,《春秋》是当时最重要的编年体作品——当然,当时这是五经之一,不仅仅是史学作品。

那么,《春秋》从哪里写到哪里呢?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什么到前481年这一年就结束了呢?因为这一年,西狩获麟,就是抓住了一个动物,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孔子说,这叫麟。捕捉到这样一个动物,仿佛预示着什么。之后孔子就去世了(前479年左右)。圣人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所以,如果司马光上承春秋,理论上要从前480年开始写,但司马光没有这么做。一方面,前480到前403这77年的史料很少。《春秋》已经结束,《左传》记载了一些前470年代的事情,再之后就没有了,《国语》、《战国策》之类的书中,记载也不多,所以司马迁《史记》中,已经不是很详细了。

另一方面,司马光讲了自己的理由,他觉得三家分晋标志着周的礼制彻底崩坏,新时代的大幕由此拉开了。为什么呢?本来,赵、魏、韩三家是晋国的大夫,本来的职责是辅佐晋君。但他们呢?几代人下来,把晋国的土地瓜分得差不多了,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这样以下克上的乱臣贼子,本来应该是人人喊打的,竟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命!由此,周朝的秩序,就名存实亡了。

所以,即使在今天看来,司马光从这一年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拘泥于接续春秋的经学立场,力图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


在野武將


《资治通鉴》的读者群

司马光动手编纂的意图,初衷是为帝王服务的。这套史书的切入点是什么?司马光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从那个历史事件写起?

还原历史,有这么几种可能和假设。一是从皇帝写起;二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国人暴动”写起;三是找一个适应当时形势的历史事件。在这些选项中,从皇帝写起,历史资料缺乏,年代越久远,历史事实越不靠谱。再说,即使现在,有些史实,“家”们都在争论不休,靠出土文物,就别说一千多年前了。当时,神话传说的成分较多。试想,论据都靠不住,论点就很难站住脚了。此条cut。从有文字记载的“国人暴动”写起,司马光难以下笔,也不符合当时的环境和形势。于是,找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于是乎,三家分晋成为首选。

《资治通鉴》的写作班子

有句古语,“士为知己者死”,司马光有三位助手,都是当时的史学大家、文学大家。百度上可以查找到,在此不赘述。历时十九年,写成一部书,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关键是要对当时的皇帝产生正向影响。

从皇帝写起?很不现实。历史材料极度缺乏,能够加以印证的材料很少,能够影响当朝皇帝的材料很少,按年来编写,尽管是饱学之士,也是难以为继。即使写出来,也经不起推敲。

于是,选择一个历史事件,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对黄帝产生影响,就成为必选项了。

《资治通鉴》的开篇

司马光之所以选择“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三家分晋发生的时间。是在春秋末年,是中国社会大分裂的时期,是发生在“春秋无义战”的关键期。此后,我国就进入了动荡的战国时期。

2、三家分晋发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司马光眼中,在三家分晋之前,似乎还有一个“正统的体制”,在此之后,再也无有“正统”了。

3、三家分晋引发的评论。司马光的“臣曰”模式中,文字最长最多的一段议论诞生了!详细的分析了“礼”的地位、作用、意义、影响,阐述了什么是人才?等等。近乎一次上朝的文牒,洋洋洒洒。


韩非子论坛


《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是司马光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下谨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一、司马光能从黄帝或是夏、商写起吗?答案是“不能”!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这种写史方式始于孔子编订的《春秋》。所谓“编年体”,就是按年来记叙史事,所以前提是要有确切的纪年。而我国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才开始有确切的纪年,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实,司马光没法逐年逐年地写。

《史记》同样是一部通史,但司马迁是以“纪传体”形式写的,以人物为纲,不以确切纪年为必要条件,所以他以《五帝本纪》开篇,从黄帝开始写。

二、司马光有必要从黄帝写起吗?答案是“没必要”!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在于“资治”二字,即为宋朝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历史借鉴,也就是唐太宗说的“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这一目的决定了他的写史,侧重于实际的军政、人事,而非缥缈的传说。这一点,和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是有所不同的。

三、司马光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写?

这一点也好理解。因为《春秋》就是写到“三家分晋”前夕,司马光应该是有意接着《春秋》往下写的。《春秋》乃孔子编订,在后世地位很高,司马光大概有点“为往圣续绝学”的意思吧!

另外,发生于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战国史实际是由此开端。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终于封分晋的三家大夫为诸侯,司马光从这一事件开篇,并以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观点,引申了一大段关于君臣名分的叙述,算是一开始就给“资治通鉴”点了题。

可以说,《资治通鉴》这一巨著确实给历代治国者都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当然,受益的并不只是宋朝皇帝!

以上论述有不妥处,欢迎给我留言讨论!更多好玩、好懂又好用的国学历史,请关注我的头条号“三好国学堂”。


三水啸西楼


《资治通鉴》说是编年史,其实就是供帝王治理国家的教科书,是类似于现在MBA的案例教科书,用一个个案例来告诉君王如何趋利避害。因此,从哪个年代开始,也犯不着刨根究底!

与《史记》不一样,《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没有他的"老祖宗"司马迁那般文采,笔下生花。但通过剖析不同的案例来对历史事件进行点评。

比如,《资治通鉴》有这么一段点评:“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这说的是什么案例呢?

说的是周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世宗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

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

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

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

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

《资治通鉴》里面就是一个个这样的案例以及点评。


闲看秋风999


因为司马光,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正经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写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写史而写史,司马光写史更多的是政治角度解读历史。正因为司马光不是一个正经的历史学家,他老人家就不负责对历史进行严格考证。东周以前的西周、殷商、夏、三皇五帝,事件过于久远,历史脉络不是很清晰,尤其是夏以前的三皇五帝,资料很少脉络不清。

为了完成《史记》,从司马谈开始,就搜集整理资料。司马迁更是从18岁起,用了20年时间,几乎走遍汉朝疆域,搜集历史资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用了五十多年时间,搜集资料考证历史,也未能把三皇五帝的历史轮廓和脉络搞清楚。当司马迁写《五帝本纪》,说上古资料神仙古怪,多有矛盾吾不敢信也。因此而拼凑了一个《五帝本纪》。

黄帝到夏朝有六七百年时间,岂能是司马迁的伪《五帝本纪》所能涵盖。在工业革命以前,一个人用一生(50年),都不可能把中国走完。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毁灭文化的运动,一是很多古代资料已经毁灭,二是没有毁灭的资料,也散失在民间,难于征集也难于看到。

自司马迁之后,有很多人试图破解三皇五帝之谜。比如汉之皇甫谧,搜集整理很多资料,写成《帝王世纪》。皇甫谧《帝王世纪》为研究三皇五帝,給后人留下宝贵财富。但是依然未能把三皇五帝的历史,搞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

司马光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正经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没有弄清楚的黄帝到夏朝的历史,司马光不可能去研究考证,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去研究考证。司马光写史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想用历史事件,给后来的帝王及执政者,提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借鉴参考。

三皇五帝的研究,自司马迁开始,两千年来,不断有人研究考证。国家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理清了夏商周的年代脉络,未能搞清楚黄帝到夏朝的轮廓脉络,后来国家又组织《华夏探源工程》,但是依然没有搞清楚。

当代民间史学家王大有先生,提出《三皇五帝》工程,并且取得一定的成就,为三皇五帝的研究考证工作,提供了一个支点。民间史家冷清先生,研究三皇五帝凡三十年,走访大半中国,基本理清三皇五帝轮廓脉络,撰写27万字专著《华夏源考、三皇五帝纪》。

《华夏源考、三皇五帝纪》分上下两部。上部是纪传体三皇五帝历史,以公元纪年,用文言文写作,约六万字。下部为典籍、天文、地理、考古论证,详细论证起自盘古女娲,结束以夏初的历代帝王的历史,计21万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必然彪炳史册。

既然司马光不会也不能研究考证历史,他当然不能从黄帝写起,只能从历史轮廓和脉络较清楚的战国开始,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共计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写作,主要参照五代以前的现成的历史典籍,其中大多数文字是照本宣科,有不少情节带有明显的个人政治观点,有些情节有杜撰臆造的现象。原则上说,《资治通鉴》是历史政治教科书,而不是一部正儿八经的历史典籍,所以《资治通鉴》不在二十四史之列。

在这部书里,司马光总结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质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司马光思想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看不到历史前进的必然。宋朝之弱,始于宋太祖赵匡胤;宋朝之衰败,始于司马光反对变法;中国之衰败始于《资治通鉴》和《程朱理学》。一个伪史学家司马光和一个伪圣人朱熹,从制度上和观念上,让中国从此走向黑暗和衰败(明中期除外),直到辛亥革命结束。


冷清先生


其实道理也不复杂 就是孔子写了春秋 圣人把春秋搞定了 你司马光难道还要和孔子写一样的时代 和孔子比一比吗

所以春秋是写不得了

那么春秋不写 从再之前写起 跳过春秋? 这样也很怪

所以就只好从三家分晋写起了


xiaocao2084


题主,我看并非不从、而是无从写起。你看呢?因为三皇五帝至今尚未上正史。台湾柏杨大作巜中国人史纲》就写三皇五帝为传说时代。还说直到前841年共和時代才有连续的史载。而2005年出版的考古史家王大有大作巜三皇五帝时代》才阐明非传说而是史实。有考古史料、年代、谱系、国都等详细史料。分上下两册。有兴趣的网友不妨上网查看一下,真有兴趣,就去买。


杨奇深


《礼记·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从上面最正宗的关于“礼”的叙述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礼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的原则和纲领。“本于太一”是礼的根本所在。太一是混沌未分,阴阳未判的状态。维护这种至高无上的礼,也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公平正义。这也是尧舜时代就明确了的中庸之道,孔子的一以贯之,老子守一等等三代以前的中华圣学的根脉所在。

不从黄帝开始,三家分晋的时代恰恰是礼教衰微,终酿成周天下败亡的前因。

鉴古观今而知兴替,文章千古事。司马光以深沉的历史眼光和强有力的春秋笔法,维护了中华文明的数千年道统。

有近现代的大学问家指出,古不学王安石,近不学梁启超。是深有所以的吧。


真心守本


毛泽东己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不想班门弄斧。另外,可以看《百家讲坛》姜鹏讲《资治通鉴》第一集。《资治通鉴》是帝王教科书,三家分晋正是封建阶级制度崩溃的典型例子,以此开编意味深长。另外,黄帝这种神话传说根本无从考证,足见司马光修史的严谨性。


海边城市


因为司马光是一个比较有节操的文人,不屑于胡编乱造没谱的事儿。

同时在宋代文史资料已经不那么珍贵,许多人都能看到,并且有很多人都会进行研究,乱写会被质疑专业性。

所以资治通鉴是从比较能拿的准的三家分晋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