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

我叫网坛长青树


这是因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三家分晋。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写《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写起了。

这后面,有一定的背景和原因。

从表面上看,三家分晋,是东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们称之为春秋,在此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

同时,《春秋左传》,他结束的是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这件事情,三家灭了智伯之后,历史就走到了三家分晋的方向,这样如果人们想了解三家分晋之前的历史典故,可以从《左传》里面寻找。

当然《资治通鉴》与《左传》并不是无缝连接,而是中间有真空期。这是因为,三家分晋这件事情,是司马光想要批判的一个重点。

因为在此之前,晋国可以说是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甚至晋文公重儿,还曾经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二位霸主,曾经帮助日渐衰落的东周王朝重塑威信。

可是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个时候,晋国的政权,被韩氏、赵氏、魏氏三个家族瓜分了,晋国的君主,也被废掉了。

在春秋时期,以臣子的身份来驱赶国君这种事情,就跟奴仆赶跑主人一样,虽然时常有发生,但是往往每发生一起,想要作为霸主的诸侯国,都会联合其他的诸侯一起去讨伐他们,有识之士也是要纷纷出来讨伐的。比如当时鲁定公执政年间,朝政中季孙氏、孟孙氏还有叔孙氏三大家族把持朝政,鲁定公敢怒不敢言。孔子就整理了《春秋》这本书,把这些人称之为“乱臣贼子”,孟子则直接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所以在那之前,不论你理由多充分,势力多强大,只要你被定为“乱臣贼子”,大家都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讨伐你的。

可是,现在韩赵魏三家分晋,他们为了把自己的不合法行为变成合法的行为,就向周天子请示,想要把这件事情变为合理合法。没想到,当时的周天子周威烈王接受三家的贿赂之后,居然承认了他们废黜君主的行为。

司马光觉得,这样做的行为,就是把“乱臣贼子”合法化了,也是整个周朝礼仪制度崩坏最严重的行为。

因为,今天你做家臣的,可以废黜你的诸侯国君;到了明天,作为诸侯国君的,废黜你这位周天子,自然也是可以的。

其次,这样的做法,也相当于变相地鼓励其他的诸侯国那些蠢蠢欲动的大夫家族,本来他们对于谋反这件事情还是心有余悸,不敢公开去做,可是周威烈王这样一个做法,许多诸侯国的有权力的家族,就会想着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三家分晋之后没多久,东方的大国齐国,也就跟着发生了“田氏代齐”这件事情。本来齐国是姜子牙的分封之国,由姜姓诸侯把持,后来田氏的势力起来后,就把姜氏的国君流放到海上,自己当起了君主,而当时的周天子周安王也承认了这件事情。

所以,先秦时代政治秩序的崩塌,是从三家分晋这件事情开始的。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天子的决策和作为提供借鉴,而在司马光看来,天子行事,守护规则和礼制,是最为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资治通鉴》的开篇,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这件事情写起。


文士野


都别抢,我来答。

事情是这样的,司马光之所以会选择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而不是以“平王东迁”作为引子,这里涉及一个古代的封建伦理秩序。简单点来说,就是韩赵魏三家公卿大夫破坏了礼制,坏了规矩,君臣之礼荡然无存。

所以你翻开《资治通鉴》的首页就会看到司马光痛心疾首的评论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那么这个君臣之礼是什么呢?

孔老夫子在《论语·八佾》中就说了: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礼”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简单理解的礼貌、素质,它代表的是古代社会下一整套完整的伦理秩序。所以下面分成三个问题来解答一下:

①司马光其人思想;②礼是什么?③礼遭到破坏的表现;


①司马光其人思想与“三家分晋”的关系

司马光在儒学上的成绩不如自己在史学上的突出,他留下的作品大多是对儒道经书的阐述,却不像周敦颐、程颢、程颐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开创自己新的学说。应该说这是由于他把精力大多花费在编撰《资治通鉴》的缘故上,同时又热衷于参与政治。尽管如此,由于他对儒道经书的阐述,依然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同称“道学六先生”。

他深受儒学经典的影响,为人保守,是儒家礼制的坚定拥护者,他属于古代那种保守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思想守旧和迂腐,但是又忠诚和恪尽职守。宋神宗继位后百官给宋英宗制定了一个并不合适的尊号,司马光当即引经据典的予以反驳说: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司马光也极力反对,他的理由是:

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所以司马光执政以后,立马就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因为在司马光看来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变动,变则有乱,同时这也不符合礼制。因为有句话叫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话是孔子说的。司马光对礼制极为拥护,不愿轻易的改变它,所以他当时对王安石的新法评价说:

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

因此从司马光的这些守旧思想上你可以看到他对于礼制和祖宗之法是极为拥护的,在这种守旧思想的驱使下,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其实颇有一种在影射王安石和宋神宗破坏祖宗之法的嫌疑。

当时的韩赵魏三家公卿大夫不仅随意废立君主,后来直接把晋国末代君主废除,瓜分晋国土地。以宋代的眼光去看,这是以下犯上,谋反作乱,而周天子非但不制止这样的行为,反而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承认了他们的地位。

因此礼制就乱套了,连君主自己也不重视礼制起来。于是便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什么会评价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意思就是天子的本职工作就是要维护礼制,维护君臣纲常,那作为礼制的维护者,君主自己本身怎么能够做出违背礼制的事情呢?

而当时宋神宗十分器重王安石,在他的支持下尽罢祖宗之法,推行新的制度。这肯定是司马光不能忍受的,所以当时他明确反对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所以不难发现司马光之所以要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其实就是在宣传自己那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思想,希望后世君主吸取这个教训,注意维护礼制。


②礼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伦理秩序,从道德到现实生活,可以说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的礼制基本上是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上,简单来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是主体纲目,自孔子以后儒家学者多有进一步的阐述,如董仲舒和朱熹。

像关于人际往来以及礼的重要性,《礼记·曲礼上》中就说: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而像做孩子需要遵守的礼制又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飨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茍訾,不茍笑。

所以像孔子对“孝”的阐述就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其实这所谓的“不改父道”就是指孩子要对长辈的权威和行为思想表示服从。

在这套礼制中,连吃饭以及饭菜的摆放位置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说: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

而像君臣之间的臣子需要恪守的礼制则为: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但孔子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臣子的忠诚,所以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而在周代时,诸侯和周天子的君臣关系表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简单来说周天子就是礼制的制定者以及维护者,各个诸侯都需要遵守周天子制定的这套礼乐制度。

所以叫做:

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

综上所述,就会明显的发现,“礼制”它代表的是一整套涵盖了全社会的道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制度,它把人的行为规定的非常详细,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都划分的非常详细。

譬如像做孩子的应该对长辈表现出来的服从为: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

因此当年吕雉把吕雉做成人彘以后,汉惠帝刘盈在看到戚夫人的惨状后受到惊吓,派人去对吕雉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从此以后就再也无心处理政事。

而司马光就对此评价说:

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可见司马光是对礼制的坚定拥护者。


③礼遭到破坏的表现

严重怀疑司马光是在用“三家分晋”来影射宋神宗和王安石改变宋太祖以来制定的祖宗之法,以此表现他的不满。周代的礼乐崩坏主要表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里的“八佾”是指一种六十四人的舞队,一共八行八列,只有天子可以享受这种规格的舞队。而季氏作为一个大夫,按理来说只能用四佾,也就是十六人的舞队。

而季氏僭越礼制使用天子规格,这就是“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也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表现,因为在周代只有天子可以发动战争,诸侯是不能随便发动战争的,除了保家卫国之外。但当时我们看到诸侯之间相互攻打,早期还假借周天子的名义,到了后期直接就不用了。

而“三家分晋”毫无疑问是“礼崩乐坏”的表现,卿大夫们违背礼制,不再忠诚于君主,而且还随意废除君主,韩赵魏三家卿大夫最后更是直接取代了晋国君主,瓜分了晋国土地。而周天子非但不联合其它诸侯一起制止这样的情况,反而把三家大夫册封为诸侯。

作为领导者都这样做,无疑是在鼓励那些卿大夫们取代自己国家的君主。既然天子自己都不遵守礼制,那么这些诸侯和大夫们又怎么会遵守呢?所以司马光一上来就对此作出评论,阐述的就是这个意思。

再联系到当时宋朝在经历了范仲淹变法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情况下,一向十分注重礼制的司马光自然有影射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嫌疑,同时也希望警示后代君主,不要随便更改祖宗之法。所以说司马光之所以会把“三家分晋”当做《资治通鉴》的开篇,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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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知道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资治通鉴》是谁的,以及他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以及文学家。

对于司马光我通过另一个人来聊聊他,这个人就是王安石。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王安石是一个积极的变法派,因此在他的倡导下宋朝开始了王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是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而司马光就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因此解读他的《资治通鉴》首先就要从他的思想上入手。

保守派顾名思义就是信奉思想和观点保守,是遵循传统的。从此处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周威烈王开始了。

一、 遵循祖制,尊重先人

司马光写这本书的时候,本着的是“续传不续经”的原则而写。什么意思呢?就是著书不能超过经典之学,也就是不能覆盖经典。而孔子所著的《春秋经》就是在周威烈王之前的经典,这时不能覆盖的,要不然就是僭越,有“僭圣”之嫌。但是又不能距离太远,所以就定在了三家分晋这段历史之前。

或曰:“《通鉴》何以不续《春秋》?”曰:《春秋》,经也;《通鉴》,史也。经不可续也。

二、 警示皇帝、阻挠变法

《资治通鉴》第一卷就是周威烈王封魏、赵、韩三诸侯,韩赵魏原本为晋国的大夫之流,而周王将其列为诸侯是有违礼法的。司马光认为周朝的王制即周朝的祖宗之法是在周威烈王封三晋而崩溃的,此举意图警示皇帝宋神宗,希望阻止王安石改革。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另一层言外之意就是守护“祖宗之法”。


《资治通鉴》作为一本帝王之书,也就是写给皇帝看的。都是从治国、治官、治民等治理天下的宏观的层面来描述历史的。而司马光认为治国、治官、治民的根本在于礼制,在于信。

从这两点上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要设定这么一个巧合的时间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始。


这个历史很正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有一定原因和目的。


一,《资治通鉴》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写起的原因

周烈王是周朝36代君王,公元前376一一369年在位。周朝自从公元前77O年进入春秋时代起,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周天子号令诸侯的权威下降,齐丶楚丶秦丶晋等诸侯坐大,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称霸。到了就在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朝发生了"三家分晋”事件,这就标志着周王室己名存实亡,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三家分晋”是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所以,这就是《资治通鉴》开头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写起的原因。


二,《资治通鉴》写作的目的

司马光写巜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通过自战国始,终于后周其间1362年的史实,警示后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本昌谈历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而《资治通鉴》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写,这显然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后决定的。


战国历史的开端

在《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句话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这个事情在当时无意是一个爆炸性事件。

在此之前,虽然晋国王室已经名存实亡,晋国的国土基本上都已经被韩、赵、魏三家控制,但是三家的领袖名义上仍旧是晋国的大夫。而随着周王室的正式册封韩、赵、魏,意味着战国七雄中的所有国家都正式出现。因此该事件可以作为战国历史的开端,也是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岭。


在这段历史记录后面,司马光又写下来对于此事件评论,这也是司马光把该事件作为《资治通鉴》开篇的另一个原因。

韩、赵、魏三家分晋,按照现在的观念来看可能觉没什么问题,胜者为王嘛。但是,按照古代的观念尤其是司马光的观念来看,“臣子用武力手段,而不是德行直接攫取了国君的国土。”这是是乱臣贼子的行为,是要狠狠批评的。

这与此前发生在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里还可以有一块遮羞布,那就是田齐是作为姜齐的继承者,而不是直接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说是田和德行好、民众拥戴,也是可以的嘛。

因此韩、赵、魏被周王室所承认,这种行为是历史上没有出现的严重僭越的情况,司马光把这件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是符合司马光所谓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编书理念。


浮沉的历史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卷第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史记·周本纪》

  • 这是资治通鉴的第一件纪事,讲述的是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资治通鉴》的开端。

为什么司马光会选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呢?司马光在此后的一段议论中给出了答案。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 《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历史书,介绍的都是历朝历代兴亡得失的事件,可以给皇帝以治国的经验教训,司马光编撰历史书,肯定带这他的历史观,而他的历史观,就存在于这一段议论当中,国家治乱的根本是什么?

  • 司马光认为,在于皇帝有没有按照礼法(纪纲)来治理国家,西周建立,已经确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度来保证国家的稳定,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力量衰微,但是宗法制和分封制仍然继续实行,旧社会秩序仍然存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竞相争雄,也始终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在周王室的旗帜下,消灭反对势力,并没有夺取天下,取代周王室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把周王室消灭了,定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那么自己国家再强大也必然会灭亡,这种由于礼法的存在而形成的相互制约的关系才是国家得以稳定的表现。

然而,三家分晋把这一切都破坏了,而且,是周王室自己破坏的。

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破坏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也就破坏了周王室的统治基础,破坏了纲纪礼法,(于是《史记》认为这是震动九鼎的大事)既然卿大夫可以做诸侯,那么诸侯也可以做王。

于是此后战国时期就变成了争夺天下的统一战争,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灭东周,结束了这个小王朝。周王室灭亡的种子,在三家分晋的时候就已经种下。


孤独的始皇


一般来说,一个人呕心沥血,花费时光去写作一本书,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对不对?要么卖书于市场,要么邀名于学术。

但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既不求名亦不求利!

司马光求的是让“大宋皇帝听他的话“!

如果想让一个人听话,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恐吓!

对,司马光就是拿着《资治通鉴》在吓唬大宋皇帝。

司马光说:

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然后开始讲故事: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皇帝,您看看,周天下就要大乱了,国将不国了。”

哪一个皇帝听见这句话会不害怕,会拒绝继续听故事呢?没有!

于是,故事继续。

千言万语四个字“变法不对!”

当年,周天子为了贪图韩赵魏三个国家的财宝改变分封制度,准许他们超越卿大夫的本分,导致了礼乐崩坏,周天子失去天下。

现在王安石变法“为朝廷敛财”,改变祖宗之法亦是取祸之道呀!皇帝!变法要不得也!


葭明通半瓶历史


《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写了这么一段话:“四海之众,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士庶人。”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强调了礼法的重要性,天下的百姓都要受到天子一个人的统治,统治是有阶层的。天子统治卿大夫,卿大夫统治百姓。但是天子毁礼法是从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的,这一年就是公元前403年。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也就是同意了魏赵韩三国的诸侯地位。这三股势力之前就有独立的野心,然后联合灭掉智伯,实力强大之后,便分裂了晋国。而晋国又是周朝的嫡系封地。此时周天子势力衰微,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毁了礼法,承认了魏赵韩的诸侯地位。


黑子爱篮球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是宋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读书人奉孔子为圣人,儒家弟子,孔门后人。书必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孔子作《春秋》,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间春秋时代的历史。全书不过一万六千多字,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文风,被历代文史学家奉为经典。《史记》评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叔孙氏车子锄商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作《获麟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神兽当出盛世,如今春秋列国纷争,礼崩乐坏,神兽现世,乃是不详之兆,从此绝笔。

《春秋》高深似山海,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集《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说明《春秋》的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增加无经的传文。《左传》作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传文比《春秋》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略提三家分晋。

《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皆为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继《左传》之后从前403年开始,一是考虑时间上的衔接。二是出于对孔圣人的尊敬,古人讲“不能望其项背”。若接《春秋》从前481年开始,司马光岂不是自诩圣人,当受世人诟病。三是因为三家分晋,赵氏当兴。宋朝国姓赵,臣子作书不能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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