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著史傳統曾經讓我困惑，為什麼一個朝代的歷史要由下一個朝代的人著述？為什麼當代人不肯著當代史？
我近來趕時髦研探民國的資料，才明白古人的苦衷。
民國在1949年之後，成了割據臺灣的一個地方政權，以傳統的眼光看，它已經相當於前朝，理論上大陸方面可以由官方出面修撰中華民國史了；可是依我個人的感覺，現在假如修民國史，還是有些過早，很難保證其客觀。
民國離現在太近，從它創立至今，不過一百年多一點時間；從它逃離大陸至今，不過六十多年時間——許多當事人都還活著，許多利害相關方還在使勁掩蓋真相，許多當時的恩怨仍糾纏不清——假如現在修撰民國史，不可避免會夾雜進當代人的情緒與利益，重現北齊魏收修史的尷尬。
魏收是北齊有名的才子，公元551年受命修撰《魏書》，皇上高洋給他設立的原則是：“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拓跋燾）誅史官。”
可是在實際操作中，魏收的筆卻很難直得起來，他遇到了四個現實問題。
第一，他的助手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乾等人或明或暗地徇私，他們的“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
第二，魏收本人也不乾淨。有個叫陽休之的人曾對魏收有恩，魏收對陽休之許諾說：“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魏收得到撰史之權後，陽休之要求他兌現承諾，魏收只好曲筆。
陽休之的父親曾做過北魏的北平太守，在任上有貪虐之名，為中尉李平彈劾獲罪。魏收想美化他，便閉著眼睛說假話，說陽休之的父親在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說，他與李平“深相敬重”。
第三，魏收不得不為現政權避諱。
爾朱榮是北魏的叛賊，為惡甚多，但因為當朝皇族高氏出自爾朱榮一系，且爾朱榮的兒子仍受皇家厚待，所以魏收在給爾朱榮作傳時，便犧牲實事求是的原則，“減其惡而增其善”。
第四，魏收很難做到讓《魏書》傳主們的後人滿意。
當時，北魏剛剛正式亡國，許多傳主們的子孫還有權有勢，很在乎他們先人在歷史中的地位。因此，《魏書》甫以公佈，立即引起軒然大波，一時間向朝廷投訴的家族有一百多戶。他們投訴理由主要有三條：（1）沒有充分記錄他們先人在北魏朝的權勢，“遺其家世職位”；（2）將他們的家族漏掉了，“其家不見記載”；（3）對他們的先人之評價不客觀，“妄有非毀”。
皇上高洋親自介入此案，專門組織會議討論，終也沒能平息爭議。
高洋帝去世之後，高演、高湛二帝在輿論的壓力下，又相繼過問此事，讓魏收對原書進行修改，可前後折騰了十幾年，到底沒能給《魏書》摘掉“穢史”的帽子。
我私下認為，官方民國史的修撰，到公元2049年之後進行比較適宜，因為一般說來，一百年之後，才可以給一段歷史蓋棺定論。也就是說，假如想客觀地看待一段歷史，需要保持足夠遠的距離，要遠得讓當事人與直接相關利益者都基本死光。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做三個假設，一是假設相關當事人的壽命為八十歲，二是假設當事人闖入歷史時為三十歲，三是假設人類代際更替的時間為30年。
以此可以推算，某一歷史事件發生後，它的當事人一般會在五十年後全部去世，他的子輩大概在其後三十年內逝去，他的孫輩大概在其後六十年內逝去。
正常情況下，一個家族對祖輩的直接記憶與情感，超過孫輩就淡漠了，而且利益色彩也相應消褪。這時候著史，基本可以擺脫感情及利益漩渦的左右。當然，如果歷史當事人的家族一百年後依然權勢熏天，則另當別論。
一百年，對於人類個體而言，是個非常長的時間段——沒有幾個人能幸經歷其首尾；但假如放在歷史的框架內觀察，尤其是放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框架內觀察，它卻非常短暫，幾乎等於一瞬。
從另一個角度講，人類對歷史的認識，與通常的直覺並不相符合。我們通常的直覺認為：越是靠近歷史現場，越是真實明白，當代人寫當代史，最為妥當。
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歷史認識也有“燈下黑”現象，往往越靠近當代的歷史，越讓人糊塗。
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當中，每個人當下的生活都是未來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每天都參與各種事情，每天都在聽各種新聞，每天都與身邊的同事朋友談論各種時事，每天都努力地想見證這個世界；但是，我們真得了解今天身邊所發生之事情的真相嗎？即便我們親眼所見，或親身經歷的事件，我們能知道它真正的來龍去脈嗎？我們能保證不帶著情感與偏見去認識這件事嗎？
回答是否定的。
因為每一個歷史事件發生時，當事各方一般會基於種種利害上的考量，刻意隱瞞真相，或者混擾視聽。因此，真相往往需要足夠的時間去脫敏，才能慢慢呈現。
另一方面，歷史是遵循因果律向前發展的，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產物，每個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歷史上的因緣；只是這種因果關係，並不明顯，當事者一般難以清晰地察覺，它也需要時間去慢慢呈現。
具體說來，一個新聞事件變成歷史事件，大致會經過四個過程，需耗時五十年左右。
第一，新聞工作者對該事件現場的探究調查。
第二，若干年後，當事各方人士的追憶。
第三，事件當事人去世，後輩為其立的傳記（古人稱譜牒）。
第四，政府相關檔案資料的解密，及個人日記等材料的公佈等。
這四個過程產生的材料，通常被稱為基本史料，只是這些基本史料可能都靠不住。
第一種史料，往往容易受調查者與被調查者，個人立場與情感的影響；而且當時現場採集到的證言等，未必全是真話，可能只是宣傳。另外，採訪者受個人角度的侷限，可能僅看到了一端，或一個局部，而不能看到該事件三維立體的全貌，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第二種史料，夾雜著過多個人感情色彩，且因為各種利益上的考量，回憶者一般會本能地為自己諱，為尊者諱，非理性攻擊仇人，有時甚至會故意說假話。
第三種的史料好處是，能比較系統地反映傳主的生平，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但壞處是，凡關係傳主道德之事，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涉嫌曲筆或掩蓋。看看當今市面上各種政治人物的傳記，只要是五十年以內者，幾乎沒有客觀性可言。
第四種史料，相對較為權威，但它們有碎片化與雜亂化之弊，很難完整地呈現全局及事件的本末；而且還可能有官樣化、表面化的傾向。
歷史工作者需要站在各種利益漩渦之外，將上述四種基本史料進行整理與比較，透過各種迷霧，以時間為順序，梳理出符合那段歷史因果邏輯的線索；以空間為結構，搭建起那一段歷史的整體框架。如此，才稱得上真正著史。
近些年民國史研究雖然火熱，可真正能夠放開手腳探討的部分，也就是北洋時期的前期，準確地說，是公元1921年之前。公元1921年之後的民國曆史，主要是國共兩黨的角力史，因為牽扯著大陸與臺灣的現政權，估計短期內很難直筆不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