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歷史的風雲，來到了三千年前的春秋時期。
青銅器《秦公簋》，自1917年出土後，百餘年來成為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點。為何呢？循著前行者的足跡，我認真學習研究秦公簋的有關資料，索隱求真，去理解藏品背後的先人思想軌跡及其文化現象。
秦公簋自1917年在甘肅禮縣紅河鎮王家東臺一處窖藏出土後，持續性的引發了“研究熱”。從大學者、古文字學家柯昌濟、王國維開始，先後有馮敘倫、羅振玉、郭沫若、商承祚、吳其昌、馮國瑞等專家學者，都對秦公簋銘文進行了研究。但由於銘文自身交待不清，加上先秦史料太過缺乏，因而給研究帶來一定的困惑，各家所下結論不一，延續到今天，仍是一筆“糊塗帳”。
一是製作年代上的分歧。王國維認為此器作於秦徏雍後，用於供奉西垂神廟。而郭沫若等人認為是秦景公時器。李學勤等人則認為是秦穆公時器。而名不見經傳的當地學人陳澤老先生引經據典，認定是秦襄王時期。諸種說法，終未有定論。
二是銘文內容上理解不同。由於字有印模斑印，損傷殘泐痕跡明顯，拓本不夠清晰，加之古字難識，異體字多（金文有的字多達六十幾種），因而大家辨讀起來，各持其據，譯文不能一致。
三是對銘文內容解讀上的分歧。因銘文上未標明年代器主，尤其對關鍵銘句“十有二公”的說法存有較大疑義。具體指的哪十二公，眾說紛紜。我對當地學者陳澤的看法較為贊同。他經過大量研究、實地考察，對大家之論剖析研勘，尤其從歷史文獻，銘文字體的辨析，與同期出土的秦公鍾、鎛銘文的比對等等，言之鑿鑿，證明“十有二公”，實自中潏（秦襄公）始，莊公止。秦公簋為襄公（名中潏）在公元前77O年所制，應是秦開國紀元之器。這種說法直接否定了諸多學者之論，膽識卓見非凡。我覺得，幾千年前的事，考證起來頗難，非要有陳澤的勇氣、智慧、堅韌不可。
但大家較為認可的意見也不少。一個共同的看法是，此銘文使用的陶泥活字板，是中國活字板之祖。在商周金文中，至今未見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種陶泥活字鑄銘工藝，應比北宋畢昇的陶泥活字板印刷術早1500多年，比德國人谷登堡銅刻活字印刷早2000多年。 考古學家馬衡認為：秦公簋是用戳字印字在土範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學者郭寶鈞說，春秋而後出現秦公敦（同簋）者，銘文系用塊塊印模字連續印成，這或是受了圖案印模的影響，推廣到文字方面的嘗試，應推為中國活字板之祖。
歸納一下說，秦公簋鑄銘工藝應開宋代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發明創造的一項重大科技成果，是春秋戰國秦人創新精神的體現，反映出那個時代先人的文化創意特點。
意料之中的是，
專家學者對秦公簋銘文書法藝術大都進行了肯定。普遍認為其銘字體規整嚴謹，疏密有致，靜穆大方，遒勁爽利，清雅瀟灑，是春秋時期西戎秦國使用的一種標準化文字。在對簋銘研究文獻初步學習後，著重對銘文書法進行了研究性臨習，感到與商周前期金文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說，走出了成熟金文之規範，是處在正規金文與秦小篆的一種“過渡體”，展現出獨特的“另一面”。
秦公簋出現的年代，是秦立國之初。因周平王東遷，秦護佑有功，開始受到周王賞識，成為一方“諸侯”，並接管了西土。文化上承繼周朝，逐步拉開了爭霸天下的序幕，為若干年後秦始皇一統天下，奠定了基礎。
這是一個新生的政權，國力不斷上升，《秦公簋》作為開國紀年的器物，其銘文內容自然氣魄宏大，歷數秦先公創業偉績，述天時地利之優，發豪邁壯闊誓言，自信心滿滿。且不說陶製字符活體印銘，工藝上一絕佔了先機，書藝也是高人寫就，與書寫內容相得益彰，珠壁雙合。
書體金文寬博大氣，勁健雄渾，棄捨周金文的莊嚴肅穆、雍容典麗之風，代之而來的是一股強悍雄風，筆法靈動，圓轉剛狠，蒼勁有力，籠蓋四野，似乎挾帶著大西北的空曠淒涼和粗獷威勢而來，撥動著人的心絃。
字勢靈動，汪洋恣肆，自由率意，透著一種自矜自信，比周金文顯得更加開放，更加雄強，字裡行間，似有勃勃生機。
章法參差錯落，不衫不整，如亂石鋪街，甚至還有點漫散零亂的感覺。但這種散漫之中不也蘊含變革的意味嗎！從藝術的角度看，照樣呈現出一種獨到之美，一種韻律之美。
學習金文大篆，搞懂弄清大篆、小篆轉折時的書法形態，確實必要。
本文由侯和平原創，歡迎關注，帶你一起長知識！責任編輯：梁飛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