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防大學·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 作者：唐永勝
世界局勢正在經歷深刻演變，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它們互為因果、相互交織、複合激盪，近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也似乎從多個維度印證了這樣一個變化的世界，稱之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實際上，關於世界變局，較長時期以來一直屬於學術研究的重大課題，許多中外學者都做出了積極探索，成果頗豐。基辛格甚至認為當今國際體系正在經歷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進一步討論中，也多次涉及到這樣一個疑問:今天世界面臨的變化與 20 世紀曾發生過的重大事變相比較，究竟哪一個更為顯著? 所列舉的事變包括美國與英國的權勢轉移、兩次世界大戰、波及廣泛的民族解放運動、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要回答這一不可迴避的問題，需要系統深化對今天世界變局形成機制原理的理解和認識。
一、體系變遷——世界變局的實質內涵
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維度觀察世界變局，相應地也會得出不盡相同的結論。如果從烈度或者從其帶來的直觀衝擊上考察，今天的變化也許比不上上述提到的重大事變。但是如果從內涵和性質上分析，今天的變化則更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已經帶來並且繼續帶來十分深遠和廣泛的影響。也有人借用世界經濟長波理論或世界政治長週期理論來探討世界的變化，這些理論雖然仍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在總體上已不能很好地概括局勢的新發展新變化。如康德拉季耶夫的經濟長波理論或莫德爾斯基的國際政治長週期理論，這些認識工具運用到今天的變局，確實已經顯得力不從心。
▲ 康德拉季耶夫的經濟長波理論
歷史不是簡單的循環，特定的哲學抽象必須與當前世界複雜的現實發展緊密聯繫起來，否則就會變成僵死的理論。世界面臨的是重大的結構之變和性質之變，而不是簡單的週期之變，更不能歸結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宿命式結論。現實迫切需要具有“大視野的方法”，圍繞新千年的上下一百年甚至用更長的歷史尺度來考察世界大勢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演變。
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經涉及到從力量結構、權勢轉移、大國競爭、發展模式、全球治理以及秩序變革等諸多重要角度和層面對這一問題的解讀。其中，從國際體系變遷角度認識世界變局需要引起更多關注，並且應該進一步深化。甚至也許只有從國際體系及其演變的視角，才能更全面更系統地解析世界的重大變化。也就是可藉助或運用類似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注重對體系演變中正反向邏輯及其的追蹤、挖掘與綜合，才能更好地認識不確定性顯著增強的 21 世紀的世界。如果缺少全球性、歷史性和整體性的系統分析，難以破解如此重大的課題。
自從 20 世紀初以來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國際體系總體上處於一個自由資本主義佔主導的長期的擴張進程，主要表現形式是跨國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全球性擴張，期間這種擴張確實也受到反制，包括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衝擊，甚至還爆發了兩次破壞極大的但仍屬於體系內的帝國主義戰爭，然而國際體系得以維持的基礎不僅沒有根本動搖，還週期性得到鞏固，基本保持了擴張 － 危機 －調整 － 擴張的態勢。
最典型的示例當屬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蘇東國家在原本脫離體系並且建立起一個平行的體系之後，70 多年後又被重新納入到以美國霸權為主要標誌的國際體系之中。由此而來，蘇東劇變也就構成了體系擴張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 20世紀 70 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融入體系的過程。結果就是國際體系拓展到新的水平，美國鞏固了空前的霸權，乃至被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實現了“美國治下的和平”，甚至達成了“歷史的終結”。
然而世界歷史沒有按照這一單調的線索演進，自由主義學者所鼓吹的“歷史的終結”不僅沒有實現，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反而遭遇深刻危機。從20 世紀 90 年代初至今，在不到 30 年的時間裡，美國霸權就出現了明顯的頹勢。由此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特朗普得以當選美國總統，其信條就是“美國優先”，“讓美國再一次偉大”。長期以來，美國霸權的護持主要依賴軍事實力和金融實力，而發展至今，這兩種手段的運用都受到日漸增多的制約，邊際效應趨於減少，甚至在一些時候已經得不償失。
2007 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及其隨後帶來的全球金融動盪，影響十分深遠。當貪婪的金融資本發明了次級貸款，將盈利的目標拓展到社會最貧窮階層的時候，就意味著經濟模式已發展到某種極限，金融鏈條總歸要發生斷裂，危機的爆發已不可避免。曾在全球化進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觸及天花板，源於冷戰勝利而獲得的紅利已經失效，金融資本擴張邏輯難以持續，甚至已達到飽和狀態，世界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危機從美國拓展開來，不僅發展中國家甚至也包括主要的發達國家都感受到衝擊和壓力。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發展模式危機，“本質上是經濟斷裂、社會斷裂的必然反應”。
美歐國家內部貧富鴻溝加深、社會撕裂嚴重，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抬頭，各種反全球化呼聲高漲。本來在一體化建設中領先其他地區的歐盟，也遇到了困難，英國脫歐甚至可能產生連鎖衝擊。甚至在可預見的將來，歐洲政治一體化進程也將處於總體守勢。
而在軍事領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戰爭，不僅耗費了美國的大量資源，而且嚴重損害了其霸權信譽，從戰爭開始，歐洲一些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距離就表現出來，之後越拉越大。而到了特朗普上臺，美歐裂痕更趨向明顯。恐怖主義勢力氾濫具有十分深刻的世界政治內涵，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失敗的集中表現，而在根本上則凸現了國際體系內在固有的結構性缺陷，那就是權力和利益過於向霸權國家和西方國家傾斜，從而極大損害了世界各國廣泛的生存和發展利益。
在多年的反恐戰爭中，美軍可以取得一場又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但卻不能為美國帶來政治、經濟收益，更不能化解中東地區的安全困境。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即使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其運用也要受到國際條件的限制，不顧限制而任性運用必然會帶來嚴重的國力透支。如果說，“就像自然厭惡真空一樣，國際體系厭惡不受約束的權力”，那麼歷史發展到今天就更是如此，依靠對外軍事擴張、殖民掠奪來獲取利益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何況在當今世界戰略武器威懾強化、全球性問題積聚增多、相互聯繫程度加深等新的歷史條件下，依靠純粹軍事手段已經不能很好解決根本問題，挑起戰爭將帶來更深重代價，不會成為最後的贏家。
美國霸權的衰頹反映到世界範圍，結果就是現有國際體系已經進入超載狀態，亦即國際體系現有的秩序規範和制度安排已經不能滿足各國更為廣泛的對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也不能為廣泛的安全和繁榮提供必要的條件。體系的根基已經開始動搖，世界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中。由此帶來的廣泛影響，涉及到權力結構、國際秩序、全球治理、發展模式、社會結構、文化理念以及價值觀等，全球政治的諸多方面都面臨深刻演變。
當然，不論未來如何發展，都不能與過去的歷史割裂開來。由於自 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範圍基本的國際關係原則得以規範和確認，制約世界大戰的力量總體上在增長，更多國家致力於推進有效的全球治理和廣泛的多邊合作，所以在今天的世界變局中並不一定會爆發大規模劇烈的軍事衝突，但在變化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將是空前的，過程曲折漫長並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二、系統效應——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世界
如果從積極的角度理解體系超載，其意義在於為體系變遷或變革提供了條件，為國際關係的進化提供了新的機遇。歷史已經進入國際體系深度變遷的新階段。就現階段看，雖然和平發展大勢不可逆轉，但與此同時世界範圍不穩定因素增多，大國競爭加劇，國際安全面臨更多挑戰和風險，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需求日漸增強。俄羅斯科學院的研究預判的結果是，全球化形態將發生根本改變:“世界已經進入國際關係緊張、經濟金融動盪、新老一體化核心間權力重組和充滿不確定的長時段中。”2019 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指出，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危機就在於舊世界正在死亡，而新世界無法誕生，在這個過渡期，各種各樣的病態症狀就會層出不窮。”
▲ 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在第55屆慕尼黑安全會議開幕式上講話
世界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局面或者人們產生如此擔心，根本原因正是在於國際體系處於深度變遷進程之中，且其發展方向不明朗，國際體系的構成要素自身在轉型，而影響要素則不斷增多且發揮作用的條件也在持續變化，所有這些要素錯綜交織共同發揮作用，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一個變動中的紛亂世界。就像遭遇到深秋的凍雨，幾乎所有人都不那麼適應，不論是全球性挑戰還是國家治理難題，不僅得不到疏解，反而更加突出，困難甚至是有增無減。
首先探討國際體系的構成要素。吉爾平認為國際體系變革主要存在三種形式——
■一是國際體系中行為體性質的變化；
■二是在特定體系中居於支配地位國家或帝國的興衰，實際就是力量格局的變化；
■三是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主要包括國家間作用過程和規則的變化。
為有利於與影響要素做一個更清晰區分，實際上可以將這三種變革形式概括為國際體系構成要素的變化。在現行國際體系的構成要素中，雖然以主權為原則、以國家為基本單位仍然是體系運行的主導形式，但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機制、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事務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也就是“行為體多元化和主權原則鬆弛化在全球層面已經表現出來”。
由此也更容易理解約瑟夫·奈的觀點，即當前世界正在發生兩種關鍵的權力更替，而正是由於權力更替使得全球政治複雜性的不斷增加。
由西方國家向東方國家的權力轉移
在信息革命影響下由政府到非政府行為體的權力擴散
現實確實如此，權力趨於分散的基本態勢已經形成，國際格局進入加速調整和演變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 一 ]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陷入嚴重危機，難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和途徑，實力相對衰落已成為事實，其控制世界的能力和意願都在下降。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有更多的人認可所謂的“西方的缺失”。
[ 二 ]是一些非西方國家在較長時間裡保持了快速發展勢頭，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力量明顯上升，正在打破幾百年來一直由西方少數國家壟斷世界的歷史，引起了國際力量重新分化組合。
[ 三 ]是中小國家發展雖難有大的起色，但生存條件總體上得到改觀，並且有的國家還掌握了一定的威懾手段，形成了針對強權的某種反制能力，自主發展的意願也相應增強。
[ 四 ]是非國家角色顯著增多，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一些“低位政治”議題上甚至形成了不亞於國傢俱有的能力。這些變化共同引起幾百年來以霸權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出現結構性鬆動，最終必將加快演變走向變革。
新的權力結構正在形成當中，影響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途徑也在增多，大國的特殊性趨向削弱。在一個多樣化的世界裡，任何強權都不具備足夠資源和條件去決定他國人民的命運，更改變不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潮流。
國際關係民主化需求隨之增加，國際社會需要努力形成開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模式。應對日益複雜多樣的跨國性、全球性威脅，國際制度的建設與發展必須與時俱進，國際秩序也需要變革乃至重建，要解決國際制度供應不足甚或缺失的問題，國際社會必須凝聚共識找到可行的辦法。
與構成要素相比，影響要素對國際體系發揮著基礎性影響，是促進體系變革的原因和條件，如資本擴張邏輯、科學技術進步與運用、國家發展模式創新及治理能力提升、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加等，都對世界局勢發揮著日漸顯著的影響。沒有對這些要素的準確理解，就很難形成對國際體系變革內在規律的認識。
在前述分析中已經明確，金融資本擴張已遭遇極限，美國霸權也進入衰頹週期，自由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及其秩序已經從其頂峰開始滑落。而科學技術進步尤其是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突破性進展、信息化智能化帶來權力轉移。諸如區塊鏈技術可能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就在於不僅侷限在生產力層面，其更大的作用在於將對生產關係帶來重大沖擊，為變革國家治理模式創造著條件，進而也會作用於整個國際進程。
隨著社會進步，民眾對利益和價值的追求也日益多樣化，在國家治理中如何平衡中心化需求和去中心化需求之間的關係，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都是一種考驗，並必然映射到全球治理的議程中。
歷史發展證明，一個國家只有在發展模式和治理體系上取得進步和創新，才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而在變化的世界中就更是如此。普遍的發展前景不明和經濟低迷不振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常態，各國普遍遭遇發展的困頓與迷惘。
這種情況下，發展模式的完善和創新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和主要承載體。沒有某種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可以長盛不衰，關鍵在於能夠適應形勢的變化，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不斷推進制度創新，為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若如此，既可以服務和惠及本國人民，也將為世界發展提供必要的動力和支持，進而實現國家之間的共同進化，謀求更廣泛的可持續安全，帶動和引領全球治理的發展方向。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在諸多影響要素中，一些原本不那麼顯著的變量不斷充實進來，其影響力越來越不可忽視，其中尤其是跨國性和全球性問題凸顯，如恐怖主義、金融動盪、流行疾病、氣候變化、自然災害、難民遷移等，近年來帶來的挑戰有增無減。許多國家做出了積極努力，相互之間也有協調合作，但至今還沒有一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其中一些甚至越來越嚴重。
▲ 全球氣候變暖
在根本上，全球化中的問題要靠進一步全球化才能得到解決。儘管一個時期以來全球化出現反覆乃至局部倒退，加強全球治理和區域整合仍將是各國共同面臨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務。經濟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閉關自守的相互分割狀態，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辦法不可能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採取以鄰為壑的政策無疑是飲鴆止渴，出路只能以是國際社會更廣泛更緊密的協作，針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有效的變革途徑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以緩解變局中出現的緊張和動盪。
在這種情況下，重點並不在於對各種要素的全面梳理和分析，而是著重強調各種要素錯綜交織的複合作用，深刻影響著人類歷史進程，推動著世界政治的發展演變。今天的世界局勢已演變得空前錯綜複雜，系統效應越來越突出表現出來，如發展的不確定性不平衡性顯著增強，傳統權力政治熟悉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敵即友的簡明國家關係已經成為過去。從總體上認同沃勒斯坦曾提到的擔憂，即“21 世紀的前半葉很可能是一個更為困難的時期，比我們在 20 世紀所知道的一切更具有開放性。”
因果關係變得繁雜，生存發展與失敗衰落、安全穩定與威脅動盪、有序制度與無序失範、光明富裕與黑暗貧困、理想希望與失落悲觀、歷史現實與未來指向等諸多因素共同交織在一起，都同時在國際進程中表現出來，“恐怕用過去習慣的過於簡約的理論分析方法已經不能很好地反映國際關係的現實發展。”
實際上，這也能夠說明強調系統分析的重要性。由於世界越來越普遍地聯繫在一起，運用系統分析方法，更注重研究體系結構變化、複雜的互動關係及其限制條件的演變，可能更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世界變局的深刻性。
然而無論如何，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創新發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秩序化應成為歷史進化的方向。像過去那樣只有少數國家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情況越來越難以為繼，而霸權主導也將被證明只屬於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特殊現象。在國際體系變遷的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體系的整體性作用不斷增強，體系內行為體受到的影響和約束越來越大。
在國家間經濟、政治及文化聯繫不斷深化的條件下，一個國家要獨執牛耳、獨領風騷已經越來越不可能，即使是霸權國家也需要在體系之中確立自己的位置。這也是為什麼理查德·哈斯會得出如下結論，“美國的單極時代已經終結，21 世紀的國際關係屬於‘無極’時代，國際權力不是集中了，而是分散了”。
當然，現在就斷定“無極”時代已經到來還為時尚早，但認識今天的世界無疑需要多維的和多層面的視野，如果過於強調從某一角度或某一層面認識問題，很可能解釋不了今天的變局。
大國也已不具備足夠的資源和條件過於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前有英國後有美國，這兩個國家曾經積累了空前巨大的權力優勢，先後成為世界霸主，持續至今已有兩百多年。然而歷史已經回不到過去，國家間聯繫的不斷強化和全球性挑戰日漸凸顯，需要更加廣泛的國際協調。一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企圖形成對資源和利益的壟斷，必然會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
在這個意義上講，霸權興替已經成為過時的失效了的原則，凌駕於他國之上將越來越不合時宜，也經受不了歷史的檢驗。當然，國際進程艱難曲折，世界變局中蘊藏著巨大的風險，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推進和強化更有效的合作，努力削減巨大的治理赤字，構建廣泛參與以及包容開放的多邊制度體系和秩序，為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安全提供保障。
在世界變局中，不僅軍事手段受到更多約束，戰爭形態本身也在發生重大變化。“時代條件在不斷變化，國際體系也是一個不斷進化的系統，至少大國之間的正面戰爭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當然不能由此就認定未來會向所有國家自動提供康莊通道，體系變革將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進程。
今天的變局雖然很有可能沒有當初蘇東劇變帶來的直觀衝擊更為顯著，但可以斷定的是其影響更為深遠，直接關係到整個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其間甚至將遇到難以預料的困難和風險，也必然伴隨著動盪和不安。而縱然面對諸多困難和不確定性，國際社會無疑將為爭取美好生活和良好秩序而繼續努力和鬥爭。由此而來，中國傳統中的和合文化和天下情懷，在世界變局中就具備了新的條件得以發揚光大。
三、共同進化——推進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積極互動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既是世界變局中的重要推力，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和重要結果。近代以來，工業革命在歐美主要國家完成並迅速發展，進而形成了世界市場。在此期間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既見證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快速發展，也遭遇了帝國主義的權勢衝擊及其強加的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新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充分驗證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充分利用了國際體系演變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鬆動所提供的機會，實現了持續增長，同時積極調整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也推動了世界變局的積極發展。世界變局大勢漸成，主要國家都在研判和提出新的應對政策。
有一些人認為，在今天，中國曾擁有的幾十年的機遇期已經成為歷史，美國對華政策調整將使中國失去原有的發展條件。殊不知，國際體系變遷中權力結構和慣性束縛都會出現鬆弛，國際秩序進入變革和重塑期，中國可以藉助的力量將顯著增多，發揮作用的條件也將更為充分。
與以往相比，戰略機遇的內涵和外延均有極大拓展，表現出更明顯的多面性、轉換性和可塑性。世界局勢深度演變，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進入變革和重塑期，在變化的世界中可利用的矛盾顯著增多，為中國因勢利導謀求發展、在國際事務中提升制度性和結構性權力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如果應對出現嚴重失誤，也可能在變局中錯失機遇。
一方面，國際關係複雜化發展在總體上有利於維持世界局勢的平穩，也有利於牽制強權政治的極端發展，有助於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從而為中國和平發展和提升國際影響力提供新的條件。
而另一方面，在世界變局中，實力的迅速提升也容易引起慣性反制，處置不當反而可能聚集更多矛盾。因此，在中短期裡更多的難和險有可能向中國彙集，霸權主義和資本擴張的貪婪本性不會自動消除，尤其在體系超載的前提下，其反噬能力或許更不可低估。對此需要積極化解和有效應對，尤其需要防止出現超越國情戰略冒進的嚴重錯誤。
綜合評估，世界變局既為中國提供更廣闊的戰略空間和迴旋餘地，但無疑也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戰略籌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變局中不能迷失發展方向，而是需要準確認識並適應世界發展變化的大勢，創造條件推進中國與外部世界更加積極的戰略互動，其中尤其要注重創新國家發展模式、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為全球治理提供必要動力。如此也可以更有效的國際合作對沖和化解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牽引大國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加大運用利益增量建設性經略周邊的力度，構築更牢固的戰略依託，不斷拓展戰略主動，也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貢獻。
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是整個世界變局的重要內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世界未來走向起著某種引導作用。中美關係的未來既取決於美國的戰略選擇，更取決於中國的戰略選擇，而在根本上則掌握在兩國人民手中。在今天國家之間利益關係複雜交織的背景下，非合作即對抗的零和博弈已經過時，過於強調本國優先既貽害世界也會傷及自身;競爭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滿競爭，這樣的複合關係將在世界政治中更多表現出來。即使實力再強大的國家，也必須在世界變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中美之間不能一味地強調矛盾和衝突，還必須謀求協調和合作，並以協調合作來約束矛盾衝突。這也構成不可逾越的限制條件。只要中國保持持續發展和進步的勢頭，美國就不得不承認其亞洲政策的中心在中國，而不是在其他方面。紛亂的世界更迫切需要構建合作共贏的大國關係。當然，更廣泛的大國協調不可能簡單到來，過程中甚至還會出現波折，但即使是中美關係也並非只有競爭的獨木橋。哈里·哈丁和沈大偉的認識接近現實:中美關係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是以競爭為主，夾雜合作與不和的混合狀態，也就是“競合”關係，“這種混合狀態的性質仍要由雙方的行為所決定。”
也就是講，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雙方的互動進程，並不能歸於某種必然的宿命。
要更好地實現國家的安全、穩定和繁榮，就要跟上世界發展的步伐，戰略思維不能還停留在舊時代，停留在殖民擴張、地緣爭奪和零和博弈的束縛之中。中國不會走傳統的權力對抗的道路，順應局勢變化因勢利導才能把握更多主動。因為“當今世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老路不僅走不通，而且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所以，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多次公開宣示，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自覺，也就是把世界的發展當成自己進步的機遇，同時也要把自身發展轉變為促進世界進步的動力。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
和平發展道路是尊重世界發展大勢的自主選擇，並最終體現在國家發展模式和治理機制的創新上面。“中國不僅要在實踐方面妥善處理好面臨的各種安全挑戰，而且要在理論觀念方面為世界做出具有引領性的貢獻。”
國際關係是一個共同進化的過程，越是在全球化進程遭遇阻礙和困難的時候，越是要把目光放得更遠一些，把暫時的困難當作戰略調整的契機，推動中國與世界更為積極的戰略互動，中國是維護國際安全和促進世界繁榮的和平進步力量。國際體系及其秩序變革的未來方向並非十分明朗，圍繞國際規則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必然趨於激烈，中國需要有更積極的責任擔當。
今天的世界秩序轉換不可能像以往曾反覆發生過的那樣，通過戰爭方式在短時期內急劇完成，而是要經歷新舊因素並存，同時舊秩序影響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構的一個較長過程。各國的地位在變、角色在變、影響也在變，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有關構建新秩序的主張仍未得到充分確認和適用，未來一定時期新舊秩序交織、多種規則並存、雙重標準盛行仍可能是一種常態。也正是由於如此，一些國家的戰略憂慮將趨於增加，這也就是布熱津斯基所指出的“動盪時代的戰略不安全感”，才有當前大國圍繞權力及利益再分配的激烈競爭，甚至在一些國家出現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的轉向。
然而這種情況的出現，“恰恰說明國際社會需要對現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內容進行有效的改革。”然而，經濟全球化大勢仍可為中國所借重，儘管其發展面臨階段性挫折，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同時也為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推進與外部世界更積極更深入互動提供了契機。而新的國際秩序只有具備更大的包容性和必備的公正性，才能引導國際關係朝著可持續和可預期的方向發展，進而也有利於實現國家之間的共同進化。
世界變局已經開啟，現實中有很多人不喜歡不確定性，然而國際體系畢竟要不斷演進。“如果一切行動都落入註定的確定性之內，人們就會無所顧忌地陶醉於各種激情和各種利己主義。如果事物是不確定的，那麼未來就向創造力敞開大門，向可能性敞開大門，從而通向更好的世界。”
作者系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院長
(國防大學·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