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笨水
一張畫片改變魯迅
詩人為何開口？如此明確的提問，需要一個同樣明確的回答。
1904年，魯迅就讀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按魯迅自己的話講：“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23歲的魯迅沒什麼大夢想，好好學醫，治病救人，通過先進的醫學技術減少醫療事故。
仙台那時還是鄉間，是魯迅夢想開始的地方，也是他的醫學夢終結的地方。他在學校上課，有時講義完了，剩餘時間老師會放些風景或時事片給學生看，日俄戰爭時期，又多放些關於戰爭的片子。有一次片中出現了很多中國人，一個替俄國做間諜的人，正要被日軍砍頭示眾，而圍著的許多人則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這圍觀的群眾自然是中國人。這個情景，魯迅寫在《吶喊》自序中，用了“賞鑑”一詞，可見人麻木到了什麼地步。“賞鑑”本來是與藝術有關的欣賞行為，現在變成了“賞鑑砍頭示眾”，這多麼令人悲哀。魯迅看了這些畫面，就不再覺得學醫是件緊要的事了，而是覺得當務之急是改變他們的精神。
醫學只能改變人的身體，只有文藝善於改變人的精神。仙台那一學年沒過完，魯迅就去了東京。他提倡過文藝運動，創辦《新生》，最後以失敗告終。
一場談話催生《狂人日記》
1909年，魯迅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教起了書，到1912年，受蔡元培邀請，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任命為教育部僉事。這一年開始，魯迅大量抄寫古碑，校對古籍，研究佛學，直到1917年。漫長的5年時光，令他痛心的所謂國民精神依然如舊，而他自己也絲毫沒有辦法，做個小官養家餬口，抄抄古碑打花光陰，真可謂青燈黃卷，寂寞幾人懂。一直這樣下去，魯迅怎樣也熬成了古碑古籍研究專家，進一步就要參透佛理、看破紅塵了。
“你抄了這些有用麼？”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1918年2月到4月間的某一天，魯迅的同鄉錢玄同到他的寓所S會館，兩人的交談，並引出了後面著名的“鐵屋子”談話。這一夜，魯迅答應錢玄同寫點文章。他成為了“鐵屋子”裡大聲嚷嚷的那個人，驚醒了幾個人，成為了毀壞這間鐵屋子的希望。
錢玄同無疑是《新青年》的好編輯，是他的勸說，魯迅才拿起筆。1918年5月，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刊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狂人日記》便是魯迅這位猛士振聾發聵的“吶喊”，他果真驚醒了一些人。不說廣大的國民，至少給當時整個文藝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震動。
《狂人日記》是小說，更是詩歌。它的詩性大於故事性，它有詩的結構和隱喻。同時魯迅是小說家也是詩人，他的骨子裡，詩人的氣質要更多一些。
魯迅為文以改變人的精神為目的，他找到了人們的精神，病在哪裡、缺失在哪裡，並開出了藥方，抓取了對症之藥。他有一味藥，尤其猛烈：“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在魯迅那裡，他提出了新的歷史觀，開了白話新風氣，顛覆了傳統平庸的審美。他是一個全方位的鬥士。他一開口，就聲如洪鐘，在歷史上空迴盪，也將在未來餘音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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