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症抑鬱症患者如是說。
活著，一個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本能，卻是我們拼死捍衛的夢想。
如果洞悉抑鬱症的真相，我們將昂起頭站在陽光裡，告訴世人：我生病了，但我在努力活著。
1
她 從星光中走來，從黑暗中離去。
前幾天，韓國女星雪莉自殺，抑鬱症再次出現在我們視野。
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
對抑鬱症這三個字並不陌生，也不止一次聽說過它的可怕，可沒有切身體會，就無法感同身受。
但，雪莉自殺，我對照抑鬱症的症狀後，倒吸一口涼氣。
原來，我也曾有過n 個這樣“憂傷”，“矯情做作”的瞬間，比如失戀、婚姻坎坷、南下流離、職場暴力、中年落魄時……
只是生活的洪流推著我往前走，容不得我發病，許不下我尋死的念頭。
然而，這世上，還有3.2億的抑鬱症患者無力喘息著，挺屍般地活著。
有位患者，這樣形容抑鬱症的爆發：
抑鬱症是死神的唾液，它能溶掉你所有的精力與希望，讓你在骯髒、粘稠的泥沼中淪為絕望的奴隸。
那突然加速的心跳發出預告，升騰而起的絕望感會從胸口貫穿大腦。
與世界的隔離感驟然降臨，惡狠狠地切斷你與事物的所有聯繫，把你打成離群索居，瑩瑩孑立的無助小孩，逼著你對抗全世界洶湧而來的惡意。
的確，在抵抗抑鬱症這條路上，有人一路前行，走出了泥沼，也有人瞬間掉隊，再無蹤影。
比如：雪莉、張國榮、喬任梁、金鐘鉉、林肯公園主唱、歌手陳琳……
按說，他們是明星，光鮮亮麗，比起生活在底層的我們，要幸福的多。
然而，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據雪莉經紀人回憶說，從2014年起，雪莉就被抑鬱症纏身，而且越來越重。
只是，她用微笑掩飾著。
其實，她胸腔裡充斥著巨大的悲涼，無時不刻盤算著怎麼結束這一切。
回想，雪莉在自己賬號上，發佈殘破的芭比，呼救的墨魚，行為怪異的圖片，現在看來，這些可能是她苦苦掙扎後，發出的求救信號。
但，這些信號一如既往被忽視、被忽略，甚至被謾罵。
最絕望時，她在節目中公開向大家求愛：“觀眾朋友請疼愛我一些吧，記者們請疼愛我一些吧。”
然而，她還是沒有得到救贖，一直都沒有，還被說是矯情。
直至，她被黑狗拖入深淵，被黑洞無情吞噬，人們才發現，原來她不是矯情，而是生病了。
誰會想到，她“水蜜桃”般，甜美笑容背後，早已是千瘡百孔，一戳就破。
所有的抑鬱都是蓄謀已久的發生，所有的黑暗都是日積月累的存在。
如今，雪莉走了，這個曾經多次上熱搜的女孩消失了。
從此，無論愛與不愛，都再也不見了。
2
父母離我們很近，快樂卻離我們很遠。
有人說，抑鬱症像一條黑狗，就隱匿在我們周遭，一有機會就咬著人不放。
更可怕的是，抑鬱症就像“精神感冒”每個人都有可能患上。
包括我們眼中快樂、陽光、茁壯成長的孩子們。
在媒體人張進創辦的，“因心理疾病休學少年療愈”親子共訓營現場，第一期共有20個優等生及其父母報名參加。
據創辦人介紹，在“陪伴者計劃”線上微信群中，還有8個抑鬱症家長群，全都滿員，仍有許多申請入群的家長在等待名額。
而這，也不過是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現實處境的冰山一角。
此次訓練營，“接納”和“改變”成為家長口中的高頻詞彙，畢竟家庭環境出錯了，孩子病了。
然而，糾正和重塑的過程，並非盡如人願。
對於這些優秀的孩子而言，認知疾病存在困難，他們普遍認為自己沒問題，不僅在確診前拒絕就醫，確診後也拒絕服藥。
起初，他們的父母也同樣覺得孩子只是叛逆了。
直到有一位母親，看到女兒手上有拿小刀劃過的10道自殘傷疤，試著在自己手上劃一刀，但做不到。
這時，她才承認孩子不是叛逆，是有病了。
有一次，在孩子的專場分享會上，沒有家長出席，孩子們開始開口說話：
一位孩子坦言：“我變成現在的樣子，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因為媽媽。”
她說，她的媽媽是名校博士畢業生，從小，為她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學習環境。
在同學們眼裡，她鋼琴、歌劇、學習無所不能，是“完美人設”。
然而，她認為她只是消除媽媽童年遺憾的工具，根本沒有自我。
還有一位女孩泣不成聲地訴說，在她童年患病時，遭遇母親的疏忽和冷暴力，這讓她一直不能釋懷，從而種下沒有安全感的陰影。
另一位男孩說：“我媽媽頭腦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筆投資。我上初中時，她反覆比較了兩所中學的收益回報，然後，哈哈……”
還有一位男孩說，自從父親接管教育大權後，嘴邊只有一句：考不上清華北大，就是社會渣滓。
更令人心疼的是，一位女孩哭著說，3歲時因為惹怒母親被反鎖在陽臺，直到她假裝昏厥才被放出。
而她的父親常在公共場所把她打倒在地，圍觀的人裡三層外三層……
“我永遠無法原諒他們，這就是我想對父母說的。”
愛與被愛，愛意和敵意永遠存在兩面性。
也許每個孩子的成長經歷各不相同，但他們的身體裡都有相似的發病因素在發酵—來自父母和家庭的控制力和關愛缺失。
面對共訓營老師的問題：“你期望，爸爸媽媽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幫你做什麼？”
孩子們回答：做他們自己。
做一個不要再做那個高高在上的家長權威，也不是那個因為孩子病了，就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做一個最真實的成年人。
在這個“血流成河”的抗抑鬱戰場，為人父母的尺度，對於這20個家庭而言，是需要精準拿捏捏的。
同樣，為人父母，寫到此，心情沉重又覺得任重而道遠。
在這慢慢征途上，與其說是渡孩子，不如說是一起渡過。
此次，這20名抑鬱休學的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點中學的優等生，自我要求極高。
而大部分家庭都是高知家庭。
在突如其來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願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
父母的訴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個快樂的普通的人。”
可喜的是，訓練營結束前，孩子和家長們或多或少都有了些許變化，生命的種子有待復綠。
而如何把孩子的抗拒變為互動，把牴觸變為信任，把一個人封閉變為一個家庭去戰鬥，還需要父母把控制力再往後撤退一下，把信任閾再提高一步。
陪伴，一起面對，就能渡過。
你要相信，只要播下種子，春天就近了。
3
我生病了，但我努力活著
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可對於抑鬱症患者而言，大抵是：“不知死，焉知生”。
這是作家左燈說過的一句話。
26歲之前，左燈是一名記者，那時的她，談及因抑鬱症自殺的名人時，總輕描淡寫地說：“太消極了”，“想開點不行嗎？”
26歲那年，毫無緣由，毫無徵兆，她突然對一切事物喪失興趣，包括他所熱愛的音樂、電影、書籍等。
起初，走進電影院像是上墳，音響覆蓋了細細的一層灰，木心的詩集也長久地停留在同一頁；
後來，“就是覺得沒意思，莫名其妙就覺得沒意思，起初以為是天氣變化引發的倦意，就沒有在意。”
進而，身體機能出現異常。頭痛、胸悶、身體被掏空的疲憊感自不必說，作為記者，採訪時居然連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了。
更有甚者：她對親人也沒有辦法產生任何感情，整個世界彷彿都與她無關。
那個階段，相比死亡而言，活著才需要最大的勇氣。
她說，抑鬱症對人最大的傷害莫過於陰鷙地剝奪人對自我的控制權，而且毫無對抗之力。
那個階段，總有一個聲音在蠱惑她：死是一個萬能公式，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去死，然後就自由了。
左燈，在努力壓抑了許久後，她還是走向了崩潰。
於是，她試圖自殺。
但，被家人發現送進精神病院治療。
左燈在住院期間，和所有病友一樣都只有一個身份：患者。
這個身份，讓左燈放下對自己打造的“完美人設”，卸下身上所有的標籤和麵具。
當放下所有包袱後，她一身輕鬆。
“以前，我行走在陽光下，從來不知道，會有這樣的一方陽光照耀著，這樣的一方土地
，會有這樣的一群人這樣地渴望光明，這樣熾熱的陽光，這樣熱烈的生命”
慢慢地，她發現，精神病院裡的世界也並非那麼可怕。
左燈在住院的38天裡，看到在那個常人看不見的世界裡，雖然時常有絕望，有崩潰。
但總是有溫暖，有親情，有愛情，有友情，還有病友情。
在這裡，處處流動著平等的愛。
平等，讓左燈接受了自身的不完美。
不知不覺中，左燈身體裡的正向情緒開始復甦，她的世界不再是無光、無味、無色、無聲，黑暗一片。
她透過窗子，開始看到火車，火車有“黑色的”、“綠色的”，甚至還有“彩色的”；
她的食慾甦醒，開始感到飢腸轆轆，恨不得吞下整個世界；
她的活力恢復，開始恢復古靈精怪的本性，言語也活躍起來。
更快樂的是，她戀愛了，她能看到春光在帶露的繁華上開放了。
經歷了一場奪回生死，奪回尊嚴的戰爭後，左燈出院了。
後來，她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鬱》。
她期望，讓所有病友都知道，精神病症並不是不可治癒，抑鬱症的結局不是隻有死亡。
她期望，在抑鬱症的黑洞上方，鑿出一扇窗，讓世人看到、瞭解到，他們在頑強的捍衛活著。
左燈在書中寫道：“人們經歷的痛苦和它帶來的抑鬱，原來是有時差的。有時需要耐心等一等，答案才能慢慢揭曉。”
是的，等一等，倒一倒時差。
也許上天賜予了我們病痛折磨，但遲早有一天，我們都能渡過。
但願每一個在與疾病抗爭的大人、孩子們，都會有小確幸，小綻放。
但願每一個人跳出黑洞，向陽而生的靈魂，都能找到生命的價值。
只要用心，用情地活著，生命之光就會照耀。
只要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信任，只要我們勇敢。
陽光一來，花自然會開。
寫給你我，寫給綻放在人世間，每一個平凡而又努力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