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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餘年來，商務印書館為中國現代出版創造了無比豐厚的出版財富與精神財富。本文從始終堅定文化理想，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始終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的使命精神，始終把自身事業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始終順應時代之需，勇於探索、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始終承續文化傳統，博採中西、兼收幷蓄的開放精神，始終追求卓越品質，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六個方面對“商務精神”進行了全面高度的總結概括。
2020年2月1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123歲生日。在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年之際，時任中宣部部長的劉奇葆同志到商務調研，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商務印書館這個百年品牌，寄託著我國幾代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理想追求。希望大家傳承好、維護好、發展好這塊‘金字招牌’，使之歷久彌新、熠熠生輝”。而要完成“傳承好、維護好、發展好”的任務，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尋找到成就商務這個百年品牌的原動力。換言之，就是要抽繹出商務120年來飽經時代滄桑卻能不斷浴火重生的精神內核，亦即“商務精神”。應該說，商務120餘年來深厚的歷史積累與文化積澱是一座出版文化富礦，使人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尋和總結，對“商務精神”的理解也因此而見仁見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總裁譚躍在調研會上對商務120年曆史及其所傳承的精神做出了高度的概括：
第一，回顧商務印書館120年，它彰顯了民族命運與企業發展緊密相連的歷史，體現了出版企業踐行時代使命的獨特方式。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座標，成為全球文化格局中一個卓然而立的中國符號。
第二，回顧商務印書館120年，它彰顯了文化擔當與市場運營雙效合一的歷史，體現了出版企業履行文化責任的獨特路徑。商務印書館以企業的方式做內容，以商業的方式做傳播，以市場的方式激活資源，實現了文以載道，商以傳道，創新弘道，它重市場但不唯市場，重商業但不唯倫理，重產業擴張更重文化影響，這是它的企業之道，是它的文化格調，也是文化融於企業，企業助立文化的成功之道。
第三，回顧商務印書館120年，它彰顯了文化理想與文化品質有機統一的歷史，體現了出版企業獨特的中國精神。它生於憂患，秉持自強前行的進取精神，兼收幷蓄、厚德載物的開放精神，它練就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它常有敢為人先、勇於探索的創新精神，這種企業精神是商務印書館歷經磨礪，不斷光大的主要法寶，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根據領導講話精神和專家們的研究成果，結合我自己的學習和實踐，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談幾點認識。
一、“商務精神”是始終堅定文化理想，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
在商務印書館120餘年的發展歷史上，不可被忽視和遺忘的還有一種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這種精神建立在商務高遠的文化理想基礎上，推動著中國社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中掙脫出來，走向光明、走向解放，促使著一輩又一輩的中國人不斷覺醒、不斷奮鬥、不斷變革創新。在中華民族從衰弱走向富強的道路上，革命精神始終是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和各項事業發展進步的原始動力，同樣也是商務印書館沉澱在血脈中的傳承和記憶。
商務印書館創業之初，中國正處於變法圖強的強大社會變革思潮之中，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倡導的資產階級革新雖宣告失敗，卻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和進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一背景下，由維新人士創辦的《昌言報》《格致新報》等以廣開言路、救亡圖存為宗旨的報刊，因引進和宣揚進步思想，被清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絕不允許發散傳播，承印這些進步報刊極有可能會“掉腦袋”，而夏瑞芳卻並沒有因此有絲毫的猶豫和退縮，慨然允諾由商務代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被清政府砍頭後，維新人士想印行他的遺作《仁學》傳播進步思想，於是找到了商務印書館。《仁學》一書因痛斥封建專制制度為“大盜”之政，批駁封建專制君主為“獨夫民賊”，是萬惡之源，公開宣揚“君末民本”的民權思想，毫無疑問被清政府列為重點查抄的“禁書”。可是夏瑞芳在接受這本書的承印之託時卻坦然地說：“沒有關係，我在租界，不怕清廷。”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此時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期刊最先受到嚴峻挑戰，銷量亦受到影響。面對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商務印書館的管理層迅速意識到新時代的來臨，並積極主動地與新文化學者聯絡瞭解，通過提高出版物質量來滿足新文化新思潮的學術需求。為了適應新形勢，商務印書館決定開展大刀闊斧的改革。張元濟、高夢旦等人不僅親赴北京，與蔡元培等商談體現新思潮的《北京大學叢書》和《北京大學月刊》的出版事宜，還支持梁啟超創辦共學社，編譯《共學社叢書》。張元濟等人大膽起用新人，推進各雜誌的內容革新。例如，更換了創刊於1904年的全國最大綜合雜誌《東方雜誌》的主編，改變了編輯方針，“順應世界之潮流”，從1920年開始改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並側重介紹國外的新思想、新科學，逐漸成為宣傳新思潮的重要陣地；而對於《小說月報》的改革則提拔在新文學領域嶄露頭角的年輕編輯茅盾出任主編，支持他進行全面革新，很快就創造出中國文藝的新氣象，使《小說月報》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陣地。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部分雜誌
這樣一種勇擔國家民族大義，順應潮流積極革新的革命精神，從不同側面勾勒出商務印書館在民族進步和國家自強的願景下勇於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革命傳統。不僅如此，商務印書館的革命精神更直接體現在，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共產黨創建及早期工人運動中，商務印書館都曾扮演過關鍵角色。
20世紀初，《東方雜誌》刊載了翻譯和介紹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文章，並連載日本社會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幸德秋水的著作《社會主義神髓》；1919年至1922年間，商務印書館出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達到20餘種；1934年商務出版了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1943年出版了陳瘦石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完整本，這些充分證明商務印書館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基地。中共在上海發展的最早一批黨員，跟商務印書館也有著交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達等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外聘編輯，陳獨秀的第一本書《小學萬國地理新編》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在李達、李漢俊介紹下，《小說月報》主編沈雁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商務第一位中共黨員，也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陳雲同志也是從商務印書館做發行所文儀櫃檯的學徒，逐漸成長為工人領袖，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當時，地處滬上的商務印書館擁有4000餘人的產業工人大軍，文化素質高，在他們的發動、組織和領導下，商務印書館很快成立起了黨組織，發展黨團員，開展革命活動，成為黨的早期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1921—1927年，商務印書館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人數達200餘人，有真名實據的146人。商務印書館還一度因茅盾的雜誌主編身份成為中共中央與各省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商務的東方圖書館更是周恩來同志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揮部所在地。這種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鑄就了商務的文化膽識。
二、“商務精神”是始終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的使命精神
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說過：“人的活動如果沒有理想的鼓舞，就會變得空虛而渺小。”同樣，出版活動如果沒有堅定的理想鼓舞，只會淪為書商的逐利行為。商務印書館的一個重要財富就在於商務的先輩們在建館之初，就以自己心繫家國的使命精神為商務確立了高遠的出版目標與文化理想，從而在源頭上塑造了商務的精神氣質，而這一理想信念在每一輩商務人手中得以堅守和傳承，使商務超拔於普通意義上的出版企業，成為影響中國近現代文明進程的重要出版文化機構。
120餘年前，夏瑞芳、張元濟等文化先輩，懷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報國心，在創辦商務印書館伊始，共同立下了“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盟誓，明確了“從教育著手，改變中國，變法圖強”的方向，把“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確立為自己的使命。商務印書館的格局也由此定立。120餘年來，商務印書館始終秉持“教育救國”“文化救國”的理念不斷前行，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堅定這一理想信念不動搖。
商務在創立之初即以編輯出版新式教科書為舟楫，在“教育救國”的理念下，勉力推出了以《最新教科書》為始的一系列新式教科書，率先擊破了長達數千年的傳統經學教育模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面向普通百姓的現代教育理念和教科書體系，為中華民族擺脫封建束縛，培育現代新人，奠定了精神文化基礎。1898年以印度的英語教材為藍本出版《華英初階》，1904年與日本金港堂合作引入日本的編輯隊伍和編寫理念推出《最新教科書》，以此為始，商務印書館“在一無憑藉之下”，篳路藍縷，木鐸啟路，用心至真，用力至勤打造新式教科書，真正推進了中國的現代教育和現代化進程。王雲五曾介紹《最新教科書》的編纂過程：“編輯是書時，聘有一位日本學者及教育家為顧問，首先取日本的小學教科書，研究其教材，次就我國人最常用之文字與應具之常識，編定大體的計劃，執筆人為富有教育經驗之高夢旦、蔣竹莊、莊百俞諸君。每成一課，菊生先生則親自主持，與執筆諸君，字斟句酌，務求取材切當，淺顯易解。因此，任何一冊小學教科書，皆集各方面之人才，研求至當。”《最新教科書》包括了最新初高小教科書16種，教授法10種，詳解3種，中等學校用書13種，該系列教科書出版時正值學堂“方始萌芽之際，國人漸知兒童教學，不宜專用文字深奧之古籍，而苦於無適當之兒童用書”，所以一經問世就不脛而走，使“教學之風為之一變”。此後，商務印書館堅持扶助教育之理想，先後出版了《共和國教科書》《新法教科書》《新學制教科書》《新時代教科書》《基本教科書》《復興教科書》等多套教科書。
共和國教科書（1912）
1932年日軍進犯淞滬，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文化教育的大本營，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列為重點轟炸目標，東方圖書館更是遭到縱火焚燬。商務人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從“一·二八”日本侵略軍轟炸後的廢墟中頑強地站立起來，提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在戰火中實現了“日出一書”的目標，以實際行動重申了自己以出版、以學術報國之宏志，憑藉一己之力擔起了當時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1930年，商務就已首倡有系統地出版大學教科書，並得到了蔡元培的重視與支持。1931年10月商務決定編印《大學叢書》，並組織各界知名人士如胡適、馬寅初、鄭振鐸、李四光等54人成立了《大學叢書》委員會，惜因“一·二八”事變而擱淺。但1932年8月，商務總館一經復業，王雲五便將組織編寫大學用書列入“復興編輯計劃”，同年10月即重新啟動了《大學叢書》的出版，從而開闢了我國成功出版本土化大學教材的先河，促進了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現代中國學術的獨立，並確立了大學教科書成為圖書出版專門類別的地位。
全面抗戰時期，即便是在戰爭的艱苦條件下，商務印書館的市場佔有率仍為全國總數的52%，上海淪陷以後，商務輾轉遷到香港，後又遷到長沙、重慶，卻始終奉行著把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扛在肩上的精神，一直堅持出版戰時讀物、書籍和大型叢書，成為顛沛流離的文化堅守者。
新中國成立後，商務印書館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傳播者和建設者。面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艱鉅任務，商務印書館不僅把東方圖書館的藏書全部無償捐獻給了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還以工具書、學術著作的出版為主線，肩負起文化普及與學術建設的雙重重擔。這一時期，商務既出版了《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等中華文化精粹；也出版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外國學術名著系列；還出版了《英華大辭典》《俄漢大辭典》和德漢、法漢以及張道真的《實用英語語法》和薄冰、趙德鑫的《英語語法手冊》等多種外語辭書和工具書。堪稱重中之重的是推出了承載深厚大國文化、擔當新中國國民教育和推廣普通話與現代漢語規範化重任的《新華字典》新一版和《現代漢語詞典》試用本送審稿，及時、全面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階段的新成果，對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識，擔當新中國國民教育，促進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甚至推動中國建立完善的社會文明秩序，都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商務印書館仍執著於理想信念不動搖，成為那個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綠洲。《新華字典》1971年修訂本在當時惡劣的出版環境下，得到周總理的親切關心和指導，商務印書館堅持著自己的出版操守，用智慧挽救了這本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的試用本送審稿被姚文元勒令銷燬，商務印書館不為所動，悄悄封存到“文革”結束，充分體現了商務人的膽識；“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這一浩大工程更是經歷了諸多令人難以想象的曲折，迫於形勢壓力，“文革”期間商務對當時的西學著作均冠以“供批判用”的“灰皮書”等形式堅持譯介出版，使得這項偉大的學術出版工作得以延續至今，並保證了其體系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因為商務人始終堅持一個樸素的信念，即一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學習和借鑑世界其他國家的優秀文化遺產，來發展自己的文化，這一點總不會錯。這就是膽識，沒有識就沒有膽，膽是建立在理性的識之基礎上的。這些至今仍屹立在書架上的人類學術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成為商務印書館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最重要的體現。
改革開放時期，商務成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踐行者，結集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不僅成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文化成果，還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標誌。《辭源》第二版、《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新華詞典》、《漢英詞典》、《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俄漢便攜大辭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世界名人傳記叢書”、“商務印書館文庫”、“日本叢書”、“美國叢書”、“莎士比亞註釋叢書”、“中國自然地理知識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等等也相繼出版，《英語世界》創刊，構建起商務出版文化的新版圖。
120餘年來，無論是編纂新式教科書工具書，還是整理出版中國傳統古籍；無論是譯介西方現代化思想的學術著作，還是創辦雜誌、開辦學校，在文化教育領域做實業；無論是雄踞“亞洲第一，世界前三”之高地，還是飽受戰火的摧殘和洗禮，商務印書館始終堅守著“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創立初心，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在傳承與光大中華文化的宏闊語境下從事出版，在創造與建設現代文明的出版實踐中塑造文化，服務教育，引領學術，堅持傳播先進思想與先進文化，澡雪民族精神，推動社會進步，在文化理想的光照下走出了一條波瀾壯闊、利國為民的出版自強之路。
三、“商務精神”是始終把自身事業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
120餘年前，商務印書館創立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晚期，彼時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其中思想和文化的啟蒙任務遠重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然而，當時的社會卻如張元濟在1901年致盛宣懷的信中所指出的：“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萬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於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所知也。”因此，當時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啟蒙運動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個傳承文化遺產與引進西方新學的雙重難題：要把一個文盲佔有絕對比例的古老國度推入到現代文明發展的主航道，必須引進西學；然而，在一個受教育者僅佔全體國民“千萬之一”的國家，大力引進西學而忽視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培護，很可能會衍生出殖民文化的怪胎，這對有著數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來說不亞於亡國滅種。憑藉對家國命運的深入思考，憑藉對中國文化大轉型時期歷史走向的宏觀把握，商務的開拓者並未被當時中國知識界、文化界西學東漸的狂飆突進所裹挾，而是極具遠智地將整理國故與引進西學並重，將民族文化普及與學術現代化並舉，尚古而不泥古，推新而不迷新，借出版之力為中華現代文明打造了傳統與現代平衡壯大的兩翼。
在民族文化普及方面，商務跳出故紙堆，勉力用現代學術的方法與範式梳理文化遺產。如商務推出的《辭源》就有著深刻的時代和思想背景，主編陸爾奎在談到編纂《辭源》的緣由時就曾說過：“癸卯、甲辰（1903、1904年）之際，海上譯籍初行，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辭，稠疊盈幅。然行之內地，則積極消極，內籀外籀，皆不知為何語。由是縉紳先生摒絕勿觀，率以新學相詬病。及遊學少年，續續返國，欲知國家之掌故、鄉土之舊聞，則典籍志乘，浩如煙海，徵文考獻，反不如寄居異國。其國之政教禮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譭棄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舊學為迂闊，新舊扞格，文化弗進。”可以看出，《辭源》編纂的重要起因，在於商務前輩看到了那個西風熾盛、社會急劇變遷的年代延續傳統文化的重要和迫切。強勁的西風讓一些人對中國的漢字文化悲觀至極，漢字文化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因此，蔡元培先生把編纂《辭源》看成是“留根保種”之舉。《辭源》的“留根保種”至少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從辭書本身的編寫原則、宗旨和特點來說，它從形、音、義三個方面全面追溯漢字的根源，為漢字保存下了可以追本溯源的系統檔案，因此保存下來破解漢字文化的密碼；二是通過辭書“無言的老師”之功能，讓更多的中國人習得和掌握漢字，使得漢字及其所承載的文化真正傳承下去，只停留在書本上而不被人認識，不能說是真正的傳承。在文字和知識的普及方面，辭書與圖書館和博物館發揮著重要作用。《辭源》編纂者說：“一國之文化，常與其辭書相比例。吾國博物院圖書館未能遍設，所以充補知識者，莫急於此。且言人之智力，因蓄疑而不得其解，則必疲頓萎縮，甚至穿鑿附會，養成似是而非之學術。古以好問為美德，安得好學之士，有疑必問。又安得宏雅之儒，有問必答。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也。”正是這樣的一種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成就了以現代辭書編纂範式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淵藪的百年辭書——《辭源》。
在學術現代化方面，商務以翻譯出版《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外國先進的思想學術名著，以及《魯濱遜漂流記》《茶花女遺事》《伊索寓言》等一大批文學名著為始，將西方最新的科學成就和思想理論介紹到中國，使中國知識界大開眼界，併為此後一個多世紀不斷壘築“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奠定了基礎。同時，積極推介本土學者以先進學術理論所進行的原創學術研究，藉以爭取中國學術的時代話語權，其中極具標誌性的是出版了國內第一部原創學術著作《馬氏文通》、大型綜合性叢書《萬有文庫》等一大批圖書，普及學術、傳播新知，構建起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範式，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準備了充分的思想動力，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民族復興。
《萬有文庫》
由此，商務印書館孜孜以求地在普及民族文化和促進學術現代化的道路上奮力前行，無論在任何艱苦的情況下都沒有停止學術出版和工具書的編撰，至今成就了“工具書王國”和“學術出版重鎮”的美名，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商務印書館深切體會到出版的重要作用和價值，並始終將自己的出版工作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
四、“商務精神”是始終順應時代之需，勇於探索、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從建館之日起，商務印書館就在出版經營活動中體現出一種大智慧和大格局，這是一種在深度關切家國命運的前提下才有的大智慧，也是一種把出版提振到關乎家國命運的高度才有的大格局，這樣的智慧與格局鑄就了商務順應國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時代之需，勇於探索、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在12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和文化的前端，在更高遠的家國層面規劃自己的出版活動，不僅出版了一系列引領學術、激動潮流的傳世精品，並且在教育和文化的諸多領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績，引領了時代前進的方向。
熟悉商務歷史的人都知道，商務印書館創造的第一不勝枚舉：出版我國第一部原創學術著作《馬氏文通》，出版我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大型語文辭書《辭源》，出版我國第一部專科類詞典《植物學大詞典》，出版我國最早的術語審定彙編《物理學語彙》；第一個聘請外國技術專家，創制我國第一部漢字打字機，首次使用紙型印書，首次使用自動鑄字機，第一個採用膠版彩印，第一個製作教育幻燈片，創立中國第一家電影製片廠，拍攝我國第一部動畫廣告片，等等。這一系列“第一”帶來的是中國出版史、學術史、教育史乃至於文化史上一系列革命性的轉型與進步。
《華英初階》《馬氏文通》
商務印書館的這種引領時代的創新意識在她各個歷史時期的標誌性產品上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眾所周知，商務興於上海，而當時滬上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埠，學習英語的人很多，但苦於教材難覓。商務的創始人夏瑞芳敏銳地洞悉到了當時的這一社會需求，順勢而為，將教會學校用的英國人為印度小學生編的課本翻印出版，風行一時。但該課本只有英文，初學者有所不便，夏瑞芳就請謝洪賚逐課翻譯成漢文並加上白話註釋，用中英兩種文字排版印刷，定名為《華英初階》，出版後大受歡迎。接著，商務又請謝洪賚把高一級的課本以同樣的形式翻譯出版，名《華英進階》。這兩種教材出版後，成為英語學習者的首選課本，一版再版，暢銷多年。既為商務的發展壯大打下了經濟基礎，也激活了商務綿延120餘年的市場意識和創新精神。
由王雲五策劃整理的《萬有文庫》，堪稱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的大型現代叢書，其編纂目的是“把整個大規模的圖書館，化身為無數量的小圖書館，使散在全國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而且在可能時，還散在許多家庭。……協助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甚至各家庭，以極低的代價，創辦具體而微的圖書館”。在那樣的年代裡，這樣的出版規劃顯然超越了一般出版商單純盈利計劃，將出版與為國民提供百科知識的國民教育與家庭教育聯繫起來，因此被美國《紐約時報》稱讚為“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不是子彈”。縱觀世界各國的文化啟蒙運動，似乎都離不開這樣一種順應時代需求、滿足思想啟新的出版創新之舉：1828年，德國的雷克拉姆出版社、意大利的利索裡出版社和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巖波書店，都曾經以“萬有文庫”為名出版過這樣宏富的大型叢書。而這樣的出版壯舉，最根本也最偉大的意義就在於它用新知識和新思想建立起了新的科學，通過這些新的科學知識傳播了新的文化，同時孕育出了新的社會和新的國家形態。從這個角度來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套“萬有文庫”，實際上正是順應了新舊社會之交，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中人們對於新思想全面渴求的需求，更為中國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奠定了無可替代的文化基礎。
新世紀以來，商務印書館順應國家發展大勢和時代呼聲，將主題出版視為中國國家知識體系建設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認識和挖掘，強調加大順應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的主題出版力度，以出版和內容創新，回應時代課題。其中，圍繞“一帶一路”主題，推出《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一帶一路”年度報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國情手冊》和《絲瓷之路博覽》等“一帶一路”理論、國情、語言研究著作；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國家治理實踐，陸續推出“中國道路叢書”“國家治理叢書”系列圖書；圍繞依法治國主題，推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計理論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計制度研究》等；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策劃出版《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史研究》、“青藏高原生態文化叢書”和《自然文庫》等圖書，用自有的內容題材和故事，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面對新時期日新月異的數字出版技術和先進理念，商務不僅開發了“百種精品工具書”數據庫、《東方雜誌》全文檢索數據庫等專業的數據庫產品，開發了品牌工具書《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APP；還率先實施了以紙電同步為標誌的全媒體出版戰略，全媒體生產運營平臺和人文社科知識服務平臺已經成功上線，語言知識服務平臺也上線在即。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數字的、科技的、智能的”新商務已經啟航。
可以說，商務的一系列“第一”“領先”“率先”帶來了中國出版、文化乃至教育領域的一次次變革，不僅標誌著商務在出版技術方面的領風氣之先，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出版的發展走向。
五、“商務精神”是始終承續文化傳統，博採中西、兼收幷蓄的開放精神
120餘年以來，商務印書館出版了6萬餘種圖書，凝聚和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為中國的文化進步和現代化轉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家機構，以一己之力，打破新與舊、中與西、商業與文化、精英與民眾等許多對立性的存在之間的藩籬，在出版、教育、文化、市場、企業制度、經營管理、人才培養等各領域都堪稱先鋒，可以說這在近代中國乃至世界上除商務印書館外絕無僅有。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更多地得益於商務印書館博採中西、兼收幷蓄的開放精神，而這種精神的來源則是商務印書館與生俱來的文化理想和社會使命感。
在海納百川的胸懷下，上世紀初期的商務印書館展現出了文化巨擘兼容幷包的姿態。那一時期，社會上各種思潮和文化力量彙集於商務印書館這個大舞臺上，以康、梁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以蔡元培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新文化派，以及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早期成員，無不活躍在商務印書館，藉助這一平臺開展思想、學術和政治活動。商務印書館還凝聚甚至培養了中國近現代眾多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藝術家，如陳雲、茅盾、鄭振鐸、周建人、葉聖陶、胡愈之、魯迅、巴金、老舍、冰心、嚴復、林紓、胡適、梁漱溟、郭沫若、朱自清、竺可楨、黃賓虹、徐悲鴻、錢穆、馮友蘭、賀麟、費孝通、趙元任、王力、呂叔湘、周谷城、朱光潛等，都與商務印書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多元交融的文化形態，使得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無可取代的思想源地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這種有容乃大的氣質，在商務印書館的眾多出版物中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我們可以看到，嚴譯林譯作品為尚處混沌的國人帶來驚雷般的思想震撼，新式教科書和普及讀物為平民大眾打開接受新知識的大門，《萬有文庫》《大學叢書》助推學術，為國難中的民族提供通往勝利之路的文化慰藉，《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庫全書》博採善本、校勘精良，又在西學鼎盛之下竭力保留住民族的文化之魂；新中國成立後，《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為掃盲和漢語規範化打響頭陣，堅持百年夢想移譯壘築的“漢譯名著”更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凡此種種，正可謂博採中西，融通古今，連通上下，包羅萬象，兼收幷蓄，鑄就了商務的文化襟懷。
承續這一傳統，進入新時代，商務印書館致力於展現人類文明多樣性，展現中國文化魅力，正體現了新時期中國出版開放幷包的氣度與自信。商務印書館不僅推出了“漢譯波斯經典文庫”“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和《當代外國文學紀事》（10卷）等一系列大型圖書，還出版了世界各國與民族的代表性作品，如葡萄牙民族英雄式的作家佩索阿、德國詩人里爾克、印度詩人泰戈爾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作家波爾蒂利亞的作品等，在忠實反映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同時，以開放的心態借鑑和吸收人類文明的既有成果，為國人打開了通向世界和了解人類文化的窗口。
商務還積極與國外知名出版社，如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德國德古意特出版社、荷蘭威科集團、英國盧德里奇出版公司、斯普林格出版社等建立了引進與輸出雙向出版的戰略伙伴關係；出版了80個語種的漢語圖解詞典系列，商務印書館已經成為世界上出版語種最多的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年度系列報告；出版了中國法律譯叢；輸出了《中國道路叢書》和《國家治理叢書》等主題出版圖書的海外出版權等。積極努力將《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品牌辭書向海外推廣。進一步加大了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力度，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加強。2016年，《新華字典》榮獲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進一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六、“商務精神”是始終追求卓越品質，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20餘年來，商務印書館以自己所出版的6萬餘種圖書，搭建了中國出版和中國文化的一座殿堂，這座殿堂正是一代代商務人發揮大國工匠精神傾力打造而成的。
商務印書館的大國工匠精神體現在她始終堅守著先進經營理念，待合作者以誠、對合作者傾心維護之上。120年來，商務印書館始終待作者以誠，與一代代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贏得了一代代優秀作者的信任與支持，也因此成就了一系列傳世佳作。
例如，自1903年林紓翻譯《伊索寓言》開始，他在商務出版作品總數達140餘種，林紓和商務聯袂創造了“林譯小說”這一文化品牌，成為出版家和作譯者合作雙贏的佳話。不過，林譯小說暢銷十年後，譯筆逐漸變得草率，譯稿色彩黯淡，且存在不少錯誤。如何處理與這位為潮流所不容，且書稿質量日趨下降的老譯者的關係？商務的處理細緻入微，兼顧大局與人情，既有原則又有變通，體現出一種出版大家才有的氣度與智慧：發現來稿有問題的，起初仍照單全收，並做必要的編輯處理，例如修改書名；漸漸地質量問題突出起來，便開始對稿件進行仔細校訂，張元濟一度竟親自看稿。其間由於市場和譯稿質量的雙重問題，商務不再印行單行本，改由在《小說月報》等雜誌上發表。“對待不同境遇的作者、不同的文化主張、不同的社會力量，必要的時候果斷取捨，但始終持有善意的初心、穩健的定力、開放的期待和溫和的寬容，是商務迥異於歷史洪流中眾多大小出版機構之獨到之處，也是促成商務百年蔚然基業的文化基因之一。”再如，“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至今已經出版了七八百種之多，素有西學體系“振裘挈領”之譽，最為重要的原因在於選目之精。自叢書規劃以來，商務便邀請政、經、哲、史、地、語言學等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組成百餘人的學術委員會，共同商討論證入選標準和書目。對於具體書稿，更是字斟句酌，精雕細琢，“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因此成就了“漢譯名著”這一傳世精品。商務印書館還是中國第一個與作者訂立版權合約的出版企業，1903年商務就出版《社會通詮》與嚴復訂立了合約；1909年即嘗試與英國泰晤士報社協議印行《萬國通史》；改革開放後更是第一家對國外出版社支付版稅的出版社。商務總是以謀求長遠合作為首要原則，不計眼前的私利，以善、以誠、以合作共贏的態度對待所有的合作者。這正是一種獨具商務特質的現代意義上的大工匠精神。
商務的大國工匠精神更體現在她對經典產品的潛心琢磨之上。120餘年來，商務出版的以《辭源》《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為代表的工具書一印再印，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為代表的學術著作蔚為大觀。商務在打造經典產品的過程中精益求精，潛心琢磨，最集中地體現了大工匠的精神。
以《辭源》為例。《辭源》第一任主編陸爾奎1906年入館，甫一進館，他就向張元濟建言，“國無辭書，無文化可言”，“決意編纂”《辭源》，張元濟隨即拍板成立了商務印書館字典部，陸爾奎任部長。陸爾奎和他的同事們本以為完成這件工作要兩年時間，沒有想到的是“及任事稍久，困難漸見。始知欲速不達”，“往往因一字之疑滯而旁皇終日，經數人之參酌而解決無從。甚至馳書萬里，博訪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難預料”；最後“羅書十餘萬卷，歷八年而始竣事”。1915年12月23日，《辭源》正編面世。全書收有單字1萬餘個，詞目近10萬條。陸爾奎則因編輯《辭源》致雙目失明，於1935年去世。然而，《辭源》的事業並沒有停止。在編纂《辭源》的過程中，商務的編輯們對音韻學和檢字法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因此由林語堂、王雲五構思創造，經高鳳謙修訂完善的“四角號碼查字法”得以應運而生，1928年10月出版的《四角號碼學生字典》實際上正是編纂《辭源》的副產品——因為用心，《辭源》啟動整整20年後，更加普及的《四角號碼學生字典》影響到了更多的中國少年。因為用心，《辭源》第二版主編吳澤炎先生每天堅持做60張卡片，最後積累了30餘萬張卡片，為《辭源》的修訂注入了鮮活的內容。因為用心，《辭源》第三版的編輯們逐條檢索、考證，涉及3200餘種文獻，在出版百年之際推出第三版，並與網絡版、U盤版全球同日首發，為當代國人搭建起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樑。一家出版社，幾代編輯者，百年琢磨不輟，終於成就了一本至今生機無限的傳世精品，這其中的恆心、定力、執著與擔當，非大工匠而不能為也！
毫無疑問，無論是對合作者的誠心相待，還是對圖書產品的精心打磨，都離不開人的因素，商務的大工匠精神正是通過一代代商務人“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苦心孤詣，通過一代代商務人“切磋琢磨，以致其精”的學術追求，通過一代代商務人“不厭其煩，鍥而不捨”的執著奉獻而成就的。而這應該是中國出版人最可寶貴的職業操守與職業良心。
120餘年來，商務印書館為中國現代出版創造了無比豐厚的出版財富與精神財富，作為寄託著我國幾代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理想追求的百年品牌，商務印書館已經不只是商務人的商務，也是全體出版人的商務，是國家的商務，民族的商務。對“商務精神”的總結應該是商務人，也是中國出版人對出版事業的過去與未來的一種深層的思考，是對中國現代文化精神和企業精神的禮敬。對“商務精神”的傳承、維護與發展將為我們找到繼續推進出版事業和民族文化產業向前進的原動力。
資料來源：
商務圖書館，《於殿利：商務精神 文化動力》
END
美 編 | 常天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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