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
120余年来，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现代出版创造了无比丰厚的出版财富与精神财富。本文从始终坚定文化理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的使命精神，始终把自身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始终顺应时代之需，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始终承续文化传统，博采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始终追求卓越品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六个方面对“商务精神”进行了全面高度的总结概括。
2020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3岁生日。在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之际，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奇葆同志到商务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商务印书馆这个百年品牌，寄托着我国几代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理想追求。希望大家传承好、维护好、发展好这块‘金字招牌’，使之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而要完成“传承好、维护好、发展好”的任务，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寻找到成就商务这个百年品牌的原动力。换言之，就是要抽绎出商务120年来饱经时代沧桑却能不断浴火重生的精神内核，亦即“商务精神”。应该说，商务120余年来深厚的历史积累与文化积淀是一座出版文化富矿，使人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寻和总结，对“商务精神”的理解也因此而见仁见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在调研会上对商务120年历史及其所传承的精神做出了高度的概括：
第一，回顾商务印书馆120年，它彰显了民族命运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的历史，体现了出版企业践行时代使命的独特方式。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坐标，成为全球文化格局中一个卓然而立的中国符号。
第二，回顾商务印书馆120年，它彰显了文化担当与市场运营双效合一的历史，体现了出版企业履行文化责任的独特路径。商务印书馆以企业的方式做内容，以商业的方式做传播，以市场的方式激活资源，实现了文以载道，商以传道，创新弘道，它重市场但不唯市场，重商业但不唯伦理，重产业扩张更重文化影响，这是它的企业之道，是它的文化格调，也是文化融于企业，企业助立文化的成功之道。
第三，回顾商务印书馆120年，它彰显了文化理想与文化品质有机统一的历史，体现了出版企业独特的中国精神。它生于忧患，秉持自强前行的进取精神，兼收并蓄、厚德载物的开放精神，它练就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它常有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这种企业精神是商务印书馆历经磨砺，不断光大的主要法宝，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根据领导讲话精神和专家们的研究成果，结合我自己的学习和实践，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几点认识。
一、“商务精神”是始终坚定文化理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在商务印书馆1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上，不可被忽视和遗忘的还有一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建立在商务高远的文化理想基础上，推动着中国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走向光明、走向解放，促使着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不断觉醒、不断奋斗、不断变革创新。在中华民族从衰弱走向富强的道路上，革命精神始终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原始动力，同样也是商务印书馆沉淀在血脉中的传承和记忆。
商务印书馆创业之初，中国正处于变法图强的强大社会变革思潮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倡导的资产阶级革新虽宣告失败，却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背景下，由维新人士创办的《昌言报》《格致新报》等以广开言路、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报刊，因引进和宣扬进步思想，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绝不允许发散传播，承印这些进步报刊极有可能会“掉脑袋”，而夏瑞芳却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慨然允诺由商务代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清政府砍头后，维新人士想印行他的遗作《仁学》传播进步思想，于是找到了商务印书馆。《仁学》一书因痛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批驳封建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是万恶之源，公开宣扬“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毫无疑问被清政府列为重点查抄的“禁书”。可是夏瑞芳在接受这本书的承印之托时却坦然地说：“没有关系，我在租界，不怕清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此时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期刊最先受到严峻挑战，销量亦受到影响。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迅速意识到新时代的来临，并积极主动地与新文化学者联络了解，通过提高出版物质量来满足新文化新思潮的学术需求。为了适应新形势，商务印书馆决定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不仅亲赴北京，与蔡元培等商谈体现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事宜，还支持梁启超创办共学社，编译《共学社丛书》。张元济等人大胆起用新人，推进各杂志的内容革新。例如，更换了创刊于1904年的全国最大综合杂志《东方杂志》的主编，改变了编辑方针，“顺应世界之潮流”，从1920年开始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并侧重介绍国外的新思想、新科学，逐渐成为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而对于《小说月报》的改革则提拔在新文学领域崭露头角的年轻编辑茅盾出任主编，支持他进行全面革新，很快就创造出中国文艺的新气象，使《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分杂志
这样一种勇担国家民族大义，顺应潮流积极革新的革命精神，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商务印书馆在民族进步和国家自强的愿景下勇于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革命传统。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的革命精神更直接体现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创建及早期工人运动中，商务印书馆都曾扮演过关键角色。
20世纪初，《东方杂志》刊载了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并连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达到20余种；1934年商务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43年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这些充分证明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基地。中共在上海发展的最早一批党员，跟商务印书馆也有着交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外聘编辑，陈独秀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李达、李汉俊介绍下，《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商务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陈云同志也是从商务印书馆做发行所文仪柜台的学徒，逐渐成长为工人领袖，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地处沪上的商务印书馆拥有4000余人的产业工人大军，文化素质高，在他们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很快成立起了党组织，发展党团员，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党的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1921—1927年，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人数达200余人，有真名实据的146人。商务印书馆还一度因茅盾的杂志主编身份成为中共中央与各省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商务的东方图书馆更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这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铸就了商务的文化胆识。
二、“商务精神”是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的使命精神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同样，出版活动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鼓舞，只会沦为书商的逐利行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财富就在于商务的先辈们在建馆之初，就以自己心系家国的使命精神为商务确立了高远的出版目标与文化理想，从而在源头上塑造了商务的精神气质，而这一理想信念在每一辈商务人手中得以坚守和传承，使商务超拔于普通意义上的出版企业，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文明进程的重要出版文化机构。
120余年前，夏瑞芳、张元济等文化先辈，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报国心，在创办商务印书馆伊始，共同立下了“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盟誓，明确了“从教育着手，改变中国，变法图强”的方向，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商务印书馆的格局也由此定立。120余年来，商务印书馆始终秉持“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理念不断前行，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坚定这一理想信念不动摇。
商务在创立之初即以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为舟楫，在“教育救国”的理念下，勉力推出了以《最新教科书》为始的一系列新式教科书，率先击破了长达数千年的传统经学教育模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面向普通百姓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教科书体系，为中华民族摆脱封建束缚，培育现代新人，奠定了精神文化基础。1898年以印度的英语教材为蓝本出版《华英初阶》，1904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引入日本的编辑队伍和编写理念推出《最新教科书》，以此为始，商务印书馆“在一无凭借之下”，筚路蓝缕，木铎启路，用心至真，用力至勤打造新式教科书，真正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和现代化进程。王云五曾介绍《最新教科书》的编纂过程：“编辑是书时，聘有一位日本学者及教育家为顾问，首先取日本的小学教科书，研究其教材，次就我国人最常用之文字与应具之常识，编定大体的计划，执笔人为富有教育经验之高梦旦、蒋竹庄、庄百俞诸君。每成一课，菊生先生则亲自主持，与执笔诸君，字斟句酌，务求取材切当，浅显易解。因此，任何一册小学教科书，皆集各方面之人才，研求至当。”《最新教科书》包括了最新初高小教科书16种，教授法10种，详解3种，中等学校用书13种，该系列教科书出版时正值学堂“方始萌芽之际，国人渐知儿童教学，不宜专用文字深奥之古籍，而苦于无适当之儿童用书”，所以一经问世就不胫而走，使“教学之风为之一变”。此后，商务印书馆坚持扶助教育之理想，先后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多套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1912）
1932年日军进犯淞沪，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教育的大本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列为重点轰炸目标，东方图书馆更是遭到纵火焚毁。商务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从“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轰炸后的废墟中顽强地站立起来，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战火中实现了“日出一书”的目标，以实际行动重申了自己以出版、以学术报国之宏志，凭借一己之力担起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1930年，商务就已首倡有系统地出版大学教科书，并得到了蔡元培的重视与支持。1931年10月商务决定编印《大学丛书》，并组织各界知名人士如胡适、马寅初、郑振铎、李四光等54人成立了《大学丛书》委员会，惜因“一·二八”事变而搁浅。但1932年8月，商务总馆一经复业，王云五便将组织编写大学用书列入“复兴编辑计划”，同年10月即重新启动了《大学丛书》的出版，从而开辟了我国成功出版本土化大学教材的先河，促进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中国学术的独立，并确立了大学教科书成为图书出版专门类别的地位。
全面抗战时期，即便是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商务印书馆的市场占有率仍为全国总数的52%，上海沦陷以后，商务辗转迁到香港，后又迁到长沙、重庆，却始终奉行着把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扛在肩上的精神，一直坚持出版战时读物、书籍和大型丛书，成为颠沛流离的文化坚守者。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和建设者。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商务印书馆不仅把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全部无偿捐献给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还以工具书、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主线，肩负起文化普及与学术建设的双重重担。这一时期，商务既出版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中华文化精粹；也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外国学术名著系列；还出版了《英华大辞典》《俄汉大辞典》和德汉、法汉以及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和薄冰、赵德鑫的《英语语法手册》等多种外语辞书和工具书。堪称重中之重的是推出了承载深厚大国文化、担当新中国国民教育和推广普通话与现代汉语规范化重任的《新华字典》新一版和《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送审稿，及时、全面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的新成果，对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担当新中国国民教育，促进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推动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文明秩序，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仍执着于理想信念不动摇，成为那个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绿洲。《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本在当时恶劣的出版环境下，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心和指导，商务印书馆坚持着自己的出版操守，用智慧挽救了这本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试用本送审稿被姚文元勒令销毁，商务印书馆不为所动，悄悄封存到“文革”结束，充分体现了商务人的胆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一浩大工程更是经历了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曲折，迫于形势压力，“文革”期间商务对当时的西学著作均冠以“供批判用”的“灰皮书”等形式坚持译介出版，使得这项伟大的学术出版工作得以延续至今，并保证了其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因为商务人始终坚持一个朴素的信念，即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遗产，来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一点总不会错。这就是胆识，没有识就没有胆，胆是建立在理性的识之基础上的。这些至今仍屹立在书架上的人类学术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商务印书馆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最重要的体现。
改革开放时期，商务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践行者，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仅成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文化成果，还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辞源》第二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新华词典》、《汉英词典》、《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俄汉便携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商务印书馆文库”、“日本丛书”、“美国丛书”、“莎士比亚注释丛书”、“中国自然地理知识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等等也相继出版，《英语世界》创刊，构建起商务出版文化的新版图。
120余年来，无论是编纂新式教科书工具书，还是整理出版中国传统古籍；无论是译介西方现代化思想的学术著作，还是创办杂志、开办学校，在文化教育领域做实业；无论是雄踞“亚洲第一，世界前三”之高地，还是饱受战火的摧残和洗礼，商务印书馆始终坚守着“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创立初心，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在传承与光大中华文化的宏阔语境下从事出版，在创造与建设现代文明的出版实践中塑造文化，服务教育，引领学术，坚持传播先进思想与先进文化，澡雪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在文化理想的光照下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利国为民的出版自强之路。
三、“商务精神”是始终把自身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120余年前，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期，彼时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其中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任务远重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当时的社会却如张元济在1901年致盛宣怀的信中所指出的：“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因此，当时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启蒙运动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传承文化遗产与引进西方新学的双重难题：要把一个文盲占有绝对比例的古老国度推入到现代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必须引进西学；然而，在一个受教育者仅占全体国民“千万之一”的国家，大力引进西学而忽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培护，很可能会衍生出殖民文化的怪胎，这对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不亚于亡国灭种。凭借对家国命运的深入思考，凭借对中国文化大转型时期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商务的开拓者并未被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西学东渐的狂飙突进所裹挟，而是极具远智地将整理国故与引进西学并重，将民族文化普及与学术现代化并举，尚古而不泥古，推新而不迷新，借出版之力为中华现代文明打造了传统与现代平衡壮大的两翼。
在民族文化普及方面，商务跳出故纸堆，勉力用现代学术的方法与范式梳理文化遗产。如商务推出的《辞源》就有着深刻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主编陆尔奎在谈到编纂《辞源》的缘由时就曾说过：“癸卯、甲辰（1903、1904年）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可以看出，《辞源》编纂的重要起因，在于商务前辈看到了那个西风炽盛、社会急剧变迁的年代延续传统文化的重要和迫切。强劲的西风让一些人对中国的汉字文化悲观至极，汉字文化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因此，蔡元培先生把编纂《辞源》看成是“留根保种”之举。《辞源》的“留根保种”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从辞书本身的编写原则、宗旨和特点来说，它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全面追溯汉字的根源，为汉字保存下了可以追本溯源的系统档案，因此保存下来破解汉字文化的密码；二是通过辞书“无言的老师”之功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习得和掌握汉字，使得汉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真正传承下去，只停留在书本上而不被人认识，不能说是真正的传承。在文字和知识的普及方面，辞书与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挥着重要作用。《辞源》编纂者说：“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吾国博物院图书馆未能遍设，所以充补知识者，莫急于此。且言人之智力，因蓄疑而不得其解，则必疲顿萎缩，甚至穿凿附会，养成似是而非之学术。古以好问为美德，安得好学之士，有疑必问。又安得宏雅之儒，有问必答。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成就了以现代辞书编纂范式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薮的百年辞书——《辞源》。
在学术现代化方面，商务以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外国先进的思想学术名著，以及《鲁滨逊漂流记》《茶花女遗事》《伊索寓言》等一大批文学名著为始，将西方最新的科学成就和思想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大开眼界，并为此后一个多世纪不断垒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奠定了基础。同时，积极推介本土学者以先进学术理论所进行的原创学术研究，借以争取中国学术的时代话语权，其中极具标志性的是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原创学术著作《马氏文通》、大型综合性丛书《万有文库》等一大批图书，普及学术、传播新知，构建起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民族复兴。
《万有文库》
由此，商务印书馆孜孜以求地在普及民族文化和促进学术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无论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都没有停止学术出版和工具书的编撰，至今成就了“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名，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务印书馆深切体会到出版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始终将自己的出版工作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商务精神”是始终顺应时代之需，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从建馆之日起，商务印书馆就在出版经营活动中体现出一种大智慧和大格局，这是一种在深度关切家国命运的前提下才有的大智慧，也是一种把出版提振到关乎家国命运的高度才有的大格局，这样的智慧与格局铸就了商务顺应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在1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和文化的前端，在更高远的家国层面规划自己的出版活动，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引领学术、激动潮流的传世精品，并且在教育和文化的诸多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引领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熟悉商务历史的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创造的第一不胜枚举：出版我国第一部原创学术著作《马氏文通》，出版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大型语文辞书《辞源》，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类词典《植物学大词典》，出版我国最早的术语审定汇编《物理学语汇》；第一个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创制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首次使用纸型印书，首次使用自动铸字机，第一个采用胶版彩印，第一个制作教育幻灯片，创立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摄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等等。这一系列“第一”带来的是中国出版史、学术史、教育史乃至于文化史上一系列革命性的转型与进步。
《华英初阶》《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馆的这种引领时代的创新意识在她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性产品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众所周知，商务兴于上海，而当时沪上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埠，学习英语的人很多，但苦于教材难觅。商务的创始人夏瑞芳敏锐地洞悉到了当时的这一社会需求，顺势而为，将教会学校用的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的课本翻印出版，风行一时。但该课本只有英文，初学者有所不便，夏瑞芳就请谢洪赉逐课翻译成汉文并加上白话注释，用中英两种文字排版印刷，定名为《华英初阶》，出版后大受欢迎。接着，商务又请谢洪赉把高一级的课本以同样的形式翻译出版，名《华英进阶》。这两种教材出版后，成为英语学习者的首选课本，一版再版，畅销多年。既为商务的发展壮大打下了经济基础，也激活了商务绵延120余年的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
由王云五策划整理的《万有文库》，堪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其编纂目的是“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数量的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各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样的出版规划显然超越了一般出版商单纯盈利计划，将出版与为国民提供百科知识的国民教育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因此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纵观世界各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似乎都离不开这样一种顺应时代需求、满足思想启新的出版创新之举：1828年，德国的雷克拉姆出版社、意大利的利索里出版社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岩波书店，都曾经以“万有文库”为名出版过这样宏富的大型丛书。而这样的出版壮举，最根本也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用新知识和新思想建立起了新的科学，通过这些新的科学知识传播了新的文化，同时孕育出了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套“万有文库”，实际上正是顺应了新旧社会之交，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于新思想全面渴求的需求，更为中国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奠定了无可替代的文化基础。
新世纪以来，商务印书馆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时代呼声，将主题出版视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建设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认识和挖掘，强调加大顺应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主题出版力度，以出版和内容创新，回应时代课题。其中，围绕“一带一路”主题，推出《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和《丝瓷之路博览》等“一带一路”理论、国情、语言研究著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治理实践，陆续推出“中国道路丛书”“国家治理丛书”系列图书；围绕依法治国主题，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研究》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策划出版《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史研究》、“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丛书”和《自然文库》等图书，用自有的内容题材和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面对新时期日新月异的数字出版技术和先进理念，商务不仅开发了“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等专业的数据库产品，开发了品牌工具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APP；还率先实施了以纸电同步为标志的全媒体出版战略，全媒体生产运营平台和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已经成功上线，语言知识服务平台也上线在即。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数字的、科技的、智能的”新商务已经启航。
可以说，商务的一系列“第一”“领先”“率先”带来了中国出版、文化乃至教育领域的一次次变革，不仅标志着商务在出版技术方面的领风气之先，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出版的发展走向。
五、“商务精神”是始终承续文化传统，博采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
120余年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6万余种图书，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的文化进步和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家机构，以一己之力，打破新与旧、中与西、商业与文化、精英与民众等许多对立性的存在之间的藩篱，在出版、教育、文化、市场、企业制度、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等各领域都堪称先锋，可以说这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上除商务印书馆外绝无仅有。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更多地得益于商务印书馆博采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来源则是商务印书馆与生俱来的文化理想和社会使命感。
在海纳百川的胸怀下，上世纪初期的商务印书馆展现出了文化巨擘兼容并包的姿态。那一时期，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文化力量汇集于商务印书馆这个大舞台上，以康、梁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成员，无不活跃在商务印书馆，借助这一平台开展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商务印书馆还凝聚甚至培养了中国近现代众多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如陈云、茅盾、郑振铎、周建人、叶圣陶、胡愈之、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严复、林纾、胡适、梁漱溟、郭沫若、朱自清、竺可桢、黄宾虹、徐悲鸿、钱穆、冯友兰、贺麟、费孝通、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周谷城、朱光潜等，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多元交融的文化形态，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无可取代的思想源地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这种有容乃大的气质，在商务印书馆的众多出版物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看到，严译林译作品为尚处混沌的国人带来惊雷般的思想震撼，新式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为平民大众打开接受新知识的大门，《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助推学术，为国难中的民族提供通往胜利之路的文化慰藉，《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博采善本、校勘精良，又在西学鼎盛之下竭力保留住民族的文化之魂；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扫盲和汉语规范化打响头阵，坚持百年梦想移译垒筑的“汉译名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凡此种种，正可谓博采中西，融通古今，连通上下，包罗万象，兼收并蓄，铸就了商务的文化襟怀。
承续这一传统，进入新时代，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展现人类文明多样性，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正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出版开放并包的气度与自信。商务印书馆不仅推出了“汉译波斯经典文库”“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和《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0卷）等一系列大型图书，还出版了世界各国与民族的代表性作品，如葡萄牙民族英雄式的作家佩索阿、德国诗人里尔克、印度诗人泰戈尔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作家波尔蒂利亚的作品等，在忠实反映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为国人打开了通向世界和了解人类文化的窗口。
商务还积极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荷兰威科集团、英国卢德里奇出版公司、斯普林格出版社等建立了引进与输出双向出版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版了80个语种的汉语图解词典系列，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年度系列报告；出版了中国法律译丛；输出了《中国道路丛书》和《国家治理丛书》等主题出版图书的海外出版权等。积极努力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品牌辞书向海外推广。进一步加大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力度，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2016年，《新华字典》荣获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进一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六、“商务精神”是始终追求卓越品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20余年来，商务印书馆以自己所出版的6万余种图书，搭建了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的一座殿堂，这座殿堂正是一代代商务人发挥大国工匠精神倾力打造而成的。
商务印书馆的大国工匠精神体现在她始终坚守着先进经营理念，待合作者以诚、对合作者倾心维护之上。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始终待作者以诚，与一代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一代代优秀作者的信任与支持，也因此成就了一系列传世佳作。
例如，自1903年林纾翻译《伊索寓言》开始，他在商务出版作品总数达140余种，林纾和商务联袂创造了“林译小说”这一文化品牌，成为出版家和作译者合作双赢的佳话。不过，林译小说畅销十年后，译笔逐渐变得草率，译稿色彩黯淡，且存在不少错误。如何处理与这位为潮流所不容，且书稿质量日趋下降的老译者的关系？商务的处理细致入微，兼顾大局与人情，既有原则又有变通，体现出一种出版大家才有的气度与智慧：发现来稿有问题的，起初仍照单全收，并做必要的编辑处理，例如修改书名；渐渐地质量问题突出起来，便开始对稿件进行仔细校订，张元济一度竟亲自看稿。其间由于市场和译稿质量的双重问题，商务不再印行单行本，改由在《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对待不同境遇的作者、不同的文化主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必要的时候果断取舍，但始终持有善意的初心、稳健的定力、开放的期待和温和的宽容，是商务迥异于历史洪流中众多大小出版机构之独到之处，也是促成商务百年蔚然基业的文化基因之一。”再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七八百种之多，素有西学体系“振裘挈领”之誉，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选目之精。自丛书规划以来，商务便邀请政、经、哲、史、地、语言学等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百余人的学术委员会，共同商讨论证入选标准和书目。对于具体书稿，更是字斟句酌，精雕细琢，“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因此成就了“汉译名著”这一传世精品。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国第一个与作者订立版权合约的出版企业，1903年商务就出版《社会通诠》与严复订立了合约；1909年即尝试与英国泰晤士报社协议印行《万国通史》；改革开放后更是第一家对国外出版社支付版税的出版社。商务总是以谋求长远合作为首要原则，不计眼前的私利，以善、以诚、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对待所有的合作者。这正是一种独具商务特质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工匠精神。
商务的大国工匠精神更体现在她对经典产品的潜心琢磨之上。120余年来，商务出版的以《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工具书一印再印，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的学术著作蔚为大观。商务在打造经典产品的过程中精益求精，潜心琢磨，最集中地体现了大工匠的精神。
以《辞源》为例。《辞源》第一任主编陆尔奎1906年入馆，甫一进馆，他就向张元济建言，“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决意编纂”《辞源》，张元济随即拍板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陆尔奎任部长。陆尔奎和他的同事们本以为完成这件工作要两年时间，没有想到的是“及任事稍久，困难渐见。始知欲速不达”，“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最后“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1915年12月23日，《辞源》正编面世。全书收有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陆尔奎则因编辑《辞源》致双目失明，于1935年去世。然而，《辞源》的事业并没有停止。在编纂《辞源》的过程中，商务的编辑们对音韵学和检字法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因此由林语堂、王云五构思创造，经高凤谦修订完善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得以应运而生，1928年10月出版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实际上正是编纂《辞源》的副产品——因为用心，《辞源》启动整整20年后，更加普及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影响到了更多的中国少年。因为用心，《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每天坚持做60张卡片，最后积累了30余万张卡片，为《辞源》的修订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因为用心，《辞源》第三版的编辑们逐条检索、考证，涉及3200余种文献，在出版百年之际推出第三版，并与网络版、U盘版全球同日首发，为当代国人搭建起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一家出版社，几代编辑者，百年琢磨不辍，终于成就了一本至今生机无限的传世精品，这其中的恒心、定力、执着与担当，非大工匠而不能为也！
毫无疑问，无论是对合作者的诚心相待，还是对图书产品的精心打磨，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商务的大工匠精神正是通过一代代商务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苦心孤诣，通过一代代商务人“切磋琢磨，以致其精”的学术追求，通过一代代商务人“不厌其烦，锲而不舍”的执着奉献而成就的。而这应该是中国出版人最可宝贵的职业操守与职业良心。
120余年来，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现代出版创造了无比丰厚的出版财富与精神财富，作为寄托着我国几代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理想追求的百年品牌，商务印书馆已经不只是商务人的商务，也是全体出版人的商务，是国家的商务，民族的商务。对“商务精神”的总结应该是商务人，也是中国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的过去与未来的一种深层的思考，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精神和企业精神的礼敬。对“商务精神”的传承、维护与发展将为我们找到继续推进出版事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向前进的原动力。
资料来源：
商务图书馆，《于殿利：商务精神 文化动力》
END
美 编 | 常天恺
坚守与突围：听听疫情下的实体书店主理人们怎么说？
50%-70%的利润贡献，文创和咖啡养活着书店？
去网红书店打卡的，都是不读书的人？
机场书店：孤木难支的成功学与出版业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