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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Ciabattari
譯者：Hazel
校對：LITCAVE工作室
配圖：Online
這裡是文穴的翻譯局，今日分享的是BBC文化頻道作者簡·恰巴塔裡(Jane Ciabattari)的文章，由Hazel為大家翻譯，原文發於2020年4月14日，僅供學習分享。
前言
這些可信且富有預見性的小說探討了生存、孤立、群體以及愛情這些主題，通過這些小說，簡·恰巴塔裡(Jane Ciabattari)試圖告訴我們：
「我們曾經歷過這些，我們也終將倖存」。
正文
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甚至可以說是奇詭的時代，當我們採取社交隔離的方式來「壓平曲線」1⃣️，文學給了我們逃離的窗口和些許解脫，它們不僅給我們帶來了寬慰，同樣給予了我們孤獨中的陪伴。然而，疫情小說的熱度增加聽起來並不是那麼讓人感到舒心。
1⃣️註釋：流行病學家將預防疫情大暴發的策略形象地稱為“壓平曲線”倡議，即呼籲在疫情出現的早期採取“增加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ing）”等措施，延緩疫情高峰期到來並並減少峰值確診人數。
許多疫情小說的名字就像是當今疫情形勢的指南，而且這類小說中不少都是依據現實的時間順序對疫情做了真實 地闡述，從疫情最初萌生跡象開始，到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刻，最後以生活迴歸正軌作為結束。
這些小說試圖向我們展示的是，我們以前也經歷過這些磨難，我們已然倖存了下來。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於1722年出版了《瘟疫年紀事》(Journal Of The Pague Year)，該書記錄了1665年倫敦的淋巴腺鼠疫。
這本書以詭異的筆觸描述了一幕又一幕的疫情事件，讓人不禁回想起早先病毒的瘋狂傳播以及我們最初面對病毒時的震驚和惶恐。
笛福將故事的背景時間放在1664年9月，當時有關「瘟疫」重回荷蘭的謠言四起。緊接著，在12月，倫敦發生了第一起可疑死亡事件。而到了春天，笛福寫道，當地教區的死亡訃告開始以一種不詳的趨勢大量增加，大家都人心惶惶。
直至7月份，倫敦執行了新的規則——這些規則如今也成為了2020年我們當下戒嚴的例行條例，比如「在進一步發佈通知和許可之前，全城將全面禁止所有宴會聚餐，特別是倫敦各公司舉辦的聚會活動，同時也禁止在旅店、酒館以及其他公共娛樂場所就餐……」
「沒有什麼」笛福寫道，「比這些市民們得過且過的疏忽更為致命。通知和警告已經發布了很長時間，但他們在此期間依然走親訪友，沒想著儲備糧食或是其他必需品來應對疫情。如果做好準備的話，他們就能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裡活到退休，就像那些提前做好措施的謹慎的人一樣」
到8月份的時候，笛福如此寫道，瘟疫已經變得「相當嚴重且瘮人」；9月初，疫情進一步惡化，最終達到了峰值，「一個個家庭，甚至是整條街道的人家……都被一併抹除。」
等到了12月份，「疫情蔓延的勢頭開始衰弱。冬天來得十分迅猛，帶來了刺骨的霜凍，空氣也變得清新凜冽……」。大多數生病的人都康復了，城市的秩序也逐步恢復。街道也重現生機， 『人們走上街頭，感謝上帝對他們的拯救。』
在局勢和情緒都十分緊張，人的生存本能被激發之時，還有什麼能比速寫一場正在發生的瘟疫更戲劇化呢？
所以對於像笛福以及後來的加繆這樣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來說，記敘疫情並將其寫成小說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在加繆的《鼠疫》一書中，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市因瘟疫的肆虐而封閉數月之久(如同19世紀發生在奧蘭的瘟疫)，這與如今的疫情危機有很多相似之處。
起初，儘管街上已經到處是奄奄一息的老鼠，
當局仍舊刻意忽視了這種昭示著鼠疫即將發生的早期跡象。「我們當地的官員是否意識到，這些齧齒動物腐爛的屍體對居民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當地報紙的一位專欄作家對此提出疑問。
這本書的敘述者是伯納德·裡厄斯醫生。他身上反映出了醫務工作者低調的英雄主義。
他說：「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會是什麼，也不知道這一切結束後會發生什麼。但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病人，而且他們需要治療。」
最後，鼠疫的倖存者得到了一個教訓:「他們現在明白了，有一樣東西是人永遠渴望而且有時是能夠得到的——那就是人類的大愛。」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改變了整個世界。那場流感導致5000萬人死亡，而在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造成1000萬人死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戰爭中戲劇性的事件竟掩蓋了此次流感對於全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激發了無數小說的創作靈感。
當人們正練習著「保持社交距離」，全球各個社區都開始戒嚴的時候，凱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1939年出版的小說《蒼白的馬，蒼白的騎士》(Pale Horse, Pale Rider)中對西班牙流感所造就的後果的描述讓我們尤為熟悉——女主人公米蘭達的朋友亞當在被診斷患上流感後不久後告訴米蘭達：
「簡直不能再糟糕了……幾乎所有的劇院、商店和餐館都關門了，白天街道上都在舉行葬禮，晚上則都是救護車的聲音。」
波特描寫了患病期間米蘭達發燒的情況及所使用到的藥物，以及長達幾周的康復過程。直到米蘭達醒來，她發現世界已經被流感和戰爭重塑了。
波特自己也差點死於流行性感冒。她在1963年接受《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採訪時說：
「我的身心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有勇氣走出家門，重新在這世上生活。坦白講，我感覺自己某種程度上與外界格格不入。」
21世紀的流行病——2002年的非典(Sars)、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2014年的埃博拉——激發了人們創作疫情小說的靈感，他們以此為素材描繪了疫情後的荒蕪和破碎以及那些廢棄的城市和那些被損毀的人文風貌。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向我們描繪了一場疫情過後人類幾近滅絕的世界。
書中寫到，25年前，一場致命的瘟疫像是“無形的洪水”一般在空氣中迅速蔓延，就彷彿長了翅膀一般，如大火般吞沒了一座座城市。
阿特伍德細膩捕捉了少數倖存者極度孤獨的心理。
書中的託比是一名園丁，她的花園在一個廢棄的溫泉浴場裡，花園僅能維持生計。她從花園的屋頂上眺望地平線，書中這樣描寫道：
「肯定還有其他人……她不可能是這個星球上唯一的人。一定還有其他人。但是，是朋友還是敵人呢？如果她看到一個人，要如何去判斷呢？」
雷恩應該還活著，她曾是一名高空鞦韆舞者，是「鎮上髒兮兮的女孩中最乾淨的一個」。
因為疑似感染了一種非致命的傳染病，她恰巧留在了隔離區。她把自己的名字寫了一遍又一遍。
「太孤獨的話，你就會忘記自己是誰。」
通過倒敘的手法，阿特伍德詳細描述了自然和人類世界的平衡是如何被統治者所推崇的生物工程破壞的，也描述了像託比這樣的激進主義分子是如何反擊的。
阿特伍德對科學的負面影響素來敏感，她將作品建立在合情合理的框架之上，這也使得《洪水之年》這部作品讀來讓人覺得與當下令人驚恐地相似 。
疫情小說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是因為小說中全世界都聯合起來與並非人類的敵人對戰。而且情況更加微妙的是，這裡沒有「好人」和「壞人」之分。每個角色都有平等的生存機會。
人性百態，每個人對極端兇險環境的反應各有千秋，這些都給小說家提供了引人入勝的素材，也讓讀者覺得扣人心絃。
馬玲的《中斷》（Severence）(2018)被作者定義為一部以移民為背景的「末日辦公室小說」。
書中的千禧一代坎迪斯·陳(Candace Chen)是整個故事的敘述者，她在一家聖經出版公司工作，並且擁有自己的博客。
書中虛構了2011年發生的「沈氏熱」疫情，主角是疫情期間逃離紐約市的9名倖存者之一。
在基礎設施崩潰之後，馬玲在書中向讀者呈現了整個城市景象，互聯網陷入死境，電網被全面關閉。
坎迪斯加入了一個長途旅行的隊伍，前往芝加哥郊區的一家購物中心，這群人計劃在那裡安頓下來。旅途中他們穿越“發熱患者”居住的地區，這些「發熱患者」堅守著他們老派的作風除非患病身亡。
那麼倖存者究竟是隨機獲得了免疫力，還是被神靈所「選擇」？
隊伍中的鮑勃曾是一名非常獨斷的IT技術人員，現在是他們的領隊。為了得到安全的保障，大家必須嚴格遵守鮑勃制定的宗教規則，坎迪斯發現了這一點，也就註定了她遲早會因此反抗。
當然，馬玲在《中斷》中描繪了一個最極端的情況。謝天謝地，我們沒有面臨那種情況。
在小說中，她主要關注的是疫情消解後她所虛構的世界裡發生的事，在情況好轉之後，在一群偶然倖存下來的人中，誰來負責重建社群和文化？她在小說裡發問，誰來決定誰擁有權力？宗教活動的指導方針將由誰制定？個人又該如何維持機構的運轉？
艾米麗·聖約翰·曼德爾(Emily St John Mandel) 2014年的小說《第十一站》(Station Eleven)把時間線設在一場源自格魯吉亞共和國的傳染性極強的流感發生之前、期間以及之後。
這場「像中子彈一樣在地球表面爆炸」的流感消滅了99%的全球人口。
疫情始於扮演李爾王的演員在舞臺上心臟病發作的那天晚上。而他的妻子則是一位科幻漫畫家，她創作了一系列漫畫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名為「第十一站」的星球，就在20年後，一群演員和音樂家穿過「一個個小鎮組成的群島」，在廢棄的商場裡表演《李爾王》和《仲夏夜之夢》。
《第十一站》與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遙相呼應，而那個故事正是以14世紀的黑死病為背景的。
是什麼決定了藝術？名人文化重要嗎？曼德爾如此問道。
在被無形的病毒重重圍困之時，我們將如何進行重建家園？藝術和文化將如何改變？
毫無疑問，與我們當前處境相關的小說有很多已經被作家列入寫作計劃中。
那麼未來的小說家將會如何描述這場疫情？他們會如何記錄高昂的社區精神，以及在我們身邊不計其數的英雄？
我們在增加閱讀時間、為新世界的出現做準備的同時，這些問題同樣也需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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