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戰是推動三國形成的三大著名戰役之一。相比於助力曹魏統一北方的官渡之戰與奠定南北對峙格局的赤壁之戰而言，夷陵之戰對天下三分局勢形成的推動作用更為直接，其影響之深遠集中體現在戰後蜀漢政治的重新調整上。
作為三國時期孫吳政權與蜀漢政權的唯一一次戰場交鋒，夷陵之戰由蜀漢伐吳而起，又由蜀漢大敗而止，其失敗的後果自然也要由蜀漢來承擔。夷陵之戰中，蜀軍主帥劉備放棄水陸並進的戰術，選擇“舍船就步”，在夷陵“傍巖就樹”，共扎四十多營，連綿七百餘里，聲勢浩大。吳軍主將陸遜以火攻擊之，使四十多營具破，蜀軍全面潰敗：
“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整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患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盧弼《三國志集解·吳書·陸遜傳》）
一場燒在夷陵的大火給蜀漢帶來了一場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空前損耗，清朝學者王夫之評價夷陵戰敗後的蜀漢是: “國之精銳，盡於夷陵”。然而，儘管戰場上的損耗十分巨大，但夷陵之戰對蜀漢政權的影響卻遠不止於此。這場燒盡七百里連營的大火不僅燒在了戰場之內，更是延伸到了戰場之外。夷陵的戰敗迫使蜀漢進行了國家大政方針的全面調整，其對蜀漢政權的後續影響貫穿於整個後三國時代。
由因見果：夷陵之戰爆發的原因
關於夷陵之戰爆發的原因，多數人都持有劉備為結義兄弟關羽報仇的觀點。關羽守荊州而北伐曹魏，在與魏軍交戰時卻被吳國大都督呂蒙白衣渡江襲了後方，最終敗走麥城慘遭俘殺，劉備與關羽親如兄弟，自是要為其報仇，故而起兵伐吳。正如清代學者陳龍川所認為的那樣：
“關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仇，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仇，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陳龍川文集》卷五）
持此類觀點者皆有一種劉備過於感情用事而不聽諸葛亮之勸最後痛失好局的嘆息之感，雖說情真意切，卻也有失偏頗。戰爭之事關乎兩個國家與千萬子民，並非個人情感所能左右。以夷陵之戰論，蜀漢舉全國之力征伐協同抗曹的盟友孫吳，若僅是為了給關羽報仇，即便大仇得報，失去盟友的蜀漢又怎能獨自對抗實力強大的曹魏呢？因為意氣用事而舉國興兵顯然不符合曹操對劉備人中之龍的評價：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三國志·先主傳》）
且劉備起兵伐吳是在蜀漢章武元年 (221年) 七月，彼時距離關羽遇害已經過了將近兩年。一個起於微末，戎馬一生的六十多歲老政客顯然不會因為個人感情而置多年基業於不顧。為弟報仇或許是戰爭興起的一個因素，但夷陵之戰的主因卻不在關羽而在關羽所失的荊州。
荊州是三國的軍事重鎮，無論是在地理位置上還是戰略意義上對吳蜀兩家都至關重要。於蜀漢而言，早在諸葛亮未出天下之時就向劉備獻上《隆中對》闡述荊州重要的戰略意義：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三國志·諸葛亮傳》）
對於蜀漢來說，荊州是《隆中對》中諸葛亮向劉備提出的戰略重地，若奪了荊州不但可以在荊州休養生息，還可伺機從荊州出兵逐鹿天下，荊州是蜀漢進退有據的根據地。
與蜀漢相同，荊州對孫吳也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荊州位於揚州上游，是抑制孫吳的咽喉之地，孫權早就明確表示，若失荊州, “便不能有吳國”。魯肅在給孫權獻“鼎足江東”之策時也強調：
“夫荊州與國鄰接，歡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隴，有金城之固……此帝王之資也。”（《三國志·魯肅傳》）
荊州即是蜀漢逐鹿天下的根據地也是孫吳自保圖強的大本營，吳蜀之間對荊州的爭奪自赤壁之戰打敗曹操後就一直處於膠著狀態。原本按照雙方的約定，勢單力孤的劉備在與孫吳同盟打敗曹操後，荊州應歸孫吳所有，但劉備集團卻用盡心思與孫吳周旋，佔據了荊州的一半，這就是《三國演義》中著名的“借荊州”。孫吳“出借”多年的荊州最終在擊敗關羽之後完全收了回來，劉備發動夷陵之戰就是為了佔據夷陵並以其為據點重取荊州，以保障蜀漢的《隆中對》政略得以繼續執行。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夷陵之戰起於吳蜀之間在荊州問題上的政治衝突，戰敗的結果也以荊州為中心對蜀漢政治產生了領土喪失、政略修改和戰略固化的三重影響。
直接影響：荊州歸吳，蜀漢失去了對荊州最後的倔強
夷陵的戰敗使蜀漢放棄了對荊州的爭奪，開始主動承認荊州屬於吳國。蜀漢放棄荊州的標誌性事件就是蜀漢建興元年（223年），已然輔佐幼主，主持蜀漢軍政的諸葛亮派遣鄧芝出使吳國，向孫權上呈到：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盧弼《三國志集解·蜀書·鄧芝傳》）
鄧芝此言無疑向孫權提出了兩個明確的信號，首先就是想要重修舊好，繼續貫徹“吳蜀聯盟，共抗曹魏”的策略，不要因為夷陵之戰的不快影響兩國的關係。其次，鄧芝闡明吳蜀二國共有四州之地，即當時兩國共佔的的荊州 、揚州 、交州和益州，但是其後在強調兩國抵禦魏國的天險時卻只說“蜀有重險之固”所謂“重險”即指蜀漢外有斜谷 、駱谷 、子午谷之險，內有劍閣之險。這“四重保險”都處在益州之地，顯然鄧芝已明確表示兩國的四州之中蜀漢只佔益州，包括荊州的其他三州都是吳國的。孫權對此的回答是: “君言是也”。
鄧芝是諸葛亮派遣的使節，諸葛亮集蜀漢軍政大權於一身，鄧芝的話自然代表了蜀漢的態度。鄧芝訪吳後，孫權亦派遣使臣張溫回訪蜀國，兩國互交國書，張溫在國書中再次強調“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江滸”就是包括荊州的長江流域。蜀國也同意了這份國書，雙方約定“永結同好，平分天下。”與此同時，蜀漢另一位託孤重臣李嚴也接到了新的調令，他被調離攻打荊州的前哨陣地永安，接替他的是名不經傳的將軍陳到。凡此種種，皆可以確定，夷陵戰敗、劉備逝世後，蜀漢顯然將荊州當成了與孫吳重修舊好的政治籌碼，對荊州的政策從多年的膠著不讓轉為主動放棄。夷陵之戰的發動是劉備為奪回荊州最後的倔強，而隨著夷陵戰敗，蜀漢對荊州多年的執念已然迫於形勢而消散,蜀失荊州，已成定局。
深度影響：國策調整，蜀漢對《隆中對》政略的修改
荊州對於蜀漢而言意義重大，夷陵戰敗失去荊州並非只是失去一塊爭奪多年的土地那麼簡單。荊州的失去，迫使蜀漢對多年貫徹的《隆中對》政治方略進行重新調整。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為劉備指明瞭一條“大業可成”的坦途：
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三國志·諸葛亮傳》）
“隆中對略”給劉備定下的平天下策一共分三步，首先就是佔據荊州和益州，取得立足之地 ;其次就是內修政理，外圖邦交，伺機而動；最後就是等 “天下有變 ”時從荊州與益州出兵，以鉗形姿態從東西兩路夾擊中原。《隆中對》 對當時的天下形勢、對群雄割據局面的突破點以及具體行動方案的分析無疑是合理的，故而蜀漢多年皆以《隆中對》為政治、軍事行動的指導方略。劉備佔益州、圖荊州就是為了搭建兩路夾擊中原的鉗臂。但《隆中對》卻忽視了一個關鍵點，荊州固然對蜀漢十分重要，但是對孫吳的戰略意義也是不遑多讓，兩方之於荊州必會發生衝突。《隆中對》中一方面強調蜀漢要佔據荊州，另一方面又說“外結好孫權”，這便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有了劉備時期蜀漢和東吳之間的相愛相殺。
夷陵戰敗的一場大火將荊州徹底從蜀漢的版圖上燒盡，為保住多年謀劃的東西“鉗形”攻勢，蜀漢對《隆中對》政略進行了調整。在荊州歸於孫吳的情況下，蜀漢將東路進發的主動權交給了孫吳。夷陵戰敗後鄧芝出使吳國時便與孫權達成了共識，鄧芝對孫權說：
“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並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 ,君各茂其德 ,臣各盡其忠，將提抨鼓，則戰爭方始耳。”（盧弼《三國志集解·蜀書·鄧芝傳》）
鄧芝的話顯然在告訴孫權，天下一統是必然要發生的事，但最後實現一統的只能是蜀漢和孫吳兩方之一，而他們兩方的爭奪要等共同擊敗曹魏以後。鄧芝出使的成功與吳蜀後期多年的修好表明東吳已然有了出兵伐魏的口頭承諾。至公元229年，孫權稱帝，蜀漢前去祝賀時，蜀使陳震又與東吳簽訂了具體的盟約：
“自今日漢 、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 ,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 。”（《三國志·吳主傳》）
從口頭共識到城下之盟，蜀漢對《隆中對》政略的修改已然明顯。《隆中對》中原有與孫吳交好的政策沒有變，東西兩路鉗形夾擊中原的政策也沒有變，但佔領荊州的政策卻因夷陵戰敗不得不放棄，荊州歸於孫吳，從荊州東路出擊的鉗臂只能由孫吳來組建。蜀漢以外交調整將東路主導權交予孫吳，原有荊州和益州共同經營的政略也被迫調整，在整個後三國時代，蜀漢政權一直在經營益州，致力北伐，全力搭建西路進擊中原的另一條鉗臂。
持續影響：戰略固化，五次北伐皆以隴右地區為目標
荊州和益州是蜀漢必爭的東西兩處戰略重地，但劉備此前顯然過渡重視對荊州的爭奪而忽視了對另一條西路“鉗臂”的建造。自公元208年赤壁之戰以後，劉備便陷入了與孫吳之間的荊州之爭。直至公元211年底才開始進軍益州，在214 年奪得益州後又沒有立即北上奪取漢中和關隴地區，去經營《隆中對》中從益州出秦川的西路戰線，反而又於215年的夏天發兵荊州。
乘著孫劉在荊州周旋的空檔，曹操於215年平定了馬超、韓遂，徹底穩固了在關中的勢力。而蜀漢長期周旋於荊州的結果確是夷陵的一場大火，多年的國力積累被一下燒的乾淨。“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 上庸覆敗 ( 指劉封、孟達叛蜀) ,徒失一方 ……故前後數喪師眾也。”（《三國志·廖立傅》）
夷陵戰敗後，在失去荊州的直接結果下，蜀漢只能用心經營西路，但彼時的西路戰場卻已然因為錯失良機，處於蜀漢國力耗盡與曹魏後方穩固的困局之中，進軍難度之大直接影響到了諸葛亮北伐戰略的制訂。諸葛亮在首次北伐反對魏延的“子午谷奇謀”時，詳細闡明瞭他的北伐戰略：。
“ “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三國志·魏延傳》）
步步為營是諸葛亮的北伐方式，奪取隴右就是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標。縱觀諸葛亮五次北伐，每一次都是圍繞著隴右進軍。
- 首次北伐，諸葛亮兵出祁山，奪了隴右五郡中的天水郡 、南安郡和安定郡。
- 第二次北伐兵出散關，直逼陳倉，陳倉位於今陝西寶雞市東，處在關中和隴右之 間。佔領陳倉就是為了東進關中，西圖隴右。
- 第三次北伐直擊魏國武都、陰平二郡，武都郡出祁山進攻隴右的必經之路 ,而陰平又有一條可以隨時撤退的小路。
- 第四次北伐前曹魏實行反攻，司馬懿、張郃與曹真三路直面諸葛亮，諸葛亮一面抵禦一面派魏延西入隴右，外線作戰。之後又是出祁山攻隴右。
- 第五次進攻離長安二百里的眉縣一帶, 試圖切斷隴右與關中的聯繫，孤立隴右後迅速佔領。
五次北伐皆圍繞隴右地區而進軍，並不是因為諸葛亮對隴右地區有什麼執念，也不是諸葛亮不懂變通，夷陵戰敗是一條很重要的催發因素。夷陵戰敗後，隨著國家政略的調整，蜀漢北伐的戰略已然僵化，兵圖隴右是兼顧恢復國力和逐鹿天下的最穩之策。
由於前期對荊州的大量投入蜀漢國力喪盡，隴右地區是有漢以來著名的糧食產地和戰馬產地而且民風彪悍，尚武之風濃厚，諸葛亮進攻隴右就是為了為蜀國奪取足夠的糧食和人口進而訓練騎兵，改善蜀漢步兵為主的軍種，讓蜀國恢復逐鹿天下的國力。且曹魏趁吳蜀爭鬥之際，早已穩固後方，在長安 、隴右建立了兩個軍事據點專門對付北上的蜀軍。蜀漢只有先奪取隴右，切斷魏軍右臂,鞏固漢中至隴右一線 ,才能安心向長安推進，諸葛亮後的姜維九伐中原，也是以隴右為中心。夷陵戰敗激發了蜀漢長期積累的內外矛盾，對蜀漢的影響直接持續到了其在整個後三國時代的戰略佈局。
結語：鳳凰浴火，未見重生
夷陵之戰導致蜀漢由原本的東西兩路主動趨勢轉為被動的孫劉結盟，三分天下形勢由此確立。從失荊州到調政略再到限制北伐其影響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在整個過程中也體現了蜀漢政權在後期的努力調整與適應。中國自古就有鳳凰涅槃重生的典故，《廣雅》中就有記載說神鳥鳳凰棲於梧桐之上，每五百年自焚一次，第二日重生，第三日羽翼豐滿，清啼而去。重生是為了比過去更好，夷陵之戰中一場七百里的大火燒盡了蜀漢多年的積累，進而產生了由戰爭失敗引發的多重影響，而夷陵之後的蜀漢在諸葛亮的引導下也試圖對戰敗的損失進行全力的修補，失荊州則結盟，政略止則修改，國力弱則圖強，試圖進行一次浴火後的重生。而後世未見重生，所見唯有一生秋風五丈原的嘆息：“悠悠蒼天，何薄於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