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北宋王朝的冗余积弊在仁宗一朝展露无遗，为此，庆历新政便在宋仁宗的殷切期许下开展了起来。不过，由于新政触犯到太多群体的既得利益，最终，在这些反对派巨大的反对压力面前，对改革心生动摇的宋仁宗，在新政开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亲手结束了新政的生命。而北宋王朝至此也就错失了第一次自我改良的机会。
不过，对于北宋王朝来说，冗余问题只是其国境之内的长久弊病。在其国境之外，还有更加棘手的异族危机。
我们在上一集也提到过，包拯曾在《论冗官财用等》中向朝廷痛陈冗余积弊，而那一句「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更是将北宋所面临的财政窘境描绘地淋漓尽致。不过，在写下这句话后，包拯笔锋一转，以一句「幸而西北无事，乃是可为之时」将话题导向了「锐意而改图」
换言之，在包拯看来，北宋彼时的财政状况虽然危机重重，不过西北局势的稳定，也为居高位者着手改革王朝内部的积弊提供了绝佳的时机。那么，包拯在这里提到的「西北无事」究竟所谓何事呢？这就要提到盘踞在北宋西北部的大敌——西夏。
西夏
不同于雄踞塞北，在北宋开国前便早已建立起独立政权的辽（契丹），作为一个由党项人建立起来的政权，西夏正式建国于1038年，至于其开国皇帝，就是鼎鼎大名的李元昊。说起来，1038年也是宋仁宗宝元元年，此时距离宋仁宗继位已经过去了15年，距离庆历时代的到来，也还有三年的时间。
此外，不同于北宋与辽在澶渊之盟 chán后建立起的平等外交关系。西夏在建国之前，一直以附庸的身份臣属于北宋。所以，面对西夏建国并独立的事实，彼时在仁宗治下的北宋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为此，北宋政府下令，剥夺以往加封给李元昊的一切官职、爵位，并停止了宋、夏边境的往来贸易。此外，北宋政府更是在宋、夏边境贴出告示，张榜悬赏李元昊的脑袋。
不过，北宋还是低估了西夏建国的决心与实力。在辽国的「冷眼旁观」下，宋、夏两国于西夏建国后的第三年，进入到为期三年的战争时期，史称第一次宋夏战争。在这一阶段，北宋和西夏之间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战役，即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与定川寨之战。可是，令北宋方面无比沮丧的是，宋军在这三场大战中连战连败，以至于到最后被西夏收拾得没了脾气，不得不在客观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事实，并最终在庆历年间与西夏签订了著名的庆历和议。
只能说北宋在军事上的外强中干，借由这次战争暴露了许多。而辽国也趁火打劫，通过在辽、宋边境陈设大军，并派遣使者对北宋进行外交攻势，辽国最终迫使北宋增加对辽的岁币供应。因为这件事同样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所以后世称其为庆历增币。
对于北宋在军事上表现出的弱势，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不过，在造成这般弱势的诸多原因中，有一项原因可谓重中之重，那就是北宋自建国以来便开始推行的重文抑武政策，史学家称之为「防弊之政」。
因为北宋承自五代，而五代之前则是唐代。唐代中晚期的一大特点就是藩镇割据，而五代的一大特征则是武人当国，因此，五代的乱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正如活跃在五代时期的后晋将领安重荣，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新五代史》
只要你有能力拉起一支听命于自己的队伍，那么你就有资格去争夺天下。皇帝？皇帝难道就是生来注定的吗？
正因为如此，在这种乱世中成长起来的宋太祖，自然在北宋建国之初就对武人怀揣着最大的提防与「恶意」。毕竟，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而自己不也是凭借多年来在军中积累下的威望与实力，最终在陈桥驿搞了出黄袍加身，进而夺取了柴家小皇帝的皇位吗？
于是乎，为了让「黄袍加身」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放权给文人，并让文人始终压武人一头，就成了宋太祖在架构北宋王朝政治体系时的最佳选择。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的那样，
「宋代建国本于汉唐不同。宋由兵士拥戴，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亦即宋室政权惟一生路。即须裁抑兵权。而所有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宋人亦一些没有。」——《国史大纲》
至于杯酒释兵权的后续行为，只能说赵皇帝的驭下之术终究要比朱皇帝高明。
从结果来看，北宋政府对武人的压制达到了其预期的结果，而北宋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过武人夺权的恶性事件。但是，凡事就怕过犹不及，而由此带来的种种悲剧，既是那个时代个人的不幸，也同样是那个时代国家的不幸。
其中，北宋名将狄青的悲剧结局，与种世衡的唏嘘结局，无疑为这一抹不幸增添了更加浓重的阴影。
狄青
说起来，狄青与种家的开山人种世衡，都发迹于第一次宋夏战争。更为巧合的是，这二人的发迹与范仲淹都离不开关系。话说，范仲淹为什么会和宋夏战争扯上关系？对此，我们在上一集中也稍有提及。在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向宋仁宗解释自己对朋党的看法时，曾拿自己在军中的见闻做例子。而那段在军中的过往，就发生在第一次宋夏战争期间。
因为北宋军队在三川口之战中遭遇惨败，以宋仁宗为首的北宋政府意识到西夏的威胁非比寻常。于是，在宋仁宗的首肯下，以夏竦为首、韩琦与范仲淹为辅的阵容便被派往前线，共同负责对西夏的作战事宜。
如果各位对活跃于北宋时期的名臣多有了解，那么便不难发现，夏竦、韩琦与范仲淹都是文臣出身，而以文臣之身统兵，也实在是北宋时期的一道别样风景。不过，这在当时看来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比起对军事的熟稔，文臣在整体素质上不如武人。哪怕在有宋一代，确实出现过像寇准、李纲与虞允文等兵带得不错、仗打得也不赖的文臣，但带兵打仗的事儿，终究还是武人们的业务范围。
以狄青为例，哪怕宋夏战场的局势对北宋愈发不利，但彼时正值壮年且声名不显的狄青，也得以在那片严酷的战场上锤炼自己，进而打出了「面涅将军」的赫赫威名。
所谓「面涅」，指的就是狄青脸上因黥刑 qíng留下的疤痕。相传狄青在从军前有过犯罪记录，所以被判处了黥刑 的处罚。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狄青的报国之志。根据《宋史》的记载，
「（狄青）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宋史》
正是凭借着这股敢打敢拼的劲头，与颇具个人特色的外在形象。久而久之，时人便将狄青称为「面涅将军」。
狄青的传奇并未止步于宋夏战争，随着多年后侬智高在北宋西南部发动叛乱，面对前线宋军的作战不力，已经凭借战功升任至枢密副使的狄青，便在宋仁宗的许可下，率军亲自前往西南前线。最终，狄青「一昼夜绝昆仑关」，并在随后的归仁铺大战中击溃侬智高主力、顺利地平定了此次内乱。
对于狄青做出的功绩，大喜过望的宋仁宗下令将他升任为枢密使。枢密使是北宋的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主席。至此，狄青来到了他仕途的顶峰。不过，他的悲剧也由此开始。
因为枢密使一职在北宋一向只由文臣担任，而文官在军中一向没什么根基，所以让文官担任如此重要的军事职位，「大家」都很放心。现在，狄青以武人之身身居枢密使高位，无疑是乱了祖宗家法。更何况狄青有胆有识、在军中素有威望，「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引自欧阳修·《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
因此，颇具危机意识的文官群体，便在仁宗没有做出明确表态前，开始对狄青群起而攻之。
最终，面对宋仁宗「狄青忠臣」的疑虑，文彦博对宋仁宗敦敦劝诫道：
「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野客丛书·野老记闻》
文彦博的「谏言」显然起到了诛心的效果。而朝野上下那场针对狄青的舆论风暴，也随着狄青被朝廷借故贬谪而迎来终结。至于狄青，面对着「无他，朝廷疑尔」的冰冷现实，最终在被罢免后的第二年抑郁而终，终年49岁。
文彦博
因此，从狄青的例子中哪怕是管中窥豹，也不难窥出武人们在北宋面临的尴尬处境。亦如活跃于仁宗时期的另一位名臣尹洙，这位与范仲淹素来交好的河南先生，就曾对北宋重文抑武的现象颇有微词，
「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议》
微词终究只是微词。为了压制武人，重文抑武的政策在有宋一代都得到了贯彻。不过，当国家面临战争局面时，素来抑武的北宋政府通常会如何应对呢？对此，宋太祖早在北宋开国之初，便通过对军事制度的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像在当代学者易中天所撰写的《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中，易先生便为我们清晰地梳理了北宋的军事制度：
「中央军平时由三衙养着管着训练着。一旦需要戍边或者打仗，对不起，交给枢密院调度。枢密院远筹帷幄，调兵遣将，但是部队到了驻地或前线，则交给边将和统帅指挥。就是说，三衙有管理权无调度权；枢密有调度权无指挥权；边将和统帅有指挥权，却不知道手下的兵将从哪里来，能干什么。」——《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仅从制度的架构层面来看，宋太祖也算是煞费苦心。而管理权、调度权与指挥权三权分立，虽然可以从制度上有效避免兵权专断，不过也极大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不难想象，「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将是北宋军队在此后面临，并根植于制度上的一大弊病。
也正因为如此，对宋军战斗力心知肚明的范仲淹，在到达对西夏前线后便建议全军固守，以做持久打算。不过，韩琦对此却不以为意，而他主动出击、速战速决的策略，也与朝廷急欲雪三川口之耻的想法不谋而合。最终，在韩琦的贸然出兵下，由其统帅的万余宋军，在好水川，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省隆德县遭遇西夏埋伏，几乎全军覆没。
好水川的惨败，让朝廷意识到范仲淹此前建议的价值所在，而北宋对西夏的军事态度，在仁宗一朝也转为了守势。一方面，北宋将毗邻西夏的陕西路拆分为了秦凤、泾原、环庆、鄜（fū）延四部分，并在各部分派驻大军分区驻防；另一方面，北宋在宋、夏边境广修防御工事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边军的考核、训练力度，并积极拉拢活跃于边地的少数民族……
其中，将这一工作做得颇为出色的，便是西北种家将的开山人——种世衡。正是在他的任内，青涧、细腰二城作为对夏的桥头堡拔地而起，而他对边地羌人的招抚，与对西夏的外交分化、军事反击……也极大地改善了北宋的西北部局势。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位世之名将，却也积劳成疾，病死于细腰城筑成后不久。对此，将种世衡一手提拔的范仲淹悲痛不已，并对种世衡的戍边人生做出了高度评价，
「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饷，善抚士卒，能得人死力。」——《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
虽然种世衡在后世的名声不如狄青显著。不过，相比狄青如奔涌的波涛般，在对夏战场上打出了「面涅将军」的赫赫威名；种世衡更像是娟娟的溪流，在守护着北宋西北部边境安宁的同时，也开启了历时三代人，属于西北种家将的时代。
亦如南宋官员王稽 jī中感慨的那样，
「臣每念国朝罕有世家；惟将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玮，种世衡之子谔，谔之子师道，皆世为良将。」——《续资治通鉴》
不过，虽然从种世衡开始，种家这一脉便长期驻守在宋、夏边境，并在经年的战争中，为北宋的西北安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就是这堪称世家的名将家庭，其唏嘘的结局似乎在种世衡积劳成疾、最终病死在任上时便埋下了伏笔。
种世衡
在种世衡的几个儿子中，素有威名的种谔，因为边境与朝中大臣的多方约束与牵制，虽有良才但无法才尽其用，以至于戍边数十载一直难以开拓大的战果，最终「疽发背卒」；到了种世衡的孙子辈，种师中在朝廷误判形势强令出兵的命令下，陷入金人的重重包围「身被四创，力疾而死」。至于素有「老种」之称的种师道，也在朝廷的猜忌与排挤下报国无门，最终在靖康之变前夕抱憾身死。空留下开封城破之时，宋钦宗「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的追悔莫及……
只不过，这儿孙辈的唏嘘往事，仁宗一朝的君臣是不可能知晓了。对于彼时的他们来说，西夏战事已平，虽然过程不是那么光彩；而互为兄弟之国的辽，也通过增币的手段予以安抚。可以说，北宋又一次「摆脱」了外部危机，而其目光，也能够回归国内，去面对那更为「致命」的内部忧患。
正如宋仁宗的爷爷宋太宗，曾对自己身边的近臣这样说道：
「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只是，当北宋一直将警惕的重心放在内部，并对本朝的武人势力百般打压时，它又是否会想到，偌大的北宋最终将亡于那可以「预防」的边事、亡于那不足深惧的外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