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历代官家好典范：宋仁宗
- 文/唐晋；有人彪炳史册、功垂万年；有人寂寂无名、黔首缩衣；有人为恶多端，遗臭万年。在浩瀚如烟、闳中肆外的史籍中上演着精彩纷呈的世事百态。愚秉不才之诚，于学海之中了然历史之一貌，顿生慨然欣怀之意，涉足于史既为兴趣，也为述求真见。望与诸君共有读史知智之心，愚陈述一己之见，与众共商国史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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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仁宗是一个好皇帝，对于臣下来说可遇而不得求好官家；对于黎民百姓来说不可多得的圣天子；对于后宫妃嫔乃至仆役宫人来说难能可贵的怀仁之君；而对于后世来说，仁宗堪称宋朝体制下最称职、最完美的皇帝。与之迥异相较的则是甫一登基，便谋求大治、锐意改革的神宗皇帝。
可从本质上来说，仁宗与神宗并无太大的区别，只不过相对于神宗来说，宋仁宗之心在于维系家国社稷，在祖宗框定的制度内垂拱而治即可。之所以言及二人本质无所相差，则在于宋朝最大的两场改革，皆在此二位在朝期间发生。
（宋仁宗真像，古代画师亲绘）
标榜模范好官家
宋仁宗赵祯于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时年十三岁；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崩逝，享年五十四岁，以在朝四十二年的记录冠居宋朝历代皇帝之首。这相当于普通人半生的时间中，仁宗若是没有些什么自己的想法，那才不正常之至。可念头与契机不是一股脑的涌现出来的，在长达十一年的“听政”生涯中，基本上处于探索时期，国政要事也无须事必躬亲，可在这“听政”时期里，仁宗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好皇帝”。
仁宗的一生可谓贯彻了“官家”这个称谓。
官家一词出自《蒋济万机论》中的：“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由此称为了宋朝历代官员对于皇帝的称谓。
（官家）
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称谓，其深有的含义是严切贴合宋朝历代君主的所必须要秉持的执政方针的。从表面上理解，是在说三皇五帝的统治模式，可实际反映的是三皇五帝时期治理国家一脉传承的方针——德治，或者说是历代之君主、官员、人民所向往的垂拱之治。
也就是说，官家这个称谓是宋朝百姓内心所景愿的、希望的，对万民所系的大宋皇帝的一种寄愿（当然民众如何做想还未尝可知）。可最热衷于此的，是官员。大宋朝独有的治国特点，便是积极主动的宣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士大夫意指的便是凭学晋升的官员，他们当然是官家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心腹臂膀，况且这个词也是由士大夫冠上的。当然也有人说，这体现宋朝官员无处不在的文化气息。这便有些牵强附会了，难道汉唐、明清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就没文化了？
（仁宗剧照，励精图治）
追根溯源，官家这个词体现的还是宋朝制度下对于皇帝的囿限。将其比拟作三皇五帝之垂拱德治，实则是官场上下潜意识当中对于皇帝无形的对抗。
要知道，三皇五帝时期远在千年之前便不可追寻，自周之后大家虽提倡垂拱德治，但谁也没有傻到真正去恢复那段时间的政治制度，过去好的放在现如今就一定好吗？恐怕不一定吧，何况是一个官员莫不希望自己头顶的帝王垂拱而治，这样一来留给官员的操纵空间岂不是更大了。
这也就造就了终宋一朝，也无强势帝王的存在。
（宋朝疆域图）
仁宗的觉醒，庆历新政
仁宗用四十二年时间，诠释了一个合格的官家。可最初的宋仁宗却不是这么想的，与后代的神宗皇帝一样，对于历经四代传承的大宋，仁宗发觉一切并不像是官员所描述的那般和谐。就好比说与契丹辽国、西夏之间的外患，始终是悬在历代皇帝心头的巨石，时不时的便震荡好几回。
西北党项人李元昊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自立为帝，建大夏为国，次年便大举进攻宋朝边境。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使得投入在西北的数万宋军溃不成师，仁宗无时无地不在忧悬西北战况，甚至还听说李元昊那边蛮口出狂言，欲临渭水河畔，直据长安！
享国日久的仁宗何曾听到过这样的蛮夷之言，甚至连北方的契丹也聚兵幽燕、声言南下，一副趁火打劫的模样，还义正言辞的向宋朝索取关南之地（今河北白洋淀以东的一片区域）。
仁宗能怎么办？只好派遣富弼出使言和平息事态，打发走契丹，可对于西夏绝不能容情，尺寸弹丸小国岂能任其猖獗，遂停止了与西北边贸的一切诸多事宜，采取经济上的制裁。可仅此矛盾的凸显，仁宗算是看到了堂堂大宋实际下的软弱不堪，他愤慨、羞恼、忧虑，国事每况愈下，臣下却无兴国强国之策，平日中犯颜直谏的热情一扫而空。
（宋朝对外形式图，外敌环侍）
令仁宗欣慰的是，总归还是有良臣的存在的，就好比说范仲淹。其人一首岳阳楼记名满天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述范仲淹毕生所愿所想。
仁宗首次认知其人是在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范仲淹所奏上的《上执政书》一文中，便对其抱有赏识的态度，诏其进京任事。可当时大宋还一片祥和，并无矛盾激烈凸显，仁宗此时对于事态并无深切体会，可经历西夏崛兴之后，这个念头便破土而出了。
（范仲淹像）
一场在仁宗主持下、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为起始的“风雨新政、雷霆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史称庆历新政。可以说这不是仁宗情急意切之下作的决定，而范仲淹也因此酝酿了十数余年之久，可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了，还是由仁宗亲自叫停的。
尽管有多少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却也将大宋王朝僵化的顽疾纯粹的暴露在了仁宗面前。
（仁宗钦命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
仁宗之败、新政之失
范仲淹能够成为新政的核心人物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人有着丰富的地方理政经验，这便使得所陈出的政策改革是有实际来源的，绝非空口闲谈。
“十策”当中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为新政的主体，由内而外、层层推进削弱冗官积重的现象；以择长官、均公田为新政的右翼，澄清官吏人员和革除官吏腐败；以重命令、覃恩信为新政的左翼，树立政令权威以及保证新政实施；以厚农桑、减徭役为新政的基本，维护地方民生的安定与发展；修武备则为新政之后续保障，应对外患之忧。
（剧照，仁宗颇显中正仁德之君气象）
其意向不言而喻——革除政治弊端（官场时弊），简单来说就是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可这样一来便造成了绝大多数官员的抵制与反对。使得原本好好的新政改革，成为了朋党之间的相互攻奸。而支持改革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享受大宋国政优渥待遇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数不胜数，然而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仁宗手中握着。毕竟你是官家，你说了算。
可现如今仁宗比谁都还要纠结、为难，毕竟新政这个头是他自己起的，现如今决策权转圜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官场鼎沸的群意如烈火煎熬的热油，以直言犯谏为美的百官奏疏纷至沓来，朋党之论喧嚣尘上，改革派和抵制改革的官员相互争论，致使仁宗推行新政的初衷反而无人问津，其人内心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
（范仲淹主持下的庆历新政）
是坚行新法、针除时弊？还是稳定朝政、顾全大局？
毫无疑问的，仁宗选择了后者。就连后继者锐意进取的神宗也不得不与之妥协，仁宗推行新法的目的本就在于致使天下太平，可现如今天下还没有太平，反而是朝局先行混乱。政治抱负与祖宗基业孰重孰轻？自然是祖宗基业！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邠州；富弼罢去枢密副使，出郓州；杜衍罢为尚书左丞，出兖州；韩琦罢枢密副使,出扬州；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滁州。庆历新政自此历经两年彻底终结。
宋仁宗还是诸臣百工的好官家，持反对新政意见的百官也继续为任。可仁宗新政不免为遗憾的，可宋制下的囿限使得他别无选择，他要维护的不仅是宋朝百姓，还有赵宋的统治根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名其实，大宋也日渐堕入冗政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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