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虎列拉”有多凶猛

民國時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中華民族不僅遭受了災難深重的外來侵略戰爭的摧殘,也面對頻繁肆虐的自然災害。在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中,除了反侵略與求發展的時代命題外,抗災疫與求生存也成為現實主題。

“虎列拉”的傳播

民國初年,在各地不斷暴發的疫情慘烈現實和有識之士的呼籲下,1919年北洋政府設立了第一個國家級防疫機構——中央防疫處。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主要負責督辦地方防疫建設的衛生部(1931年後稱衛生署)。1931年的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會議要求各省參照《市衛生行政初期實施方案》,依據地方情況,籌設縣立衛生醫藥機關,作為推廣地方防疫建設的職能部門。由於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區域的自然條件、經濟水平差異顯著,其抗災害的能力不同。西北地區各省由於長期相對封閉保守,社會經濟凋敝,民眾生活困頓,遑論衛生防疫事業。

陝西,這個深處內陸、小農經濟模式堅固的地區,在歷經晚清同治回民起義、光緒年間大旱,1926年圍城之戰、1929年年饉之後,原本尚屬溫飽的社會已然民窮力竭,接踵而至的疫病卻如影隨形,其狀令人不寒而慄。

1932年6月,從潼關開始,自東向西,“虎列拉”在關中大暴發並迅速擴散,漸行南北,約計疫區達於五十三縣,患病人數至五十餘萬人,不及救治而死亡的人數多達十二三萬餘。“虎列拉”是霍亂的別名,在民間又有“吊腳痧”“絞腸痧”“癟螺痧”之稱,症狀為腹腸絞痛,上吐下瀉,腓腸筋痙攣,皮膚厥冷,眼窩深凹,尿量減少或閉塞,最後虛脫。由於發病迅猛,特別是在衛生環境較差、醫療設施缺乏的情況下,傳染性強,一旦傳染,多因救治不及時而死亡。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病,民眾因缺乏醫藥和衛生知識,談“虎”色變、生活在惶恐之中。旬邑人馬志超回憶當年虎列拉染行該地的情形:1932年秋夏之交,城內李某以賣小吃為業,突染病當日斃命,當晚其妻與一子斃,隨後五月嬰兒亦斃。遂由該巷傳染,至城內及城圍均皆流行,來著甚速,亦乏良醫,染者束手待斃,無可如何,只聽得怨天呼地,啼哭之聲振破耳膜,袒胸裸臂之死骸到處皆見,經日光之蒸,臭氣沖天。從早到晚街坊所見之人顏面蒼白,均帶恐容,一手遮其鼻腔一手持有香表,東奔西跑,求神保護,有者門懸草人、紅褲、白碗等形形色色,實為奇觀,最可傷者,父背其子屍,子抬其父棺往來不絕,口內只嘆道:上天收生,或雲外人使漢奸下毒於井。眾言紛紜,語論不絕,其情之慘,目不忍視,種種苦況諸紙難宣。

這種突發、傳染迅猛的疫病就像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使整個地方社會陷入危機——不僅是威脅著個體生命,更對生活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

疫病帶來的震驚和巨大傷痛,引發陝西各界人士特別是衛生界人士的反思,遂逐步付諸實踐,並推動陝西現代防疫體系建立。

陝西防疫體系的建設

“虎疫”暴發後,陝西省政府即派出醫師前往防治,並臨時籌設檢疫所和傳染病院,無奈倉促之間,人員和設備不足,防疫應急體系缺乏,四個月間,疫區即擴散至53個縣,而所派醫師僅達28個縣,雖注射疫苗20萬餘人,但不及救治死亡者則達13萬餘人。對“虎疫”肆虐的無力抵抗反映了民初以來整個陝西地區公共衛生體系的缺失。

痛定思痛,在13萬餘人的生命代價,在“虎疫甚於洪水猛獸”“吾人為虎噬矣”的感觸下,時任第十八陸軍醫院院長楊鶴慶先生(又名楊叔吉,陝西華縣人)在“虎疫”正烈之時,堅決呈請省府設立一勞永逸之防疫處,得到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的大力支持,指示“關於防治虎疫,由楊叔吉先生主持,用款見他私章撥給,用人由他調動,關於在省的一切設施,應竭力援助”。

陝西防疫處於當年(1932年)11月正式成立,成為當時全國除北平中央防疫處成立後繼起的唯一永久防疫機關。楊叔吉兼任處長,不支薪水。防疫處分設防疫課和製造課、事務室。防疫課職責一作文字宣傳,二為訓練人才,三設傳染病及貧民診療所、巡迴醫療隊、種痘傳習所等;製造課專制各種疫苗,事務室掌管文牘庶務會計。

此後,陝西防疫工作即以陝西防疫處為中心次第展開。首先針對疫情開展工作,一年內成效:派出防疫員五人赴陝北防治虎疫,成立傳染病醫院,年計收容傳染病人700餘人,組織巡迴醫療隊,兩月餘診療達1037人,發行防疫週刊,刊印各種防疫宣傳單行本和傳單,舉辦防疫訓練班3期,每縣有防疫人員2人,覆蓋全省71縣(彼時全省共94縣)。對省賑務會及佛化社所辦災民療養所,每星期派員診察2次。六月入夏購置“虎疫”疫苗1萬瓶、鼠疫苗157瓶、救急水12000瓶以及霹靂散、痢疾散等,以東路為重點分發各縣。並委託陸軍醫院、省立醫院、紅十字會醫院負責在省府全城四區進行虎疫疫苗注射和種痘。有針對性的防止傳染病暴發流行的防疫工作已經逐步走上正軌,1936年,陝西防疫處通過組織公私醫院及各醫務衛生機關擔任與人民免費注射“虎疫”疫苗以免疾患的任務,有效防止了五年一次大流行的循環性霍亂症暴發。

以此為契機,以衛生助理員作為防疫建設體系的先頭兵,將陝西防疫長效體系納入衛生行政建設。1933年陝西省防疫處在中央《縣衛生行政方案》(1934年)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參照《市衛生行政初期實施方案》,吸取鄉村建設派進行衛生防疫建設的思想和實踐,在縣衛生院尚付之闕如的情況,推行了衛生助理員制度,當年經防疫訓練班派任的衛生助理員已遍及61縣,佔全省縣份的三分之二。衛生助理員的職責平時為佐理地方衛生行政,並宣傳防疫知識,遇有疫病發生,即專門擔任防疫事宜,具體工作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調查事項(有調查表式),二是宣傳事項,三是治療事項,四是衛生行政事項。

與1934年頒佈的全國《縣衛生行政方案》相比較,陝西衛生助理員除了初級防疫保健事務外,實際上承擔了從縣衛生院到衛生分所不同級別所屬的部分職責。這個工作標準體現了陝西防疫處在推行鄉村防疫建設初期的探索:通過衛生行政力量,對鄉村衛生實況調查,並以“獲得民眾對衛生的信仰”作為重點致力於鄉村現代衛生科學的啟蒙。

顯然,這是針對陝西地方社會衛生科學觀念落後的狀況提出的。

對疫情的反思

民國時期的“虎列拉”有多兇猛

《陝西衛生月刊》創刊號封面

此間,有關人士對疫情的反思也較為深刻。

在《陝西防疫處一週年紀念刊》上,楊虎城題詞“防患未然”,對防疫處的成立和工作意義充分肯定。署名賈友三的“防疫重於防匪”文章稱“夫匪患,有形之患也;疫患,無形之患也”,因為從殺傷生命說,“盜匪之宗旨在財,故越貨者不必其意存殺人,劫掠者不盡皆屠城縱火,飽載而歸,目的既達。疫癘之發,其生機易於蔓延……萬一此菌發生,則繁衍甚速,傳染甚易”,“如不加意預防,則有傳遍世界之可能,人類滅絕之堪虞。”這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剿匪”方興未艾的政治形勢下,顯然將“防疫”工作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以提升民眾之意識。

地方政府和衛生界人士對防疫工作的種種期望和設想不再侷限於一場防疫,已然突破防範傳染病而觸及公共衛生的建立和民眾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的改變上。

民國時期的“虎列拉”有多兇猛

《陝西衛生月刊》陝西防疫處三週年紀念特刊

邵力子為《陝西防疫處一週年紀念刊》題詞:無恆不可為醫,防疫更有甚焉,勿僅談“虎”而色變,願共弭患於未然!利用科學以破迷信,乃知人定可勝天。從省政府的角度,寄予陝西防疫處利用科學的衛生知識破除迷信,穩定社會人心的同時,傳達現代科學力量的重任。

陝西醫界著名人士石解人在為《西京醫藥》創刊號(1933年1月)撰寫的《西京醫藥的使命》一文中指出:暴日之侵國,“無非是由於日本信奉科學,尤其維新後,利用科學優生學之獎勵強種”,呼籲陝西乃至西北地區醫藥界同仁,打破新舊或中西醫之爭和西醫門派之爭、協力探求科學醫藥的真理外,介紹研究西北之特殊醫藥學術、普遍西北衛生知識的宣傳,興建西北醫政、興議醫育之方策;鼓吹優生學,培植優秀人種,以資抵制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此文觀點頗具有代表意義,在《西京醫藥》後期刊載的文章反覆出現了以類似觀點推介公共衛生的文章:如《公共衛生與國家盛衰之關係》《強國強種的一種捷徑——小兒結核病之預防》等。(來源|《團結報》 作者|孫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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