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被譽為“石破天驚”式考古發現之一，今天下午，包括這一考古遺址的考古發現入選“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2019年度重要考古發現眾多，競爭激烈，專家們對重要考古發現的學術意義取得比較統一的認識，入圍項目的選票結果相對集中。十三五期間，國家文物局已經設立了‘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以考古實證中國5000多年文明發展歷程，科學地揭示中華文明歷史文化價值和核心特質，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此前聯合宣佈：陝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十個項目當選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20大臺基南護牆47號石雕南側面
據瞭解，五一期間，“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終評會與觀眾“雲相見”。因為疫情的原因，這是三十年間第一次以網絡會議的形式召開年度考古發現的終評會。最終入圍的2019年度二十個考古項目將於5月1日到5日每天下午15：30-17：30舉辦線上終評會。前四天每天下午彙報評選五個考古發現，於5月5日宣佈最終遴選出“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 龍山時期祭祀黃牛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 二里崗時期的殘爐壁
“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從最終入圍的二十項考古發現中遴選而出，而它們也是一千多項申報項目中的佼佼者。本次入圍項目關涉早期人類遺址考古發現，如5月1日的直播中彙報的五個入圍項目：陝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浙江義烏橋頭遺址、黑龍江齊齊哈爾洪河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有絲綢之路上重要位置如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有陶器、青銅器、瓷器等文物遺存豐富的山東滕州大韓東周墓地、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江西贛江新區七星堆六朝墓群；有能夠滿足大家對於早期貴族生活的好奇心的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和浙江安吉龍山越國貴族墓園；還有名人效應明顯、因而受關注的陝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大型陪葬墓等。
敦煌旱峽玉礦遺址第二地點東部崗哨、礦坑、選料區分佈情況（東南-西北）
敦煌旱峽玉礦遺址出土戈壁料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 2019年小玉墜出土情況
澎湃新聞也專訪了國家文物局，就最終入圍的二十個是用怎樣的指標來選擇的這個問題，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談道：“按照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章程的有關規定，每項考古發掘必須履行報批手續，取得國家文物局批准。在發掘過程中，必須依照國家文物局頒佈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進行考古發掘，保證考古發掘工作規範性、發掘工作的科學質量，發掘過程中注重科技手段的應用、多學科的結合、重視發掘現場的保護等。考古發現的內容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條所規定的「歷史、藝術、科學三大價值」，並在中國考古學的學科發展上具有新的內容、新的認識和新的突破。2019年度重要考古發現眾多，競爭激烈，專家們對重要考古發現的學術意義取得比較統一的認識，入圍項目的選票結果相對集中。”
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 遺址全景（自南向北）
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 城門門道及內側遺蹟俯視
而關於今年的十大考古發現的最終評選是否也為之後的考古發掘指出方向時，宋新潮對澎湃新聞表示：“每一項考古新發現都深化了我們對於一個學術領域的認識，也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線索和需要持續關注的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間，國家文物局已經設立了“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並批覆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項目。同時，在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中，強調樹立課題意識、學術意識和保護意識，今年國家文物局也看到了不少基本建設考古獲得的重要發現。今後，國家文物局將繼續指導、協調各考古單位加強學術科研，以考古實證中國5000多年文明發展歷程，科學地揭示中華文明歷史文化價值和核心特質，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今年首次以網絡直播的形式進行終評會，國家文物局認為這有開創性的意義：“首先拓展了公眾考古活動的內容和方式。以往公眾考古活動強調面對面的交流和實地體驗。此次通過央視新聞、騰訊微視、新華網等新媒體客戶端和多家媒體機構，採用線上傳播方式，取得了很好地效果，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和直播模式的巨大潛力。其次，擴大了公眾考古活動的影響力。藉助全媒體集群實現了多渠道、多層次傳播，覆蓋面非常廣，公眾幾乎可以隨時隨地通過多家平臺觀看和參與活動，直接獲取專業信息，參與度更強、信息更準確。”
本屆終評會評委通過抽籤方式從專家庫中隨機抽取產生，柴曉明、陳星燦、韓國河、韓建業、雷興山、李伯謙、李讓、劉斌、劉慶柱、孟華平、水濤、宋新潮、孫慶偉、王輝、王巍、王幼平、王佔奎、信立祥、閆亞林、袁廣闊、朱岩石（按姓名拼音排序） 等21位評委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文物報社、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鄭州大學、湖北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等單位。
附：部分考古發現的過程及價值
陝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出土8000餘件包括大熊貓在內的動物化石
陝西省漢中市南鄭區梁山疥疙洞遺址近景
1995年以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等單位在秦嶺地區開展了持續的舊石器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發現舊石器遺址400餘處、舊石器20餘萬件。
陝西省漢中市南鄭區梁山疥疙洞遺址第三期動物化石（1.劍齒象與犀 2.鹿科與牛科 3.熊與野豬 4.食肉類）
2017年以來，為彌補秦嶺中西部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洞穴遺址發現的短板，研究團隊在漢中盆地開展了洞穴專項調查，於南鄭區梁山鎮南寨村附近新發現了疥疙洞遺址。由於遺址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2018-2019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對其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發掘1×1米探方27個。遺址地層堆積厚約1.6米，分13層，第1、2層為近現代堆積，第3—10層為舊石器時代文化堆積層，第11-13層為自然砂礫層，第13層以下為基岩。舊石器時代堆積可分三組，三組堆積單位代表了三期文化遺存。各期石製品面貌基本一致，均屬小石片石器工業系統，石器加工技術為“簡單的石核-石片技術”。總體呈現出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特點。
其中第三組中發現人類活動面1處、石器加工點3處、火塘2處；出土人類化石、石製品、燒骨、動物化石等遺物萬餘件。第5層下發現有1處火塘，位於洞口處。人類活動面位於第4層下，具有明顯的踩踏面，活動面上見有石器加工點、火塘以及集中分佈的碎骨堆。發現石製品1500餘件，原料以石英礫石為主，其次為石英岩和凝灰岩礫石；類型包括石錘、石核、石片、工具、斷塊和片屑；工具大多以石片為毛坯，多為中小型刮削器，存在少量尖狀器，偶見重型刮削器。動物化石及燒骨8000餘件，初步鑑定有鹿、麂、牛、劍齒象、犀、野豬、大熊貓、熊、狼、最後鬣狗、黃鼬、豪豬等20餘種，其中鹿科和牛科動物佔絕大多數，屬於晚更新世“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距今約3—1.5萬年。
陝西省漢中市南鄭區梁山疥疙洞遺址第一期石製品
據介紹，陝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有以下幾個方面意義，首先它是中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罕見的、保留了距今10到1.5萬年間人類化石和豐富文化遺存的洞穴遺址，地層堆積基本連續，層位關係清楚，出土遺物性質明確。
該考古發現也填補了漢中盆地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洞穴類型居址的空白，對研究早期人類洞穴和曠野階地兩種類型的居址形態和生計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因為出土數量眾多、種類豐富的動物化石，且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極大地豐富了秦嶺地區晚更新世的動物化石材料。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被譽為“石破天驚”式考古發現之一。隨著石峁遺址發現，陝北成為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的焦點地帶。考古工作者“初步認定此石峁城址修建於龍山中期，興盛於龍山晚期，夏早期譭棄”，距今4300年左右。
本次發掘中，從覆壓護牆的棄置堆積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甕等龍山時代晚期典型陶器。結合已有測年結果，皇城臺大臺基的主體使用年代當不晚於龍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臺建築基址、氣勢磅礴的石砌護牆、設計精巧的城防設施及藏玉於石、殺戮祭祀等特殊跡象，以及石雕、陶鷹、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貴文物，不僅彰顯了皇城臺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著石峁城址在中國北方地區社會複雜化進程中具有的區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雙重角色。
皇城臺工作區域
連續九年的系統考古工作表明，作為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皇城臺或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築，展現了黃土高原上一處神秘王國都邑的極致輝煌。石峁遺址考古成果不斷刷新著學界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認知高度。
16大臺基南護牆11號石雕細部
石峁遺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神面與雙獸紋石刻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極大豐富的曾國及周王朝歷史文化信息
棗樹林墓地位於湖北省隨州市東城辦事處文峰社區。2018年3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棗樹林聯合考古隊對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國墓葬進行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穫。
棗樹林墓地與近年發掘的文峰塔墓地均屬於義地崗墓群，後者發現有曾侯、曾侯、曾侯丙等曾侯墓葬，是一處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曾國貴族墓群。墓地按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級貴族墓和低等級貴族墓可分為5座“甲”字形大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墓葬均為東西向。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組由北及南排列，三組大墓墓主分別為曾公求及夫人漁、曾侯寶及夫人羋加、曾侯得，每組北部為夫人墓，曾侯墓居中，南部東西兩側分別葬有馬坑和車坑，中、小型墓葬分佈在大墓外圍。
CK5（曾公求）車坑出土神人馭龍雙通車構件
M190（曾公求）編鐘組合
曾侯墓葬至少應為七鼎六簋，夫人墓為五鼎四簋。墓地出土銅器2000餘件，其中銅禮樂器近600件，除曾公求夫人漁墓外的其他4座曾侯及夫人墓出土不同組合的編鐘共88件：曾公求編鐘34件，其中鎛鍾4件、甬鍾17件、鈕鍾13件；曾侯寶編鐘被盜僅存15件，其中鎛鍾2件、甬鍾13件；曾侯得編鐘20件，其中鎛鍾4件、甬鍾16件；曾侯寶夫人羋加編鐘被盜僅剩鈕鍾19件。發現銅禮、樂器銘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編鐘銘文近1150字，單件鎛鍾銘文達312字，這是新世紀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批春秋時期金文資料。墓地部分墓葬保存條件較好，在現場文物保護手段的支持下，較為完好的清理出棺槨、漆器及兵器杆柄等有機質文物。
M191（曾夫人漁）槨室正射影像
M191（曾夫人漁）銅鬲銘文照
棗樹林墓地彌補了春秋中期曾國的缺環，構建了中國周代封國中以考古發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構建江漢地區青銅文化的一個標尺，在曾國乃至兩週考古領域具有重大意義。
一、棗樹林墓地發掘的三組侯墓是經過科學考古發掘、棺槨結構和器物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諸侯級墓葬，填補了不見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對完善曾國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諸侯墓葬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三組曾侯墓葬在佈局和年代上都與墓地之南的曾侯、曾侯墓葬相銜接，整個墓地規劃有序，墓葬排列整齊，體現了周文化墓地特徵和曾國葬制的傳統。
二、墓地年代較早的墓葬隨葬器物形制大體與周原地區相近，較晚的墓葬隨葬器物已有很明顯的楚文化風格，說明在春秋中期曾國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轉變，為探討曾、楚、周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實物資料，對研究春秋中期曾國乃至周文化體系青銅禮器的變革、構建南方青銅文明意義巨大。
三、青銅禮樂器銘文反映了極其豐富的曾國及周王朝歷史文化信息
1．羋加編鐘銘文 “帥禹之堵”、“以長辝夏”，可與傳世豳公盨、秦公簋、叔夷鎛的“禹”“夏”銘文相印證，反映了春秋時期不同文化區域對“禹”和“夏”的共同認知，為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提供了新材料；
2．羋加編鐘銘文“余文王之孫”等，涉及曾國是文王之後的新材料,可與曾侯編鐘銘文“稷之玄孫”、“左右文武”對照，從銘文記載的角度辨析周代從“稷”到“文”、“武”的世系，為建立曾國世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文獻資料；
3．羋加銅器銘文“楚王媵隨仲羋加”等，充分證明曾即為隨，從而為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曾隨之謎”畫上了句號；
4．曾夫人漁墓出土銅鼎銘文“唐侯作隨侯行鼎”，為尋找唐國提供了新線索，同時為研究周王朝體系下的曾國和唐國交流提供新的材料。
5. 編鐘銘文“昭王南行，左右有周，賜之用鉞，用政（徵）南方”，為研究周王朝開發南土提供了新材料；
6. 曾公求編鐘銘文“適於漢東，（南）方無疆，涉政（徵）淮夷，至於繁陽”等，對研究曾國地望提供了新線索；
7．曾公求編鐘銘文中出現了“玄鏐”、“黃鎛”、“鐈膚”等系列貴重金屬材料的名稱，對研究冶金史和材料史具有重大意義。
曾國在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期的存世階段，從國君到中小貴族的墓葬、中心區域遺存都有揭露，曾國成為商周考古中物質文化面貌揭示最為完整、全面的諸侯國。曾國曆史從傳世文獻記載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國君世系、社會階層、文化面貌，體現出考古寫史的作用和意義。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
泉溝墓地位於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烏蘭縣希裡溝鎮河東村東2公里處，分佈於泉溝周邊的山谷地帶。一號墓修建於泉溝北側300米處一座獨立山丘的東側斜坡之上。2018年9月-2019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在青海省文化和旅遊廳、省文物局安排部署下，在海西州委州政府、烏蘭縣委縣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和烏蘭縣文體旅遊廣電局聯合對該墓葬進行了發掘。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前室東壁儀衛圖
泉溝一號墓形制為帶墓道的長方形磚木混合結構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後室和兩側室構成。墓道大致為東向（78°），前半為斜坡，後半為梯道，總長約11米。墓壙平面大致為方形，長10、寬8、深10米。填土中距地表5米深處埋葬有一殉葬武士，仰身直肢葬式，腰佩箭囊，肩側有木弓遺蹟，足部有殉葬羊骨，身下及周邊鋪設大石塊為葬具。墓室由前室、後室和兩個側室組成。前室為磚室，後室及兩側室為柏木砌成的木槨結構，頂部用柏木封頂，主室封為三層。墓頂上堆積1米厚大石和0.50米厚的石子封護。前室磚牆和後室柏木牆表面均繪壁畫，剝落較嚴重。前室墓門側壁畫內容為儀衛圖，殘留有執旗和牽馬迎賓侍衛，其他壁面原繪有狩獵、宴飲、舞樂等內容，但損毀嚴重，頂部描繪各類飛禽走獸、祥龍飛鶴。後室四壁繪有進獻動物、帳居宴飲、漢式建築、山水花卉等內容，頂部繪日月星辰、神禽異獸、祥龍飛鶴等圖像。各室門框上彩繪寶相花圖案。前後室內中央各立一根八稜立柱，表面彩繪有蓮花圖案。前室地面鋪土坯，後室鋪磚。後室內發現大量彩繪漆棺構件，應該為雙棺，棺表髤黑漆，再施彩繪，內容有騎馬行進人物、獸面、飛鳥、花卉、雲團及幾何圖案等內容。人骨堆積散亂，可見至少2具骨骸，推測應為夫妻合葬墓。隨葬品有絲織物殘片、嵌綠松石金銀帶飾、銅筷、銅飾件、鐵器殘塊、漆木盤、陶罐殘片、玻璃珠、糧食種子和動物骨骼等。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鑲嵌綠松石四曲鋬指金盃
在後室西側木槨外墓底坑壁上，發現一處封藏的暗格，內置一長方形木箱，長1、寬0.90、高0.89、厚0.6米，箱內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龍鳳獅紋鎏金王冠和一件鑲嵌綠松石四曲鋬指金盃，木箱下鋪有糧食種子。鎏金王冠前後各飾一對翼龍，兩側各飾一立鳳，後側護頸飾雙獅，周身鑲嵌綠松石、藍寶石、石榴石、天青石珠等，內襯以絲綢，冠前簷綴以珍珠冕旒。供奉和珍藏的意味突出，可見是墓主人最為珍視的、兼具神聖性的重要物品。鋬指金盃有四曲杯體和方形圈足，裝飾富麗，技藝精湛，融合唐朝、中亞和吐蕃之風於一體，以往出土的同類器物中無出其右者。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暗格木箱內鎏金王冠和金盃
泉溝一號墓在幾個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一是該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壁畫墓在漢文化區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極為罕見，尤其是吐蕃統治時期，並不流行這類墓葬裝飾形式，顯示了該墓葬的與眾不同之處。繪畫技法具有濃郁的唐風影響，圖像內容又兼具青藏高原遊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其次，彩繪漆棺也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獨特葬具裝飾形式。吐蕃時期青海地區多見彩繪木棺，而中原內地多見無彩繪的漆棺，這也是兩個地區不同文化的融合形式。由於制漆技術和原材料所限，青藏高原製作大件漆器是極其不易的，這也暗示了該墓葬具有非同一般的級別。
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內設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沒有發現過類似的先例。鎏金王冠顯示墓主人很可能與吐蕃時期當地的王室有密切關係，曾經擁有極高的統治地位，由此也可以推知吐蕃時期在柴達木盆地北緣地區可能設置有高級別的行政和軍事建制。迄今為止中國境內歷代王冠極少出土，均被盜擾嚴重，或保存極差難以復原。墓葬內暗格的獨特設置，可見造墓者用心之良苦。
根據出土物特徵和壁畫內容風格，可以推測該墓葬為吐蕃時期，碳14測年顯示為公元8世紀。這個時期吐蕃已經佔領了青海地區，並以此為大本營，與唐朝在臨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展開激烈角逐。柴達木盆地北緣地處青海絲綢之路戰略要衝，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亞之門戶。吐谷渾統治時期和吐蕃統治時期豐厚的財富積累和文明發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亞地區源源不斷的文化輸入，對於青海地區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該墓葬的發現，對於探討古代漢藏文化融合進程和青海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盛況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廣東“南海1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
“南海1號”沉船1987年發現於廣東省台山、陽江交界海域，國家先後組織開展過多次水下搜尋、物理探測、水下考古調查與發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礎上，以空前的整體打撈方式，完成鋼沉箱靜壓下沉和水下穿梁後把5500噸的鋼沉箱包裹的“南海1號”古沉船及其船貨整體起吊出水，最後採用氣囊拉移的方法平穩移入專門為之建造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南海1號”整體打撈的成功，開闢了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模式和新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具有典型性和示範意義。
2019年船貨清理完成再後期處理去掉支護沉箱和船體的鋼樑、鋼管後的正攝影像
“南海1號”沉沒地處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南海1號”大量的貿易瓷器是為適應不同市場需求的外銷品種，而不同文化的審美、器形、工藝等也對中國瓷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鐵器、銅器、絲綢等手工藝製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業已成為輸出的主要貨物；大量金、銀、銅幣的出現，顯示出宋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已涉及到海外貿易體系當中，再現了南宋海洋活動的繁榮景象。
白釉印花罐及內裝喇叭口瓶（T0402④：0064-0068 )
“南海1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結構完整的水下遺存，其蘊藏的信息總量極為龐大。在此優越發掘條件下，考古隊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將“南海1號”作為某一時間節點上高度濃縮的聚落形態，對海洋沉船的埋藏環境、古代貿易活動和海上生活、沉船遺址的海洋生態、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進行綜合研究。
“南海1號”發現及打撈發掘工作前後歷經近三十年，也是我國水下文化遺產保護髮展的一個縮影，見證了我國從無到有，再到成熟壯大的水下考古學科領域的發展歷程。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