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德並不是一直擁有今日的聲名，在她去世後的16-17世紀中 ，這位洛林少女的傳說雖然未曾中斷過，但彼時的貞德只是法蘭西曆史中眾多英雄故事中的一名，並未達到今日我們所見民族象徵的地位，而在那時關於貞德的爭論就已經出現，有人認為真偽淳樸的牧羊女“比古羅馬的任何男子都勇敢”，也有人認為她只是“法國宮廷創造出來的工具”，然而不管怎樣，此時與貞德有關的不同看法均未帶有政治上的意味。
與很多人的想象不同，進入18世紀的啟蒙與時代後，貞德的歷史形象大為降低了，伏爾泰甚至在著名的《哲學辭典》中認為貞德只是“一個不幸的女白痴”，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啟蒙時代，人們對中世紀的認識充滿了不屑與鄙夷，將其視之為“黑暗的中世紀”（事實上今日國人對中世紀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於這種啟蒙敘事），另一方面貞德的個人形象不僅帶有鮮明的超自然色彩，並且忠誠於教廷、保衛了君主制度，對啟蒙哲人而言，批判貞德也就成為批判天主教教會甚至批判舊制度的重要方式。而這一點也被之後的革命者繼承，5月8日是奧爾良解圍紀念日，300年來奧爾良每年都會在這個日子紀念貞德，而在革命最激烈的1793年，革命者終止了這一紀念日，直到1802年拿破崙才恢復了它，也正是從拿破崙時代開始，貞德的地位開始迅速上升。
在整個19世紀，貞德擁有四種不同的形象：天主教的聖徒、人民的女兒、抗擊侵略的英雄、法蘭西民族的象徵，而這些對貞德的不同記憶背後，是19世紀那個撕裂的法蘭西。有趣的是，或許是因為啟蒙哲人對貞德的敵意，燒死貞德的天主教會反而更為積極的利用貞德形象，他們將所有的罪責都推給投靠英國人的主教科雄，並意味深長的指出“科雄是伏爾泰的先驅，是我們民族榮譽最昭彰最徹底的褻瀆者。”在1878年伏爾泰去世一百週年紀念中，這種衝突被進一步放大，天主教徒組織了大量抗議活動，伏爾泰的支持者也同樣組織了反抗議的遊行，但是同時他們也為貞德獻上花冠：“獻給洛林姑娘貞德，獻給法蘭西的女英雄，獻給教權主義的受害者。”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伏爾泰諷刺貞德《奧爾良姑娘》在1755年至1835年之間反覆出版了125次，而1835到1881年之間只出版了13次，這一切都說明，屬於伏爾泰的貞德解釋已經被淘汰了。
當然對於共和主義者而言，他們也不會將貞德拱手交給教會，他們重新解釋了貞德的神蹟，當然這一次不會像伏爾泰那樣粗魯，他們將貞德的呼召視為醫學中的一種幻視幻聽，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米什萊的《法國史》，共和主義者賦予貞德一種新的歷史形象。在米什萊筆下，法國人民才是祖國的奠基者、民族共同體的創造者，而貞德則是人民的崇高化身，他是人民的女兒，因此雖然貞德仍然吟唱著舊的故事，但是她已然擁有了共和主義的品質，她屬於未來。而進入19世紀後半段之後，社會主義從自由派中分離為獨立勢力，他們更為激進的解釋貞德，認為貞德的品質來自底層，他對農民兄弟滿懷同情，並宣稱“貞德是我們的，我們不希望任何人碰她。”
與激進的左翼不同，彼時已經被劃歸為中間派的共和主義者們希望對貞德採取更為溫和的解釋，將其塑造成超越黨派之爭的民族
和解的象徵，而他最重要的推動者就是第三共和國的奠基者甘必大，而這一運動最重要的兩個方式，就是設立全國性的貞德節、將貞德封聖，而對於天主教會而言，他們也樂於接受這種和解，教宗早已勸導天主教徒歸附共和國，在共和國內部傳播上帝之音，而將貞德封聖一事，正好為羅馬提供了契機修復其與“教會的長女”之間的關係。最終在1920年這兩個目標才終於實現，“這一天，所有法國人都將團結在熱情而有益的共同體之中，貞德不屬於某個黨派，他屬於法國。”共和主義者們想讓貞德成為國家和民族的象徵，但是他們忘了，19世紀的共和國與民族已經分道揚鑣，在大革命時代，民族就代表著革命、共和，代表著自由平等博愛，但是在19世紀，法蘭西民族代表著民族主義。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19世紀的前半期，貞德故鄉的“貞德屋”的旅客人數往往反映了國際形勢，每當法蘭西民族遇到危機時，前來紀念貞德的遊客就會大幅增多，他們的留言中不乏“在法國絕不能讓英國人逞強！”這樣的話語，而
在1870-1871年的失利後，這種民族主義急劇增長，而德雷福斯案則成為民族主義的高潮，在這一過程中，貞德甚至被塑造為反猶主義的工具。在民族主義者的敘事中，貞德來自鄉土，猶太人四處漂泊；貞德是純潔的象徵，而猶太人“為賣淫提供了強大動力”；貞德是祖國的象徵，而猶太人則試圖分裂法國；貞德是高等種族之花，而猶太人則是劣等民族。 在進入20世紀之後，關於貞德的爭論仍未停止，貝當和戴高樂都曾以貞德比附自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貞德仍然是民族主義的論據，只是此時也有人開始主張：“如果她回來，顯然她會站在反抗者一邊”；甚至在促進歐洲一體化的過程，法國人也積極推動貞德形象，“貞德曾幫助我們統一法國，現在她也會幫助我們建設歐洲的未來。”
所以，為什麼是貞德呢？或許是因為她身上包含的美好品格能夠滿足每一個法國人的想象，就像1920年設立貞德節的提案中說的一樣：“每一個法國人，無論其宗教、政治和哲學見解如何，內心之中沒有不對貞德心懷敬意的。你們是天主教徒，那他就是一位殉道者；你們是君主派，那他就是為聖路易子孫加冕的女英雄；對於共和主義者，他是人民的孩子；對於社會主義者，她受譴來慰藉窮困者。所有的黨派都能援引貞德，但他又超越所有黨派，沒有哪一方能將他據為己有。”
貞德在漫長的時間中被遺忘和淡化，又驟然轉變為民族的象徵，實際上體現了法國邁向近現代民族國家的歷程。在舊制度時期，法國不需要象徵，他唯一的象徵就是國王與王室，所以貞德就和法國曆史中其他的英雄人物一起，在吟遊詩人的口中傳頌，而在革命發生以後，新的法國決意與舊制度徹底決裂，在這個過程中，新法國的象徵物被急速創造出來，他們有的是革命時代的創造，比如7月14日，比如馬賽曲，比如“自由、平等、博愛”，有的是革命者對古典時代的改造，比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赫拉克勒斯，比如古羅馬的元老院，但同時也有一些是舊制度時代被每個法國人熟知的傳說，比如貞德。
因此貞德在一開始之所以被遺忘，是因為王朝體制中的法國不需要象徵；革命時代的貞德被敵視，是因為他是舊制度的產物；而19世紀的貞德被上升為民族的象徵，是因為她的形象與傳說，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滿足法國人的民族想象。在一開始，對於貞德的不同記憶蘊含的是共和主義者與天主教徒的衝突，而在天主教與共和國和解之後，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又在左右兩個方向上撕裂了法國，但是無論怎樣，每一個人都承認，那個來自洛林的善良女孩，已經成為了法蘭西民族的象徵，在民族主義的喧囂過去以後，貞德，以及所有與貞德有關的記憶，都成為法蘭西民族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