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剛進入中國時，曾有個非常詩意的名稱——“燕梳”（insurance的音譯）。如此輕巧的一個名字，卻揹負著中國保險兩百年的歷史。
未開發的“處女地帶”
1685年閉關多年的清政府出於對外貿易的需要，開放海禁，特設廣州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洋商在廣州的海運貿易越來越頻繁，其中尤以鴉片運輸為多。在運輸過程中，船舶常常會遇到風浪、海盜，甚至戰爭的威脅，商人們迫切地需要降低風險，於是在西方已經產生了兩個世紀的現代保險業進入了中國。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部經理達衛森在廣州發起成立了諫當保安行。它是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家保險機構，中國保險歷史從此開始。
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保險的業務量不是非常多，外商保險公司更多是通過洋行代理其在華業務。洋行代理保險業務，是穩賺不賠，不僅可以從保費超過賠款的餘額中，取得按股份分配的紅利，而且每做成一筆保險生意都能收取佣金。
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中英《南京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以及《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商可以從事貿易的口岸，從上海等沿海“五口”逐步擴展到長江中下游的“十口”。保險也跟著貿易的腳步踏上了各個口岸，從沿海進入了內地。鴉片戰爭之前，廣州是中國保險業的中心。當鴉片戰爭敲開了中國的國門，上海成為通商口岸後，優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迅速取代了廣州，成為保險業的中心。
敞開國門的中國，很快就成為歐美國家遠東貿易的中心。中國各個新開港口之間的短程貨運逐漸頻繁，但是這一時期時局動盪，戰亂的危險也在增加，保險顯得越來越重要，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亟待開發的保險市場。英國《泰晤士報》曾為此大肆鼓吹：“我們英國商人正在闖入中國，好像進入一個未開發的處女地帶……‘能夠保險嗎？'中國託運商很快就提出這個迫切的詢問了。因此，為1/3人口國家的貿易開辦保險業務，也擺在這些新來的的冒險家的面前了。”兼營大量業務的洋行顯然已不能滿足需要，於是洋行便籌措資金投資設立獨立經營的保險公司。
1835年寶順洋行設立了於人洋麵保安行，1836年怡和洋行設立了諫當保險公司，洋行既是投資者又是代理人。英商保險最早進入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壟斷了中國保險市場。但如此廣闊的市場，其他國家的洋行怎肯讓英國人獨享。19世紀60年代，美商、德商、日商洋行不僅開始代理本國保險公司的業務，而且和英商一樣開始直接設立保險機構。
傍落利權，無能介意
雖然19世紀初，保險就進入中國，但是對保險思想的引入卻在鴉片戰爭之後。
1841年，魏源受林則徐之託，根據林則徐在廣東組織翻譯的《四洲志》等資料，撰寫了《海國圖志》，望國人能師夷長技攻夷、制夷。書中介紹了世界各地人文、地理、歷史等，其中談到了“船擔保”（即水險）、“宅擔保”（即火險）及“命擔保”（即壽險）三大“擔保會”（即保險公司）及其運作。《海國圖志》啟蒙了中國人的保險思想，但由於當時中國尚處於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較低，還不足以產生中國自己的保險業，因此並沒有促使民族保險業的興起。之後，洪仁軒、王韜、鄭觀應對保險思想多有論述。
1865年，閩粵著名的商號德盛號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族保險公司——義和公司保險行，它標誌著中國民族保險業的開端。但是隻此一家民族保險機構，勢單力薄，又缺乏經驗，很快就從保險市場上銷聲匿跡了。中國民族保險業的真正興起還要從保險招商局算起。
19世紀中葉，洋商迅速、安全、收費低廉的輪船進入中國的航運業後，很快將中國傳統的沙帆船擠了出去。為了中國的航運業不致為外商所操縱，同時解決清政府供給的漕運問題，1872年在李鴻章、曾國藩等洋務派的多方努力下，清政府在上海開辦了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成立後搶走了洋商許多華商客戶，洋商非常不滿。當招商局向洋行託保輪船時，他們藉機報復，向招商局收取近乎敲詐的高額保費。李鴻章意識到，欲求富國自強，“須華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
於是李鴻章委託有多年買辦經驗的唐廷樞、徐潤籌辦保險招商局，並於1875年11月開始公開招股。華商們多半都受過洋商保險公司的欺壓，對於華商保險自是十分支持，很快“投股逾額”。12月28日，保險招商局正式成立。
保險招商局承保能力非常有限。當時每艘船的價值一般為10餘萬兩，但保險招商局只能承保船舶價值1萬兩和貨物3萬兩，溢額須向洋商保險公司投保，而洋商公司只限保六成，剩餘風險仍需由保險招商局自己承擔，且“轉保於洋商，傍落利權，能無介意？”於是，1876年7月，唐廷樞、徐潤等人公開招股，另行成立仁和水險公司。
1877年初由於美國旗昌洋行經營不善，輪船招商局併購了旗昌的輪船和碼頭棧房，輪船招商局的規模迅速擴大。但是仁和是水險公司，每年輪船招商局的碼頭、棧房和貨物的火險仍須向洋商投保，保費大量外流。為維護利權，1878年4月在原保險招商局基礎上，又招股20萬兩，成立濟和船棧保險局。後來，唐廷樞推舉張慎之為“江孚輪”船長。這是華人首次擔任船長，之前這個職務一直都是由外國人擔任。洋商不滿於此，拒絕接受貨物運輸保險。於是，濟和船棧保險局增資至50萬兩，擴大經營範圍，更名為濟和水火險公司。之後的幾年，仁和與濟和的業務擴展到海外，獲利豐厚。由於仁和、濟和實力逐漸雄厚，外商保險公司刁難華商的行為也大為減少。
1883年中法戰爭的爆發引起了上海金融風潮，輪船招商局了陷入了非常拮据的處境，仁和、濟和也深受影響。為重振雄風，1886年2月仁和、濟和兩家公司合併為仁濟和水火保險公司，股款都存於輪船招商局。然而，從1888年起輪船招商局由“官督商辦”進入“官辦”階段。到了1920年，輪船招商局虧銀達2000萬兩之局。由於仁濟和大部分資金滯留在輪船招商局，嚴重影響了它的經營，業務慢慢萎縮，最終於1934年10月停業。
爭長短、挽利權
保險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獨霸的保險市場上，為其後的民族保險發展，打開了局面，民族保險公司逐漸多了起來。儘管保險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新生的產業，力量非常薄弱，但是眾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視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險公會，他們在佣金、折讓、費率、險種、拒保、分保等方面協調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勢力像一堵高牆擋在了華商保險前面。恰在此時，香港華商同益水火保險上海分公司失敗停業，洋商以之為口實，惡意對華商信譽進行詆譭，拒絕與華商進行分保和業務交換。洋商還採用跌價和放傭的不正當手段，排擠華商，使華商保險舉步維艱。
1905年5月，由於美國排斥在美華工，引起國人激憤。上海商會會長、福建鉅商曾鑄組織全國各商會協力抵制美貨，7月抵制美貨運動開始席捲沿海和內地十幾個省、一百六十餘個城鎮。國人抵制美貨的同時，為不受洋商欺壓，也在積極籌辦民族保險。曾鑄說：“目睹洋商挾資本來華從事種種經濟上之侵略，深知國人非急起直追，自營銀行、輪船、保險等事業，已不足與之爭長短，而挽利權。”遂聯合上海著名紳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籌辦上海華興保險公司。
民族保險公司畢竟資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與洋商“爭長短、挽利權”，確實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團結同仁力量，才能與洋商一爭長短。1907年，朱葆三（華興、華成、華安三家保險公司的總董）利用自己的威望，發起成立華商火險公會。這是中國第一個保險社團組織。隨著民族保險的發展，以及公會影響的擴大，華商火險公會多次改組，1931年更名為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後創立的各類華商保險公司，總計有45家之多。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國民族保險業終於在洋商稱霸的保險市場爭得了10%的份額，數額雖小，但卻意義重大。
北洋時期壽險嶄露頭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結束了清政府近三百年的統治，消除了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制度性障礙。1914年—1918年，一戰戰火燒遍歐洲，歐洲國家忙著處理自家“後院”之事，無暇分身遠東，讓長期在歐美勢力壓制下的中國的工商業獲得了難得的喘息之機。1919年“五四運動”和1925年“五卅”慘案，喚醒了廣大國人沉睡的民族意識，人們以抵制洋貨、愛用國貨的實際行動支持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中國民族保險業也趁著大好形勢加速了自身的發展，1912年—1925年陸續設立了39家民族保險公司，其中壽險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資壽險公司委託洋行在上海代理壽險業務，最初只限於旅華外僑，業務量非常小。不過敞開了大門的中國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國人，在華外僑人數快速增長，洋商開始直接在華設立人壽公司或分支機構。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壽保險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華人死亡率經驗表》後，洋商逐漸開始承保華人壽險業務。彼時，華人對壽險的接受程度並不高。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些生活相對寬裕的人是壽險主要的業務對象。特別是在上海，這類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願意購買壽險，於是民族人壽公司大量湧現。但是壽險與水火險不同，它對費率的計算、業務的管理等等，要求更為精細。不少不懂壽險原理知識和科學管理的民族壽險公司，開辦沒幾年就關張了。
1912年呂嶽泉總結前人經驗教訓，組織純粹華人資本，聯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紳，成立了中國華安合群保壽險股份有限公司。呂嶽泉曾在洋商保險公司服務多年，他雖然對壽險業務不是很熟悉，但他長袖善舞，深諳與權貴交往之道，非常重視引政界顯貴、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進入董事會，這也成為華安在發展中刻意追求的傳統。也正是通過拉攏權勢人物，華安最大程度地擴大了公司的業務空間。他們甚至上書袁世凱，“今欲開通社會，維繫信用，不得不賴在上者贊助扶持”，“倘蒙鈞座贊助，則公司事業之擴充，當易如反掌。”1916年華安還約請到黎元洪出任名譽董事長。當然華安的成功並不僅僅在於能夠充分利用“權勢網絡”，它還聘請了洋商壽險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時局、順應時勢。
五卅慘案後，華安發起“經濟救國保壽”，深望舉國人士，共同扶植該險種，使國民既盡愛國之義務，亦可獲得對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紀30年代初，華安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成為可與洋商壽險公司相抗衡的著名華商壽險公司。但隨著同業競爭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戰爭的爆發，壽險業務發展所需的穩定的社會環境被破壞，20世紀30年代後期，華安的業務一落千丈，慘淡經營到解放前夕。
民族保險業高潮迭起
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當時民族金融業的發展已具備一定的規模，金融資本大量投入保險業。1926年12月東萊銀行開設了第一家由銀行投資的保險公司——安平水火保險公司。1929年，金城銀行創辦了太平水火保險公司。周作民（金城銀行總經理）任董事長，丁雪農任經理。（丁雪農的岳父吳蔚如是東萊銀行總經理，他任職太平，為後來太平接辦安平保險創造了條件。）金城興辦太平後，不僅能從保險業務中獲得收益，還可“肥水不流外人田”，由太平承攬自己的放款、押匯等金融往來，以及金城下屬的眾多企業的保險業務。
1933年，中南、大陸、交通、國華四家銀行注資太平，太平一躍成為數一數二的華商保險公司。從1933年到1936年，太平先後合併了安平保險、豐盛保險、中國天一保險。太平組織總管理處，以太平為母公司，這三家保險公司仍保留原來的牌號，以各自的名義招攬生意，繼續對外營業。這樣，太平只需用一家公司的管理班子就可以經營四個公司的業務。萬一某一公司虧損，也可以只就該公司原登記的有限股本清償，不致影響全局。
1929年到1934年，為了聯合力量，擴大承保能力，上海成立了多個聯合經營的保險組織，有華商聯合保險公司、中國船舶保險聯合會等。1936年華商聯合保險公司成員通易公司倒閉，聯合保險公司受到很大影響，處境困難。太平為扶助同業，出資收購了通易在聯合的股份，周作民出任聯合的董事長，主持其事務。這樣，太平在遇到自己無力承做的大額保單時，就可以通過聯合的其他九家公司分保，形成了以太平為首的“保險團”。太平在諸多民營銀行創辦的保險公司中是最成功的。
擁有雄厚實力的官僚金融資本，參與到保險事業中，是這一時期民族保險業掀起發展高潮的一個關鍵元素。國民政府成立後，逐步建立起“四行、兩局、一庫”（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託局、合作金庫）的官僚資本金融機構，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成立初期的國民政府也曾勵精圖治，“查上海保險業務大都操諸洋商，每年被吸收之保費……外溢之數實足驚人。”1931年，中國銀行有鑑於此在上海設立了中國保險公司。中國保險公司經營業務，與其他保險機構都不一樣，他們的全部業務都由中國銀行各地分支機構代理，只需支付少許代理佣金，就牢牢掌握了與中國銀行相關的保險業務。根據國民政府保險法規，1937年中國保險公司分離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中國保險公司更名為“中國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過這兩家公司內部實質上仍為一體。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西撤，中國保險總公司部分機構隨政府內遷，其餘仍留在上海租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總公司倉促之間來不及撤退，結果被日軍監控起來。其間東京海上保險株式會社董事三番四次要求與其合營，總公司負責人虛應道：既然要合營，公司內部就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改組。他們以這個藉口拖延時間，最終保持了白璧無瑕。
除了中國保險公司，官方銀行投資的保險機構還有，1935年中央銀行撥款設立的中央信託局保險部，交通部設立的郵政儲金匯業局保險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