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紀”即喚起了我們的自負渴望，也產生了僥倖擺脫自負的希望
by羅安清
作者介紹
[美]羅安清 Anna Lowenhaupt Tsing
加州大學聖科魯茲分校人類學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與政治、女性主義、全球化、多物種人類學、社會景觀和生態學。2018年榮獲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所(RAI）最高榮譽赫胥黎紀念章
地質學家開始將我們的時代稱為“人類紀”（Anthropocene）,即人類的干擾超越其他地質力量的新紀元。在我寫作本書時，這個術語依然很新——並且仍充滿了希望的矛盾。“人類紀”的概念即喚起了我們的渴望——人們稱之為現代人類的自負，也讓我們產生了可以僥倖擺脫這種自負的希望。我們能生活在這個人類的體制中並超越它嗎？“人類”的概念讓我們不再關注零碎的景觀、多重的時間性、人類與非人類之間不斷變化的組合，即協作共存的關鍵。考慮到國家和資本主義對自然景觀的破壞威力，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他們計劃外的事物如今都還能存活。
現代人的自負
現代人的自負並非創造世界的唯一方案：我們被眾多人類或非人類的世界創造計劃所包圍。這些計劃來自於創造生命的實踐活動，並改變著我們的星球。從“人類紀”的“人類”影子中觀察它們，需要重新調整我們的關注點。從採摘到偷竊，許多工業化之前的謀生方式今天仍然存在；但新的方式（包括蘑菇的商業化採摘）出現時，我們卻因為它們不屬於進步的一部分而忽視它們。其實，這些謀生方式同樣參與了創造世界，它們也提醒著我們如何環顧四周，而不是瞻望前方。不只是人類才可以創造世界，海狸在建造水壩、運河和巢屋時也重塑了河流；事實上，所有的有機體都可以建造生態環境，改變土壤、空氣和水。如果沒有能力創造宜居的生存條件，物種就會滅絕。在這個過程中，每種有機體都在改變我們的世界。細菌製造了氧氣環境，植物負責維持。植物能長在陸地上，是因為真菌分解岩石為土壤。這些案例證明，世界創造計劃可以彼此重疊，為多元物種提供生存空間。人類也是如此，常常被捲入多元物種創造的世界中。松樹和它們的真菌伴侶經常在被人類燒燬的環境裡茁長成長，一起利用明亮開闊空間和裸露的礦質土壤。人類、松樹和真菌同時為自身和其他物種安排好了生存方式：這是個多元物種共存的世界。20世紀的學術研究，助長了現代人類的自負，妨礙我們去注意世界構造是充滿分歧的、充滿層級的，也是相互聯合的。學者們著迷於某種生活方式的擴張，而對其他的問題視而不見。
不穩定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觀察那些不規整的邊緣：我們在每天的新聞中讀出“不穩定性”。大多數時候，我們認為這種不穩定性是世界運轉過程中的一個例外，這是從系統中“漏出”的部分。如果，正如我們所說，不穩定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性——或者，換言之，如果我們的時代已經成熟到可以感知不穩定性呢？如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以及我們所想象的微不足道的東西是我們所尋求的系統性的核心呢？不穩定性是易受傷害的狀態。不可預測的遭遇改變了我們：我們無法控制一切，哪怕是我們自己。由於無法再依靠一個穩定的社群結構，我們被投入到不斷變化的集合體中，將我們和他者一樣重塑。我們不能依賴現狀；一切都是變化的，包括我們生存的能力在內。思考不穩定性還會改變社會分析。一個不穩定世界是一個沒有目的論的世界。時間的不確定性和不受規劃的本質是令人恐懼的，但思考不穩定性，顯然也讓生命獲得了更多可能。所有這些聽起來奇怪的唯一原因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在現代化和進步框架中長大的。在普遍接受的關於人類意義的假設中，進步也被嵌入其中，即使它有時被偽裝成其他術語，諸如“能動性”、“意識”和“意向”，我們還是一再形成這樣的認知：人類之所以與世上其他生命不同，因為我們一直在向前展望未來，而其他物種每天只圖過完這一天，因此依賴我們生存。只要我們認為人類是通過進步而“生成”為人類的，非人類也會隨之被困於這個想象的框架中。
無意向協調（unintentional coordination）的模式在集合體中得到發展
我們需要看到各種生存方式——包括非生命生存方式匯聚在一起。非人類的存在方式，與人類一樣，經歷過歷史性的變化。對於生物來說，物種同一性只是一個開始，僅有它們是不夠的：存在的方式是相遇時激發的緊急效應。採蘑菇是一種生活方式，但並非人類的共同特徵。對於其他物種來說，這個問題是一樣的。松樹可以找蘑菇幫忙一起利用人類開拓的空間。集合體並非只是聚集起各種生存方式；它們還參與塑造了這些生存方式。思考集合體，促使我們提問：聚集是如何有時變成“突發事件”（happenings)，並使之大過所有部分的總和？無意向協調（unintentional coordination）的模式在集合體中得到發展。注意到這些模式，就意味著要觀察在不同生存方式中聚集的時間節奏和範圍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是一種可能重振政治經濟和環境研究的方法。集合體能將政治經濟納入其中，而不僅針對人類。集合體不能從資本和政權中隱匿，它們是觀察政治經濟如何運作的現場。如果資本主義沒有目的論，我們需要看到是什麼聚集在一起——不僅僅是通過預購(prefabrication)，還有並置（juxtaposition）.
{ 復調是一種多條獨立的旋律交織在一起的音樂。西方音樂中，牧歌和賦格是復調的代表，在20世紀的搖滾樂中，這種一致性表現為一種強烈的節奏形式，令聽眾的心臟難以承受，我們習慣於從單一的角度來傾聽音樂。當我第一次瞭解復調時，那是一種對傾聽的啟示；我被迫挑選出獨立的、同時出現的旋律，並聆聽它們共同創造的和諧與不和諧的時刻。欣賞集合體中多重時間節奏和軌跡正需要如此。對於那些沒有音樂喜好的人來說，將復調式的集合體往農業方向想象，可能會有幫助。}
當我們走出工廠，去尋找一種蹤跡不明的野生松茸時，節奏會更加複雜。我們越靠近資本主義生產的邊緣，復調集合體與工業化進度之間的協調越成為獲利的關鍵。
交染、生存、協作
一個聚集過程如何能成為“突發事件”（happening），並使之大過所有部分的總和？答案是交染（contamination）。我們被自己的遭遇所交染；當我們為他者讓出空間時，它們也改變了我們。隨著交染改變世界創造計劃，共同世界和新的方向可能會出現。每個人都帶著交染的歷史；純粹並不可能存在。不穩定性的一個價值：它提醒我們，隨著環境而變化是生存之本。
什麼是生存？在流行的美國夢裡，生存是通過戰勝別人來拯救自己。“生存”是美國電視節目或外星人故事的主題，意味著征服和擴張。而在本書裡，我不會採用這種意思。本書認為：
每一個物種若要生存下去就需要相互協作。協作意味著克服差異，從而導致彼此被交染。沒有合作，我們都會滅亡。學術界的學者們同樣認可這種與一切為敵的生存方式，始終把生存視為個體利益的提升，無論這個“個體”是物種、種群、有機體還是人類或其他物種基因。每個學科的核心都是自足的個體行動者，目的是最大化個體利益，無論是為了繁衍後代還是積累財富。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基因”理論傳導出的理念，在許多生命層面上都適用：正是基因（或有機體或種群）尋找自身利益的能力推動了進化。“經濟人”的生命，是一系列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選擇。
很難想象在不依靠他者幫助的情況下，我會如何面對任何可能的挑戰，不管這種幫助來自人類或是非人類。正是一種不自查的特權，讓我們可以違反事實地幻想——我們每個人都能獨自生存。如果生存總是與他者有關，那麼它必然受制於自我和他者之間轉化的不確定性。我們通過在物種內部和跨物種的合作而改變。地球上重要的生命物質就發生自這些轉換中，而不是自足個體的決策體系中，我們必須尋找通過交染而發展的歷史，而不是僅僅看到那些無情個體的擴張征服策略。協作是克服差異，但這不是自足的演化軌跡上單純的多樣性。我們自身的演化已經被遭遇的歷史交染；在我們開始任何新的合作之前，我們都和其他人混合在一起。更為糟糕的是，我們參與了那些對我們造成最大傷害的計劃。允許我們產生合作的多樣性來自於生物滅絕、帝國主義、以及其他所有的歷史。
交染創造了多樣性。受交染的多樣性是複雜的、醜陋的、卑微的。受交染的多樣性意味著那些在貪婪、暴力和環境破壞的歷史下的倖存者。從協作伐木中生長起來的錯綜複雜的風景，提醒我們這裡曾經出現過不可替代的優雅巨型樹木。戰爭的倖存者提醒我們，他們曾越過或射殺過無數的生命才通向我們。我們不知道對這些倖存者應該心存愛意還是恨意。我們無法做出簡單的道德審判。也許，我們就像戰爭倖存者們一樣，需要不斷講述，直到所有關於死亡、瀕危和無謂的生命故事與我們一起面對當前的挑戰。傾聽那些故事裡的聲音，我們才可能與不穩定生存中的最大希望相逢。
攫取資本主義（salvage capitalism）中，供應鏈建立起的轉譯過程
這個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工作形式和自然條件都變得與資本相稱。想用一種強調短暫聚集和多向歷史的理論來解釋資本主義，似乎有些奇怪。畢竟，全球經濟一直是以進步為核心，即使是激進的批評家，也把資本主義不斷向前的過程描述為“彌補世界”（filling up the world）。供應鏈是一條特殊的商品鏈：一種由龍頭企業管理的商品貿易。在本書中，連接俄勒岡州森林中的松茸採摘者和日本松茸食用者的供應鏈令人驚訝，而且充滿文化多樣性，在運轉上缺少我們熟知的資本主義。但是這條供應鏈卻彰顯出當今資本主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算不需要對勞動力和原材料進行合理化，資本積累還是有可能實現的。不過，它需要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空間——借用生態學家的用法，我們稱之為“區塊”（patch）中進行
轉譯（translation）。佐塚志保認為，轉譯是將一個世界創造計劃變成另一個計劃。雖然這個術語會讓人想到語言上的翻譯，但它也可以指涉局部協調的其他形式。跨越不同場所的轉譯就是資本主義：它們使得投資者積累財富成為可能。攫取（salvage）也就是利用不受資本主義控制而產生的價值。本文編選自《末日松茸》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