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新冠肺炎中，數字技術、數字產業和數字服務發揮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為廣泛的應用前景和增長潛力。而在疫情之後，新一代數字相關技術將如何繼續為數字產業賦能加力，提供更多的數字產品和服務？這些都將成為關注和討論的熱點。4月11日，新華網“思客雲講堂”與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幹部教育中心聯合推出第三講“2020公益年直播課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江小涓，對“後疫情時代的數字經濟”進行展望。
以下為講堂內容：
我們看數字經濟有兩條線，一個是長期趨勢，一個是近期賦能。長期的趨勢我們講以下四點，第一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第二是新技術會提供發展新的支撐。第三是產業互聯網發展提出的要求。第四是製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提出的要求，這是長期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向好的趨勢。
近期賦能我們也講四點，第一是數字技術在防疫、抗疫中間表現非常優異。第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第三是我們可以啟動新的服務需求。第四是在這次防疫中，我們企業的能力和價值觀有了更多的展現，被更多公眾所瞭解。
我們按照這樣兩條線，今天跟大家介紹七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第二，數字技術在新冠疫情的防治中確實是大展身手。第三，新的技術會拓展新的空間。第四，要啟動更多的服務消費。第五，產業互聯網會加快發展。第六，我們中央要求的服務業、製造業要融合發展。第七，今後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政府和企業、政府和市場要各歸其位，發揮各自應該發揮的作用。
新機遇，數字技術表現亮眼
先看第一個方面，黨和國家是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的，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到目前為止一共有19次的學習，其中4次都是直接和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相關的。一次是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還有一次是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和趨勢，再有一次是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最近的一次是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最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時候，就提出了要加快5G的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可以看出中央對數字經濟、數字技術、新一代通信技術發展的要求，是始終如一的。
第二，我們講講數字技術在防疫、抗疫中的突出表現，簡單概括一下，也是兩條線。數字技術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作用，在疫情中的社會生活中間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防控中在患者的診療、疫情、地圖、人群追蹤和分類管理四個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生活方面，在在線教育、餐飲外賣、協同辦公和零售電商方面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簡單看一下，患者診療方面，有幾個在疫情中間才比較成規模應用的新的方面。一個是智能醫療機器人在醫院中的應用，它可以傳送很多的物品來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第二是智能化的醫療影像分析技術，提高了速度和診斷的準確率，阿里、騰訊、華為這些大的科技平臺企業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好。第三是遠程醫療，它為專家的遠程會診創造了條件，解決了我們疫區專家資源不均勻和安全性的問題。第二方面是疫情地圖，可視化地顯示疫情，全球實時動態確診。現在很多城市，你點開以後知道今天新確診的病例在哪裡，去過哪裡，追蹤還是非常詳細的，也是非常有用的。第三方面是人群追蹤，你乘坐過哪趟交通工具，這趟工具上是不是有過確診和疑似的病例。自己錄入進去就可以查詢。另外可以分類管理，比較典型的就是健康碼。這是我們數字技術在助力疫情防控中間發揮的幾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它在數字技術保障、社會運轉方面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在線教育，這次推遲開學，大中小學都在開始進行遠程授課，特別釘釘對中小學的教育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它支持了各種創新的在線教育模式。外賣不用講了，這次為保證老百姓的生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技術保障社會的運轉一個方面還是零售電商，確實是推動了無接觸購物和配送。相信我們在線的每一位同事，在疫情中一定對保障日常生活運轉的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有深刻的印象。再一個就是遠程協同辦公。復工以後，科技企業提供的遠程辦公視頻會議，降低了人群集聚的風險，騰訊會議的用戶是成倍地增長。
數字企業還在不斷地創新之中，不光大家熟悉的這些外賣、會議、教學等等，清明節剛剛過去，美團和中國景區協會聯合會共同發佈了一個防疫標準，符合標準的景區，在它的頁面上就會註冊叫安心玩景區。清明節期間，安心玩景區收穫的客流量，是非安心玩景區客流量的2.1倍。另外它和飯店協會聯合推出了防疫標準，註明了安心住的酒店，也是在清明節期間，安心住酒店的間夜量環比，是非安心住酒店的1.6倍。這都是這些大的數字技術企業，根據當前防疫、復工正常生活的需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開發消費者需要的新產品。除了保證國內民眾正常的生活工作之外，這些企業還向全球展示了數字企業的優秀和責任感。比如釘釘被聯合國推薦給全球的學生和老師進行遠程學習。這是剛才講的第二個方面，在防疫抗疫中數字技術的優異的表現。
第三講一下新技術拓展了新空間，其實就講到5G的應用到底如何來拓展下一步的數字產業、數字生活。在疫情之前，最近兩年多，整個數字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是有減利的趨勢，總體上還在增長，但是增長速度和增長勢能有所減緩。表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從市場來講，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和上網時長是出現了停滯，這兩個數字大概在最近兩年多增長出現了明顯減緩，在最近一年多有停滯的趨勢這是市場的問題。第二，從供給側看，互聯網新產品的表現總體上是比較貧乏。第三，國內外多數互聯網企業業績平平。出現這種數字經濟發展減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4G技術支持之下，互聯網能夠支持的產品，需求已經比較飽和，新一輪發展需要新的技術來支撐。
我們剛才講新產品的出現，消費互聯網是上半場，產業互聯網是下半場。巨頭們希望進入下半場，但還沒見到那種熱鬧場面，原因還是目前技術支撐不夠。
這時候我們再回頭看看新基建。新基建的概念，從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之後，集中在這幾個方面：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和物聯網，最近又加上了數據中心建設。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報告說，2020-2025年，5G商用將直接帶動中國10.6萬億人民幣的經濟總產出，能夠創造3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我相信我們有好幾個方面的優勢，第一是應用5G，我們有應用5G的較強的能力，有巨量的消費者和大規模的產業基礎。中國的巨量消費者能支撐多個巨型平臺的存在。我們產品迭代是非常迅速的，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優勢。第二個就是我們有很大規模的實體產業，能夠支持產業互聯網的發展。我們專業化程度很高的平臺，也能連接非常多的產業、企業和設備。再往後我們有大數據，有機器學習。機器學習需要什麼呢？它需要巨量的數據不斷地輸入。我們在任何一個平臺上，可以錄入的供機器學習的數據，應該都是全球最大的，這也是我們的優勢。
我還相信我們有什麼優勢？我們有一批好企業，企業是真正數字時代整個產業發展的一個基礎。它不光有能力，還有價值觀。我們在這一次危機中，由於對網絡空間的需求升級非常快，這些企業幾乎天天在更新版本，天天在加速工作，既展示了能力也展示了它們的價值觀。
還有一個企業向全球展示了我們數字企業的優秀度和責任感。馬雲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聯合搭建了一個國際醫生交流中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醫務工作者，能夠實時交流最新的疫情防控臨床經驗，而且他們用數字化的方式，支持十一種語言。各國的醫務工作者既可以選擇和中國醫生一對一的交流，也可以選擇參加醫院分享直播課堂，這在國際上受到了廣泛的讚譽。馬雲跟我說的時候，我還很不像話地問了一句，你這收費嗎？馬雲說我這是救命，我收什麼費，在這個時候全球是一個共同體。我相信我們這些企業，有這種胸懷和情懷，將來的發展是是很有前景的。
新挑戰，發展空間仍需拓展
數字經濟是有兩種形態的，一個是5G產業化，5G的手機、5G的基站和5G應用中的一些發展，另外還有一類應用是產業加5G。在5G的加持下，我們可以啟動更多的數字消費。大量新機遇出現。首先是技術發展支持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雙輪驅動，很多百億級、千億級的消費是可望實現商業化。第二是疫情培養了消費者的新消費習慣。網絡學習、網絡會議、網絡醫療、網絡辦公等等，大家都已經非常適應了。各個層面對新應用形態接受程度更高，想象力更酷，想象空間更大。數字服務有大量的新機遇。
在新一代通信技術之下，產業互聯網的前景是很廣闊的。產業互聯網需要的通信量和計算量，和我們消費互聯網是完全不一樣的。無論淘寶、天貓、京東，它有一個數字化平臺，對所有的企業、對所有的消費者、對C端都是可用的。但是對產業互聯網來講，這個平臺是千差萬別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紡織企業可以用的數字化產業互聯網，可以用到汽車企業上，可以用到其它類型的產業上。
下面我們講一講5G之後或者新一代通信技術之後，我們有一個促進服務業、製造業融合發展的問題，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痛點。實際上現代經濟是一個高度融合的經濟。我們現在經常講服務型製造商和製造型服務商，其實它一定是融合的企業。數字技術的發展能提供更多的生產性服務，它能促進製造業更高效的發展和快速迭代，能促進服務業和製造業的融合發展。
我還是舉個例子，這是一個企業叫豬八戒網，他給生產企業提供全生命週期的專業生產性服務，你開辦的時候需要做什麼？需要創建，需要註冊、需要取名、需要品牌設計、需要文案、需要向社會推介。你在企業生產的時候，你需要錢、需要專利、需要商標、需要版權、要交稅。企業運轉，需要IT系統，需要很多的東西，你的特色服務，可能需要裝修，你開國際會議需要翻譯。對於中小企業來講的話，自己做這麼多的服務，一定水平很低，效率也很差。因為你僱不起那麼高的專業的人。所以他可以用專業化的人來提供給企業全生命週期的，大大小小各種類型的生產性服務。這個企業在重慶，我是重慶的人大代表，所以我很為這個企業驕傲，在這個地方能產生出來全球最大的一個平臺化生產性服務企業。它有多大規模呢？總註冊數是2200萬。共享的人才數，即服務商有1000多萬，僱主企業數1000多萬，開店的服務商有120餘萬家，已經有10萬多家個人在平臺上，由於各種生產性服務到位，被孵化成公司了。它的業務量，為1000多萬個買方、僱主方提供了服務，能提供1000多種生產性服務，給300多萬戶企業設計了品牌，給100多萬戶企業設計了logo，180多萬次提供了營銷服務。給企業做IT系統有80多萬次，提供知識產權服務有120多萬次。
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在一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規模的實體經濟的話。這樣專業化的服務平臺是不可能達到這樣的規模的。它的客戶群是我們13億人，我們這樣的生產性服務企業，面對的是我們的整個製造業、整個的農業、整個實體經濟。一定要巨大規模的實體經濟存在、企業存在，這種企業的生產性平臺才能夠做到這麼大。這是我們舉一個例子，叫做大型平臺化的生產性服務提供商，這是一類專業化的服務。
我們還有一類企業就很有意思了，比如杭州有一個企業。它是做印刷線路板，給印刷線路板打樣，打樣環節在企業來講可能要打幾次、十幾次，實際上就是做一個樣品看一看，一個企業打樣是很分散、很零散的，單價也不高，但是量很大，時效要求又很高，是一個研發級的設計級的訂單。這個企業就只做這一件事，可以想象它的專業化程度有多高。它把過去需要五天才能完成的樣品生產時間縮短到了24個小時。
還有一個企業在寧波叫生意幫，是一個社會化組織生產的企業。它是幹什麼呢？利用它在寧波在江蘇產業群特別密集的特點，就是中小企業非常多的產業群，小企業的特點就是生產不均勻，可能在同一個時間，每個企業中間會有一些閒置設備，它就利用這樣一個背景來做一種業務，就是我接單，接完單以後，就詢問區域內的這些小企業，誰有我需要的空閒設備？把這些設備組織起來，它有空閒以後就現場組織，我們叫雲端工廠，然後來生產一個專門的產品，生產完以後雲工廠現場解散，接了新單需要什麼設備怎麼匹配再新組織一個，這企業是非常有意思的。
後面兩個案例，一個是印刷線路板的，一個是生意幫，這兩個案例特別有經濟學的價值。美國的經濟學者科斯教授講過一個很有意思的道理，他說為什麼要有企業？機器設備我們社會化的來組織生產不是更好嗎？企業一旦組織起來，可能接不到單以後，設備就會被閒置。而且在企業裡邊有可能專業化程度不夠高，不能夠專門針對一種非常細的產品來生產，不能有足夠的生產彈性。生產量大了就把它變成一個大企業，生產量小了就變成一個小企業是不可能的，彈性也不夠。為什麼要有企業呢？科斯就提出了一個交易成本，他說社會化組織生產的交易成本太高，我要搜索哪有現成的設備，我要知道這個企業的信譽高不高？上一單做的怎麼樣？是不是一個可信的企業？我怎麼匹配那麼多的設備在一起，同時來完成一個生產過程？他說社會化組織資源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我們要有企業。
我們現在回來問一下，數字經濟時代，搜索成本、信任成本、匹配成本都大大降低之後，也許企業的組織形態會發生大面積的變化。
新需求，產業治理各歸其位
最後一點就是市場和政府要各歸其位，這也是大家爭論的一個焦點，無論新經濟也罷，數字經濟也罷。我們覺得在新一輪數字經濟中，市場機制和市場主體要發揮主導作用，這是我們一個基本觀點。第一是新基建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創新性。那種創新和迭代的速度，那種腦洞大開的想象力，很難事先做出一種規劃和計劃，一定要更加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第二，我們非常相信從市場中拼殺出來的企業，有很好的綜合能力和眼光。第三，這些企業已經有足夠的力量，都是世界級的大企業。在新一輪數字經濟發展中，一定能夠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
在企業很強大的情況下，政府做什麼？政府怎麼彌補市場的不足？這個時候的市場不足和我們以前講的，在數字經濟時代之前的市場不足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有全球最好的數字企業，市場中拼殺出來的企業，他們的能力一定是很強的。我們剛才講的企業為主導，市場為主導，他們能夠做我們下一代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事情的時候，政府幹什麼？政府一定要理解在數字經濟時代對治理的需求。我們點一點題，數字時代數字產業和產業數字化已經成為了主導產業的核心增長點。治理要幹什麼呢？一定要關心能夠展示數字企業發展的一些統計數字，要加大對新經濟指標的統計和使用。第二，萬物互聯時代，一定是製造業、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時代。不要爭製造業優先還是服務業優先。其實製造業和服務業，一定是融合發展的。我們那麼多的大企業，他們投資做新一代數字技術研發的能力不比我們這些大院大所差，特別在應用層面上。但他們做出來以後，落地落不了。它需要和教育系統連接，它需要和醫療系統連接，它需要和政府治理和城市治理連接，應用場景的落地權力在政府手上。所以這個時候技術開發政策可以交給企業，政府提供更多的應用場景。要在合理管控下，把這些應用場景能提供給市場和企業，這是你該做的事情。另外產業的優勢來自於大市場的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並存。不能說企業大就一定有問題，但也不能說大企業就不管了。當企業大沒有監管的時候，企業作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這兩者中間找好平衡是一個非常新的挑戰，也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最後我們產業互聯網的發展需要很多的公共產品，政府的公共機構就應該提供或者購買這些產品來為市場服務。舉一個例子，比如產業互聯網，產業互聯網要萬物互聯，必須要給每一個入網物品命名，這樣才有可能全網來通用。所以它需要一個身份證。現在產業互聯網有一個基礎建設，叫標識解析體系。可以想象我們產業互聯網要連接的東西有多少？這個從企業來講是非常困難的，它是一個產業互聯網發展的公共產品，政府多做點這樣的事情。除了對數字經濟的發展之外，數字技術的治理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對人的面部識別，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作用。它有很多好的作用，比如尋找走失的兒童，無人機抓拍違章。但面部識別技術也可以被不當使用，比如微型武器，可以通過面部識別技術精準攻擊。技術的應用有好的，也可能有不好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來想一個很好的治理措施，這是政府該做的事情。
總的來講，疫情期間，我們對很多技術的使用，有正向的作用。我們總結一下，第一就是數字經濟新一輪發力面臨多方面的重要機遇。第二，我們有發展數字經濟的突出優勢，我們人口多、國家大、產業技術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業，在疫情中又展示了它的數字技術的能力。第三，數字經濟對疫後的復甦、就業、消費迭代、產業升級，我們服務業、製造業的融合發展，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最後數字經濟的發展，市場是基礎性的力量，政府和企業要各歸其位，所謂其位是數字時代各自的位置，產生合力，促使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