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之後，印方掀起了一股反華浪潮，不僅加大了採購武器的力度，其總理莫迪還視察了邊境駐軍，大有一番與中國死磕到底的氣勢。那麼中印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呢？我認為此時的情況與1962年中方取得對印作戰勝利後的情景是極為相似的。在許多憤青的眼中，印度軍隊弱不禁風，沒有戰鬥力，當年我國作為對印自衛反擊的勝利者主動撤軍且從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是很不明智的，給印度方面形成了我國軟弱可欺的心理優勢。戰爭不是單純的聚眾毆鬥，而是政治博弈的產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衝突不是由武器裝備、軍隊戰鬥力等決定，戰爭背後的國際關係、政治、經濟等恰恰是決定戰爭最終勝負的主要因素。而綜合當時的所有因素，當年毛主席決策對印自衛反擊並在全勝後快速撤軍是無比英明的決策和當時情況下對我國的最優戰略選擇。在此，我仍然無比佩服老人家的長遠眼光和不同於凡人的高超政治智慧，毛主席的這一戰略思想對於當前的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仍有指導意義。
1、 當年主動撤軍的原因分析
1962年，鑑於印度方面屢屢在邊境方面挑起事端，我國決定對印發起自衛反擊之戰。需要注意的是，這場戰爭從開始決策時就被要求控制一定範圍內，並沒有做與印全面開戰的準備。在此我們不得不先分析一下當時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1962年的中國用四面楚歌來形容可能過了一些，但真實的情形也差不太多。北面與蘇聯交惡，蘇聯幾百萬大軍在邊境上虎視眈眈；東面臺灣蔣介石每天在叫囂著反攻大陸，日本和韓國都有美國的駐軍對我國形成了實際威脅；南面越南全面倒向了蘇聯，東南亞的不少國家也將中國作為敵視的對象；相對其他三個方向，印度是新中國成立後與我國建交的為數不多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之一，是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我國可以爭取的朋友。要知道在1962年，我國還沒有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交惡，外交局面如履薄冰，在國際上沒有什麼話語權。
我們再來看當時我國的經濟情況，當時我們剛剛從大躍進和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恢復過來。經濟基礎很脆弱，國內沒有經濟能力支持一場大的戰爭。對於經濟因素對於戰爭的影響，可能不少人會拿出當年的"小米加步槍"嗤之以鼻。其實現代戰爭對於經濟依賴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如當年的"中途島之戰"，山本五十六就是在考慮到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下的戰爭修復能力，不得不採取快速解決戰爭的策略。匆忙發起以殲滅美國太平洋艦隊為目的的"中途島海戰"，在海戰中放棄其航空兵的優勢，而將笨重的戰列艦放在前面，結果豪賭失敗。要知道以當時日本航空兵的訓練實力，以超視距的航母作戰，打敗美軍沒有問題。但打敗不是殲滅，以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可以迅速修復戰艦再次投入戰鬥。而當時日本沒有這個經濟能力支持其海軍曠日持久地進行戰爭，只能選擇尋求擊沉航母、殲滅艦隊的方式。
當時的後勤保障能力也不支持我國對印大規模戰爭。中印邊境的地理環境，不是憤青們的地圖推演，每往前推進一公里，都需要幾倍的人力物力進行保障。對於後勤保障對於戰爭的影響，我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是體會深刻。當年在後勤保障中犧牲的烈士遠多於在前線戰場中的烈士。第一次戰役後，運輸糧食和彈藥的汽車損失就近半，九兵團入朝不到一個星期，唯一的汽車營就全部損失。可以說如果後勤保障得力，朝戰中我們就不會犧牲那麼多戰士，也許我們會取得更大的勝果。當年為發起對印之戰，我國組織了不到兩萬人的參戰士兵，卻動員了二十八人的後勤保障人員，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運輸物資，只夠前線人員一個月作戰使用，即前線物資只能支持半個月左右的進攻。
還有一點是國際關係真空期，我國發起對印的邊境之戰抓住了美蘇之間"古巴導彈危機"所帶來的珍貴戰略窗口期，當危機解除後，我們還在西部邊境用兵是極不明智的，會給當時的蘇聯或是美國發動戰爭的機會。正是對於以上有著清醒的認識，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才會在被逼無奈的情況發起了對印的自衛反擊之戰，並在戰爭之初就確定了此戰目的在於敲打，是用"戰"來換取印方的冷靜與和平。如同球場上在你全神貫注應對敵手進攻時，你後方的隊友卻來扯你的褲腿，與你掰扯陳年舊事，這時你最好的辦法不是與他就事論事，而給其一個耳光，讓他清醒。
2、 當前中印邊境衝突應冷靜和平解決
對於中印邊境衝突，有一點是國內達成了共識。即中印邊界事端系由印度方面蓄意挑起，而印度這麼做的主要原因是轉移國內的矛盾。還有一點國內部分憤青與印度的輿論是一致的，即必須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現在的情況與1962年，中方取得對印作戰勝利後極為相似。當年的尼赫魯那可是比現在的莫迪有聲望的多，不僅在國內有著很強的支持度，在國際上不僅是不結盟國家的領導人，而且與歐美以及當時的蘇聯關係都不錯。當時的印度剛從英國殖民中獲得獨立，自信心暴滿，全國蔓延著從英帝國遺傳來的看不起中國的情緒。於是民情湧動，聚會抗議不斷。針對印方的態度，北京方面將"建議"換成了"警告"，而且明確表示，如果印度軍隊再次企圖恢復前進政策，中國軍隊則保留還擊的權利——這是一條"真正帶有威脅性的條文"。尼赫魯應當是理解了中方的態度，一方面為安撫民意，表面拒絕了我國提出的停戰倡議，並且提出了印度人民永不屈服的口號，另一方面暗地裡又委託了斯里蘭卡向中方轉達了接受和平提議的真實想法。此戰之後，世界上許多國家扭轉了對新中國的看法（印方當年極力醜化），中國獲得了西部邊境半個多世紀的和平，爭取到了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支持。
知彼知已方可百戰不殆。有五千年文化歷史沉澱的中國，當然不會拍腦門做決策。中國領導人深知印度方面的心態、訴求以及反應，不能被表面一時的意氣牽著鼻子走，如若不然，就會在國際問題上造成嚴重的誤判，引起軍事乃至社會危機。在此，我們有必要說一下印度這個國家。雖然與中國一樣都是文明古國，但印度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中，不僅國內民眾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距和尊卑等級之分，而且各地區之間語言也沒有統一，宗教信仰也差異較大。在沒有外部干預的情況下，印度內部紛爭不斷，政治勢力之間很難達成共識。這也是即便印度得到歐美國家乃至俄羅斯的支持，也沒有取得如中國一般快速發展的原因所在。
此時印度進入到了經濟發展的瓶頸期，受到了新冠疫情、蝗蟲災害的雙重打擊，需要一場對外的紛爭來聚合紛亂的民眾情緒。這也是印方頻頻在邊境地區挑釁我國的原因所在。而在挑釁失敗後，國內民眾的情緒挑動起來了，但軍方和政客們知道大國的實力不能挑戰，於是有了軍長級會談達成了共識，軍方不想戰的態度表露無遺。政客們不會如軍方一般直接，只好通過採購武器、經濟制裁、視察軍隊等方式來做表面文章，以安撫民眾，爭取選票。最後的結果估計會同當年一樣雷聲大雨點小。畢竟現在中國軍隊的實力比當年更強，以青藏鐵路為標誌的後勤保障能力更是提高了百倍不止。如果開戰，印方失去的將不僅是藏南等爭議地區了，如錫金等必然會重新獨立。
從中方角度來看，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不主張依靠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在東南方沒有徹底解決之前，不宜與印度全面開戰。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軍事上，我們還不具備兩面作戰的實力，況且印度洋和馬六甲還是控制我方的命脈所在。隔置爭議、維持現狀和爭取中印之間的和平發展是當前我國對印策略的根本，和平發展是對中印兩國人民都是極為重要的頭等大事。
當然和平不是委曲求全得來的，對於來犯之敵必須要狠狠打擊。中方在加勒萬河谷衝突中的強硬，威懾的將不僅僅是印度，還有其他妄圖與中國為敵的一系列國家（首先比如美國），給各國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即我國對於主權的堅定維護之決心，香港如此，臺灣亦如此，估計美國應當接收到了這個信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