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2年（唐高宗永淳元年）， 在首都長安通往東都洛陽的道路上，有一大隊車馬風塵僕僕、形色匆匆，貌似逃難。很難想象的是，這支隊伍竟由皇帝李治、皇后武則天和他們的宮廷侍從、朝廷大臣組成。原來，這一年首都所在的關中地區鬧了饑荒，皇帝不得不率隊前往東都洛陽“就食”，中途竟有隨從人員沿路餓死。皇室逃荒，在號稱強盛的唐朝卻並不鮮見。僅唐高宗在位時，就有七次移駕洛陽，目的都是到那裡解決吃飯問題。
糧運魔咒
唐朝皇室實在迫不得已。首都長安本已雲集了百萬人口，朝廷又在西北地區佈置了重兵對付外患。而日漸乾旱寒冷的關中地區，其農業產出已經無法養活龐大的首都人口和軍隊，必須高度依賴東部平原地區（華北和江南）的糧食。糧運暢通，成為維持帝國的生命線。
東都洛陽是溝通華北和江南的大運河的中心，糧運基本無虞，朝廷在此建立國家糧倉；從洛陽到長安，卻有一段非常艱險的道路，成為糧道上的一大堵點。而一旦糧運出現問題，朝廷就岌岌可危。
公元786年（唐德宗貞元二年），長安再次糧盡，得不到糧餉的禁軍醞釀譁變，唐德宗急得與太子相擁而泣；突然聽說發自揚州的糧船已經接近長安，唐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其實，唐朝面臨的這種尷尬窘迫，在前朝隋代，甚至遠至西周就已經露出端倪。其中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是，建都長安的王朝，國家政治重心處在西北，而經濟重心遠在東部平原，二者的過度偏離已經嚴重到影響帝國的基本運轉，這就成為定都長安的一大致命短板。於是，營建東都洛陽甚至遷都於此，成為多個王朝解決兩大重心偏離問題的必然選項。事實上，在唐高宗死後，武則天毅然遷都洛陽，並改稱神都。
天下之中
從地理區位上看，相對於長安偏處於西北的地理位置，洛陽則處在中原王朝的地理中心，號稱“天下之中”。以洛陽為中心，差不多可以等距離輻射華北、關中、江南、四川，這四大地區長期是中原王朝的主要統治區域。如果說長安是國家咽喉之地，那麼洛陽則是天下心臟之地。
從地形地勢上看，洛陽位居盆地之內，四面環山，處在秦嶺東脈和太行山南脈的交叉拱衛之中；周邊環列著名關要塞，“東有成皋軒轅之險，西有函谷崤山之固”；盆地北臨黃河，內有伊河洛河匯流；可謂山川險固，“形勝甲於天下”。同時，洛陽盆地位於中國地勢第二階梯和第三階梯的過渡地帶，聯結黃土高原東緣和華北平原西緣，是溝通關中和華北的鎖鑰關口。
東西二都
天下之中的位置，便於溝通全國；險要的地形，則有利於軍事防禦。這些條件使得洛陽成為理想的建都之地。從先秦到隋唐，統一王朝的首都不是關中長安就是中原洛陽，長安和洛陽互為最有力的競爭者，並稱東西二都，成為華夏大地上的雙子星座。
劉邦建立西漢之初，首先的選項就是定都洛陽，經過張良和婁敬的竭力勸說，劉邦才改變初衷而定都長安。即便是長安勝選成為首都，其遠在西北的地理位置，也不利於控制東部平原地區，於是王朝不得不把洛陽作為東都，以加強對全國的控制。早在西周初年，周武王伐紂滅商後返回關中，為控制東方諸侯而營建了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
隋唐時期，華北和江南的經濟已經明顯超過關中地區，國家經濟重心進一步東移，定都長安顯得捉襟見肘，東都洛陽對於中央政府控制東部地區和轉運財賦更加不可或缺。隋煬帝修建的大運河，就以洛陽為中心，並最終遷都此地。唐朝則多次出現皇室到洛陽“就食”的窘迫局面，武則天干脆遷都洛陽。
然而，洛陽作為首都，並不是沒有弱點。天下之中的位置，在和平時期是四控之地，在戰亂時期就是四戰之地，容易四面受敵。同時，洛陽盆地面積狹小，缺乏戰略縱深，不及金城千里的關中地區縱深廣闊，也不及地勢階梯更高的關中地區險固。正如張良所說，“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德化之美
長安和洛陽地理位勢不同，也導致都城氣質和王朝性格的不同。關中地理形勝優於洛陽，且更靠近西北遊牧外族，朝廷在軍事上常常更有作為，對外開拓意識強烈，氣象豪邁雄烈。而洛陽位居天下之中、華夏故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朝廷更加註重德化之美、文教之功，詩禮傳承，文治昌隆。
洛陽是華夏文化的源流之地。“河出圖，洛出書”被認為是華夏文化誕生的象徵，就發生於洛陽所在的河洛地區。司馬遷說“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最早的夏商周三代都在河洛地區建都立業。東漢大興儒學教育，首都洛陽太學生人數達到三萬多人，可謂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東漢一朝被譽為“風化最美、儒學最盛”。而洛陽讀書音，在古代長期作為漢語的官方標準發音。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統一中國北方後，統治階層實行漢化改革，最為積極的魏孝文帝不顧反對之聲，將首都從北方的平城遷到漢魏故都洛陽，以示繼承華夏正朔，將漢化進行到底。
“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北宋史學家司馬光這句詩，足以作為對洛陽古都不朽地位的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