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為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人們就開始了長城的修建。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前的秦國、趙國、燕國，到統一六國後的秦朝到之後的漢朝、晉朝、北魏、隋朝、宋朝，修建長城幾乎都成了統治者的頭等大事。
明朝尤其重視對長城的修建，我們今天看到的萬里長城，就是明朝修建的。
屈指一數，只有三個大一統朝代沒有修建長城，一個是唐朝，另外兩個是元朝和清朝。
元朝和清朝不修長城，可以理解，因為這兩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發祥地是長城之外的北方草原。
它們南下入主中原後，北方就成了它們的大後方，不存在能夠威脅到自己的勢力，如果它們也修長城，反而會成為回“老家”的障礙。
唐朝為什麼也不修長城呢?
從公元618-907年，整整290年，唐朝都沒修過長城。
長城自打誕生起至唐王朝建立的一千多年裡，相繼貫穿修建的有春秋戰國、秦、漢、北朝、隋等朝代，這其中僅隋楊堅父子統治的38年裡就曾大規模修建過5次之多。為什麼唯獨到了唐朝卻嘎然而止不修建了呢？主要原因何在？很有探討之必要。
大家知道李唐王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繼位以後，調整了統治政策，採取為政清廉，輕徭薄賦，團結各族人民，發展生產等一系列措施，使國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稱“貞觀之治”。但由於當時李唐王朝立國不久，尚處在外夷包圍之中，北有東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渾、吐蕃，東北有契丹、奚、高麗等。如何妥善地處理好李唐王朝與周邊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關係，始終困惑著唐太宗。在他繼位第三年東吐厥首領頡利擁眾犯邊，唐太宗本著“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者，下也”（答李衛公問答）的原則，“以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資治通鑑）為理由，一口拒絕了群臣勞民傷財在中大漠邊緣修一道長城的請求。後來他冷靜地總結隋煬帝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認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他說：“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資治通鑑），“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比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 。”（貞觀政要）他表明自己決不能步其後塵。在與對外政治、外交經濟交往及軍事鬥爭的過程中，唐太宗創造性地總結出一種全新的“華夷一體”的安邊理念，即在政治和外交上堅決屏棄歷代封建統治者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偏見，不是武斷的修一道長城將華夷隔絕開來，而是廣泛竭誠地團結周邊各少數民族部落國家。為實現這一目標唐太宗採取了茶馬互市、聯姻和親、結盟納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可從李白描寫長安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詩句中，推及到當時不修長城的大唐帝國各民族交流融合之盛況。
其實，“華夷一體”的思想的產生並非偶然，李唐王朝自身就是在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但高祖之母獨孤氏、太宗之母竇氏是胡人，朝中的大臣將領也不乏出身周邊民族者。在君臣的思想認識方面，並無鮮明的華夷之分。高祖就曾主張，處理民族問題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資治通鑑）的大家氣度，唐太宗提出的“華夷一體”安邊理念正式繼承和發揚光大了這一主張，由此幾乎影響了整個唐代，成為其制定國內外重大政策的一個基本指導原則。唐太宗認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資治通鑑）又表示：“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新唐書）唐太宗在安邊問題上突破了傳統思路，不拘泥於以長城限定南北的舊有模式，積極進取、大膽創新、勇於開拓，不修長城，勝修長城，表現了一代“天可汗”所具有的“容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和風範，可圈可點可欽可佩可歌可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