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人们就开始了长城的修建。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秦国、赵国、燕国，到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到之后的汉朝、晋朝、北魏、隋朝、宋朝，修建长城几乎都成了统治者的头等大事。
明朝尤其重视对长城的修建，我们今天看到的万里长城，就是明朝修建的。
屈指一数，只有三个大一统朝代没有修建长城，一个是唐朝，另外两个是元朝和清朝。
元朝和清朝不修长城，可以理解，因为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发祥地是长城之外的北方草原。
它们南下入主中原后，北方就成了它们的大后方，不存在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势力，如果它们也修长城，反而会成为回“老家”的障碍。
唐朝为什么也不修长城呢?
从公元618-907年，整整290年，唐朝都没修过长城。
长城自打诞生起至唐王朝建立的一千多年里，相继贯穿修建的有春秋战国、秦、汉、北朝、隋等朝代，这其中仅隋杨坚父子统治的38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5次之多。为什么唯独到了唐朝却嘎然而止不修建了呢？主要原因何在？很有探讨之必要。
大家知道李唐王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以后，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为政清廉，轻徭薄赋，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但由于当时李唐王朝立国不久，尚处在外夷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东北有契丹、奚、高丽等。如何妥善地处理好李唐王朝与周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困惑着唐太宗。在他继位第三年东吐厥首领颉利拥众犯边，唐太宗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答李卫公问答）的原则，“以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资治通鉴）为理由，一口拒绝了群臣劳民伤财在中大漠边缘修一道长城的请求。后来他冷静地总结隋炀帝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资治通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比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 。”（贞观政要）他表明自己决不能步其后尘。在与对外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唐太宗创造性地总结出一种全新的“华夷一体”的安边理念，即在政治和外交上坚决屏弃历代封建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不是武断的修一道长城将华夷隔绝开来，而是广泛竭诚地团结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唐太宗采取了茶马互市、联姻和亲、结盟纳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从李白描写长安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诗句中，推及到当时不修长城的大唐帝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之盛况。
其实，“华夷一体”的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李唐王朝自身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但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窦氏是胡人，朝中的大臣将领也不乏出身周边民族者。在君臣的思想认识方面，并无鲜明的华夷之分。高祖就曾主张，处理民族问题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资治通鉴）的大家气度，唐太宗提出的“华夷一体”安边理念正式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一主张，由此几乎影响了整个唐代，成为其制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又表示：“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新唐书）唐太宗在安边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思路，不拘泥于以长城限定南北的旧有模式，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勇于开拓，不修长城，胜修长城，表现了一代“天可汗”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风范，可圈可点可钦可佩可歌可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