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是“康乾盛世”。在这个盛世中，康熙和乾隆都曾六下江南，是当时非常重大的事件。
表面上看两位帝王六下江南都是为了巡视河工，咨访吏治，考察民情，但后世无论是官书文献还是稗闻野史对两位帝王六下江南的评价却大相径庭。
康熙六下江南
康熙曾说：“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在康熙皇帝看来，亲政面临三件大事：一是三藩，二是河务，三是漕运。”
平定三藩之后，河务和漕运便提上了日程。
康熙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次南巡。
1.河务和漕运
河务，主要是治理黄河，也是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
明末清初，战乱不断，黄河多年失修，淤泥堵塞，经常决堤，造成水患。
从顺治到康熙初年，黄河大决口竟然达到了八十多次，给黄河下游的苏皖一带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更为可怕的是，黄河决口严重威胁淮河和大运河漕运。可以说，无河务则无漕运！
而用于漕运的大运河则是国家“南北之咽喉，军民之命脉”！因为水灾，导致江南每年四百万石的粮食北运时常受阻。
“治国如治水，善治国者必先治水。 ”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对治水极为重视。
康熙在宫中经常阅读“前代有关河务之书”，“夙夜廑怀，未尝少释”。
为了实地考察河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他亲临工地，视察河务，命令当地河务官员加固运河堤坝，以抵抗黄河的冲击和侵蚀，保证漕运。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不顾危险，“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康熙朝卷107）。
通过实地考察，康熙对河务有了直观的认识，同时也检查了河务官员的治河成果，提拔了许多治河有功的大臣，如靳辅等。
康熙还亲自接见当地的百姓，了解民间疾苦。
第一次南巡时，康熙路过高邮，见当地水灾严重，极为忧虑，便“登岸巡行十余里，召耆老详问致灾之故”，同时下令救荒。当地百姓“欢悦，不胜鼓舞感激。”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过多年的治理河务，黄河水患已经大为减少，有效的保障了大运河漕运。
清朝的国势也如大运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样，平稳向前，蒸蒸日上。
2.笼络江南士人
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长江以南地区相继出现了福王、鲁王、唐王等南明小朝廷。虽然这些小朝廷被清朝迅速消灭，但原南明大臣及其门生故旧等不肯出仕，心理上敌视清朝，在江南民间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笼络江南士人的人心，这是康熙下江南的另一个目的。
自从南宋以来，江南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每年都为朝廷贡献大量的粮食和赋税。元明清三朝对江南极为重视，视为国家的根基和命脉。
熟读史书的康熙对江南的重视自然也不例外。
江南是否稳定，不仅直接关系到清朝的赋税，还关系到江南半壁江山的稳定。
在顺治时期，因为清朝刚入关不久，战事未平，所以清朝对刚征服的江南实行高压政策，相继爆发了“科场案”、“奏销案”，屠杀了许多江南士人。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金圣叹。
到了康熙时期，随着三藩的平定，社会日益安定，清朝对江南的政策也开始由高压转向安抚和笼络。
康熙一路南巡，谒孔庙，拜禹陵，祭明孝陵，这一番举动，迎合了江南士人的心理，使他们对康熙和清朝产生了亲近感。
与此同时，康熙扩大了江南士子的仕途，增加学额，甚至亲自接见其中的名士，以示恩宠和重视。
比如第四次南巡时，康熙就接见了名士胡渭，赐扇，赏匾额“耆年笃学”。
康熙的六次南巡，极大的消除了江南士人对清朝的敌意，他们转而依附清朝，使得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基础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3.厉行节俭，不讲排场
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康熙南巡并没有大肆铺张，而是“简约仪式卫，卤薄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作为一个皇帝来说，这样的出巡相当节俭了。
一路上，康熙“正欲体察民情,周知吏治。一应沿途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储备,毫不取之民间”。
“朕此番巡历,原以抚恤编氓,问俗观风,于闾阎休戚,务期洞晓。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宁处,毋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他告诫沿途官吏，自己南巡是“为百姓阅视河道，咨访闾阎风俗”，“非为游观也”。（康熙朝卷43）
康熙下令，严禁各地官吏设置供帐，科派扰民。
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到南京，当地官吏为了讨好康熙“装饰舟船以待”。康熙知道后，下令“将造饰物料俱行拆毁，于应用处用之”。
由于康熙“崇俭黜浮”，所以沿途的官吏不敢铺张浪费。康熙南巡所过之处，对百姓的惊扰也很小，甚至“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决事。”（钱泳《履园丛话》）
多年以后，“天恩温渝，莫可殚述，江南父老至今犹能言之。”（钱泳《履园丛话》）
一个九五至尊的封建帝王，出巡竟能对当地人民的影响这样小，实在难能可贵。
乾隆六下江南
乾隆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前期，清朝的国势达到了鼎盛，疆域扩大，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当时人称清朝“天下升平,超唐迈汉”。
但到了乾隆统治后期，整个统治阶级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乾隆尤甚。
当他看到祖父康熙六下江南，“盛典昭垂，衢谣在耳”不禁生出效仿之心。
乾隆曾于1751年（乾隆十六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
在乾隆南巡时，他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南巡之时，乾隆对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极为重视。同时也重视吏治，裁撤庸官，减免赋税等。
但作为“太平天子”，乾隆喜好游玩，纵情声色，奢侈无度，他下江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山玩水。借南巡之机，以“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
游山玩水，挥霍奢靡
与康熙节俭，尽量做到少扰民不同，乾隆下江南，极尽豪奢为能事。
每次南巡前一年，乾隆就指定亲王一人专门负责南巡之事，勘察路线，修桥补路，茸洽名胜，兴建行宫等等。
到了南巡时，乾隆携皇太后、皇后嫔妃，太监宫女，王公大臣，章京侍卫，多达两千五百人，一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的南下。
陆路所用的马匹多达五六千匹，大车四百多辆，征调民夫数不胜数。
水路则用船一千多只，首尾相接，旌旗招展，大有当年隋炀帝乘龙舟下扬州的气派。
沿途兴行宫三十多处，陈设豪华，以供乾隆等人停留歇息。
每到一地，当地的官员都要提前一日在境外接驾，并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供乾隆一行人食用。
当然，乾隆每到一地，都会装模作样的申饬官吏，要“各敦本业，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南巡盛典》卷1）。当然，这不过是官面文章罢了。
乾隆每次南巡，铺张靡费，两淮的豪富盐商们都要捐出大量的金钱，“报效捐输”，以供万岁爷挥霍。
结果乾隆六下江南，导致许多盐商破产。
1789年，历任盐商“首总”(首席总商)多年的扬州盐商巨富江春，就在贫困潦倒中去世。江春晚年的破产，主要就是因为多次接待乾隆下江南，捐献了巨额财产导致的。
乾隆六次南巡，总共花费了两千多万两白银，至于扈从对地方官吏的索贿，和地方官吏以“接驾”为名搜刮百姓的财物，就无法计算了。
沿途人民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民情沸腾。
乾隆晚年也意识到：“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要后世子孙不要再学他南巡了。
乾隆下江南给整个清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天下奉一人”，耗费了巨额财富，整个社会风气日益奢靡，“民财日以竭，民风日以奢 ” 。
“康乾盛世”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终结，清朝也由“康乾盛世”转为“嘉道中衰”，一蹶不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