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野與徐繼儒
引言李經野和徐繼儒，曾經是清末民初時期聲名顯赫的曹南大儒，雖然他們離世不過百年，但如今已識者了了。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有句雲“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石”。正如先生所說，人生的富貴榮華皆如雲煙，就像白駒過隙一樣轉瞬即逝，但那些曾經為鄉邦故國、為華夏文明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賢者，他們的美名卻能夠像金石一樣壽延千古。無疑，本文要講述的李經野和徐繼儒二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詩社結曹南
清朝末年和民國初期，在魯西南大平原上產生過一個著名的舊體詩詩歌社團——曹南詩社。曹南詩社以今天菏澤地區的曹縣為中心，輻射菏澤一州十縣，就連當時河南的考城、商丘、滑縣、寧陵以及江蘇豐縣也有社員積極參與詩歌創作活動。菏澤古稱曹州，因其境內有曹南山，春秋魯僖公十九年，在曹南山曾發生過宋、曹、邾三國會盟事件，所以後來的文人就用曹南來代指曹州。比如，唐朝天寶十二年，詩仙李白從大梁再一次來到今天的曹縣遊歷，他的好友、文學家獨孤及就寫下《送李白之曹南序》為其壯行，“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於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李白在曹南寓居數載，留下許多讚美魯西南的詩歌。當他即將離開曹南到江南遠遊的時候，曹南諸好友為其設宴餞行，李白撫今追昔，感慨萬端，揮筆寫下了著名的《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鞶囊。仙人駕綵鳳，志在窮遐荒。戀子四五人，裴回未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范蠡說句踐，屈平去懷王。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為萬里別，復此一銜觴。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堂。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懷君路綿邈，覽古情淒涼。登嶽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
李白用“愁為萬里別”、“相思淚成行”的詩句，真誠表達了對曹南這片熱土的依依惜別之情。
清末民初，中國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一時神州大地兵荒馬亂、國難多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又是什麼人非要成立一個詩社呢？說到曹南詩社，那麼就必須要提到兩個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曹南名儒李經野和徐繼儒二位先生。
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太平天國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多災多難的中華大地上又發生了一場水災，那就是黃河在今河南省蘭考縣北部銅瓦廂決口改道，此後的數年間，正好地處黃河下游的曹縣全境遭災，就在這個黃水漫漶、饑荒遍野的艱難時期，李經野就出生於今天曹縣境內的蘇集鎮土地廟村。當時的土地廟村雖然地處曹縣境內，但是它卻歸屬於菏澤縣綏寧都，是菏澤縣在曹縣的一塊扣地，李家的戶籍應歸屬菏澤縣。所以李經野考中進士後，官方在進士碑上就刻下“荷澤李經野”[1]，李經野在以後的書法題跋落款中，多屬"菏澤李經野"，其原因就在於此。
李經野出生於清貧農家，天資聰穎，敏而好學，雖身處偏僻鄉野而胸懷凌雲之志，經過十年寒窗苦讀，終於光緒五年（1879年），二十四歲時考中舉人，光緒九年（1883年）參加會試，榮登三甲第九十一名進士。
就在李經野出生三年後的1858年，徐繼孺出生於曹縣縣城西南的徐樓村。徐家本是書香門第，祖父徐祈，秀才出身。父親徐本榮亦是拔貢，家設教館三十餘年，生徒遍及曹南。據史載，徐繼儒天資聰穎，過目成誦。6歲能辨四聲，11歲就考中了秀才，而且還是被優選為廩生。15歲的時候，因為學業優秀，又被選為拔貢。隨後，徐繼儒曾到濟南著名的濼源書院學習，在同窗中，雖然他的年齡最小，可是每次考試卻都名列前茅，據說深得書院主講、膠州的匡鶴泉先生的嘉許，認定其必成大器。不久即以拔貢身份參加朝考，選為山東黃縣擔任訓導一職，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風華正茂的徐繼儒相繼參加會試和殿試，登進士第，高中二甲第四名。經過三年散館學習，成績優異，被授為翰林。
李經野中進士後，被留用戶部，次年就任戶部主事。清光緒三十二年，任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同年又升為福建司郎中兼財政處提調內倉監督。此間，李經野一直在京中做官，前後長達25年。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李經野因為主張憲政，被朝中同僚排擠，李經野被貶到偏僻的廉州擔任知府。廉州地處廣西邊陲，瘴海萬里，貧窮閉塞。李經野慨然赴任，到任後，宵衣旰食，與民同憂，政績顯著，三年後，被朝廷委任湖北造幣廠總辦。在普通人的眼裡，造幣廠可是個肥缺，同僚歆羨不已。此時，李經野已經年近花甲，半生宦海沉浮，神州大地依然國弊民窮，他自知在官場不可久留，就向朝廷稱稱病，堅辭湖北造幣廠總辦一職，毅然回到故里。第二年，辛亥革命就在湖北武昌爆發，膠州顯宦、大學者柯劭忞由中讚佩李經野，認為他早就看出了大清就要滅亡的徵兆，柯劭忞感佩地說道：
宣統二年，君以廣東知府擢道員，董湖北造幣廠，固辭不就。明年辛亥湖北兵事起，國祚遂微，人始服君知幾之早，去就之衷於義也。[2]
廣西合浦李經野捐修“惠愛橋”遺蹟
與李經野長期擔任京官不同，徐繼儒殿試成績優異，入翰林院。三年散館，被欽點翰林院編修，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徐繼儒被朝廷委任陝西鄉試副主考，從此便開始了他在地方任職的經歷。清光緒二十年又出任河南省學政，儘管當時清朝已大廈將傾，國事日艱，但徐繼儒依然堅信“大廈誰能支，樑棟方待汝”，他把國家中興的希望都寄託在後世俊學之身，全力為朝廷選拔地方優秀人才。據曹縣誌記載，徐繼儒僅在光緒二十三年“一年就選拔貢、優貢126人，皆飽學之士，一時稱極盛。”[3]從光緒二十四年起，徐繼儒開啟了在山西省的政治生涯。他先被被任命為山西省清源局總辦，專司清理庫銀。徐繼儒嚴查藩庫歷年積弊，上任僅半年，就將全省款項整理的井然有序，致使“奸吏咋舌，莫敢支吾”，徐繼孺因此聲名大振。後調任汾州知府，光緒二十六年（1900）冬，徐繼孺又轉任山西潞安州知府。是年五月，帝國主義列強英、法、德、俄、奧、美、意、日等八國聯軍悍然侵略中國，意欲瓜分華夏，全國上下掀起一股抵抗西方列強的愛國熱潮。時義和拳興起，一味愚忠的山西巡撫毓賢[4]力撐義和拳運動，徐繼儒面對洋人的欺凌，也熱血沸騰，他積極響應毓賢的號召，要“扶教滅洋”。當時，在中國的西方教會中有部分不良傳教士在治外法權“寬容”下，公然藐視清朝政府，欺壓當地百姓，造成許多命案。當時潞安州境內某天主教神甫為擴建教堂，無視法律，強佔民宅。徐繼孺剛接到狀子後，該教堂神甫即來威逼要挾。傳教士的飛揚跋扈使徐繼儒滿腔義憤，當即要按大清律來處理此案。可是他的下屬卻懼怕洋人勢利，規勸說：皇上尚且畏懼，地方更無能為力了。彼時，徐繼孺卻大義凜然，他慷慨激昂地說：
洋人目無法紀，囂張至極，欺壓百姓，當殺無赦。既為知府，怎能不為百姓伸張正義？當備文請示巡撫，即行辦理。[5]
河南蘇門山
當天夜裡，徐繼儒精心佈置，安排手下截殺了涉案的德國傳教士7人。雖然此事一時人心大快，但清廷無能，已自身難保，屈服於德國等列強的壓力，敕責徐繼孺“戴罪”終身戍邊。對於這個處理結果，洋人卻極度不滿，威逼清廷必須嚴懲“兇手”，意欲誅殺徐繼儒。徐繼儒得到消息後，被逼出走鄰省河南，藏身於輝縣的蘇門山中，從此隱名埋姓，以讀書治學自娛，並自號蘇門山人。蘇門山其名不顯，晉代著名隱士孫登，長年隱居此山，並自號“蘇門先生”。傳孫登博才多識，熟讀《易經》《老子》《莊子》。善彈一弦琴，常彈琴自娛，尤喜長嘯。據說，竹林七賢之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於他。1975年，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跟隨中央文史館考察河南，當時就曾來到蘇門山參觀，伯駒先生即興賦詩：
蘇門山裡白雲深，泉水音和啼鳥音。
齊慶豐收歌更舞，彈來何用一弦琴。
詩後有注：“到新鄉後，下午即去百泉，百泉後蘇門山，即晉縣孫登隱居處，登彈一弦琴，作長嘯。今農民歡慶豐收，載歌載舞，不須其一弦琴了。”如今，擁有“中州頤和園”之稱的蘇門山作為新鄉名勝，逐漸被國人瞭解。
徐繼儒隱居三年後，清廷內憂外患，自身難保，所以對他的緝捕漸遲。看到形勢見緩，徐繼儒就託人向上偽報死亡，然後偷偷潛歸山東曹縣故里，從此深居簡出，以殫心整理鄉幫文獻為樂。
李經野與徐繼儒原為表兄弟，後來二人又結為兒女親家，可謂親上加親。但從目前史料來看，二人早期接觸並不頻繁，留下事蹟不多，這主要是因為年輕的時候各自為功名苦讀，考取進士後，又各自為仕途奔忙。直到1910年，李經野決心辭官歸隱，回到曹縣定居，此時，徐繼儒業已回到故鄉避難近八個年頭。就這樣，兩位年過半百的曹南赤子，又回到故鄉重新聚首，並共同為繁盛清末民初的曹南文化拉開了序幕。
1911年初春，魯西南大地上春柳剛剛吐出嫩芽，被霜雪囚禁了一個寒冬的喜鵲突然就成群結隊的聚集在楊柳枝頭，嘰嘰喳喳的歡叫著爭搶最好的地段，準備銜枝築巢，哺育後代了。李經野辭官從廣西廉州回到故鄉已有數月，他熱熱鬧鬧地在故鄉過了一個團圓年。數月以來門生故舊、地方官紳摩肩接踵的拜訪，使李經野忙的幾乎無暇他顧。眼看年也過去了，春耕在即，來訪的客人明顯減少，李經野數十年為朝廷效力，走南闖北，從不得片刻消停，突然清閒下來，身邊再也沒有公務處理，很難一下子適應下來。這時他想到徐埴曾多次寫信邀約他到直隸黌山小住，所以決定先到黌山小住數月，一來修身養性，二來也好沉下心思讀讀書。說到徐埴邀約李經野到黌山養痾，那麼徐埴又是誰呢？黌山又在何處？
（未完待續）
[1]明清進士碑林立於北京孔廟，筆者曾多次去考察，碑上所刻原文為“荷澤李經野”，把“菏澤”誤寫為“荷澤”。
[2]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第三集·曹南詩社唱和集十二卷》.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540.
[3]山東省曹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曹縣誌》.北京:中華書局,2000:626.
[4]山西教案，無能的朝廷推諉責任，山西巡撫毓賢首當其衝，他先是被撤職查辦，後被判流放新疆，剛走到甘肅蘭州，就又被朝廷改判為斬首，旋即橫屍蘭州。毓賢（1842—1901），滿族，是清末著名的酷吏。他曾在光緒十五年屬任曹州知府，在任期間，他以治盜為名，對普通百姓大肆逮捕，並設立慘無人道的“站籠”制度，利用恐怖手段進行殘忍統治，他以掃黑除惡為名殘酷鎮壓曹州百姓，3個月內就殺掉2000多人。因治理曹州“有功”，被朝廷擢升為山東巡撫，後又轉任山西巡撫。可以說，毓賢用曹州百姓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頂戴花翎。清末學者、金石學家劉鶚在《老殘遊記》一書中曾這樣評價毓賢一類的官員，說他們均是"清官若自以為是、危害比貪汙嚴重"的代表。
[5]山東省曹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曹縣誌》.北京:中華書局,200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