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仪通判原州
看到网上有关李之仪生平论述和研究资料，其中有一些文章提到李之仪“原州通判上被逮下狱”，或原州通判“任上入狱”。如陈鑫：李之仪研究：“绍圣年间，之仪受命通判原州（今甘肃镇原及宁夏固原东部——原文注）。绍圣四年夏，之仪在原州通判任上被逮下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记载：“绍圣四年九月，刑部言……勘官李之仪特差替。”此时，李之仪已经年过半百。”
对于李之仪“原州通判任上入狱”一说，笔者查对各种资料，没有找到相关文献支持。持李之仪原州通判任上入狱观点者，他们的主要依据可能是《姑溪前集·卷五》诗《观东坡集》：“今朝又读东坡集，记得原州鞫狱时。”以及《姑溪后集·卷八》《读东坡诗》“狱吏难堪非素料，病怀无计复何辞。”等诗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泾原路“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案的审理报告中的结论“勘官通判朝请郎李之仪，根勘卤莽，李之仪特差替”。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鞠狱”的理解。李之仪绍圣四年任原州通判，审理案件是通判一项主要工作，鞫狱，是诉讼制度用语，即进行审判和判决。具体到这个“鞠狱”，则是指对折可适“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案中责任与处罚的审理与判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记载：“绍圣四年九月，刑部言……勘官通判朝请郎李之仪，根勘卤莽，李之仪特差替。”“根勘”，是指勘察审理“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案，“根勘卤莽”，是大理寺对原州审理结果的评价，“特差替”，是对李之仪的处分。
关于“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案，《折德扆传》这样介绍：渭帅章楶合熙、秦、庆三道兵筑好水川，命总管王文振统之，而（折）可适将军为副。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文振归罪于可适，楶即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军法，哲宗不许，犹削十三官而罢。楶请留以责效，乃以权第十二将。《宋史·卷二百五十三·列传第十二 折德扆 ……》
“下之吏”，即章楶将折可适撤销职务，交付吏部狱审理。这是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交由原州审判，原州通判李之仪是审理的第一责任人，折可适是李之仪鄜延路从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直接领导，折可适同时又是被章楶视为股肱的爱将。“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当事人又涉及到熙河路派来支援泾原路的友军，情况比较复杂。而事件本身则是：
绍圣四年三月，章楶领原州及熙河环庆四路之師，出葫芦河川，築石门峽、好水河两城寨，经二十二日建成，控制了西夏南出袭击北宋的通道。西夏为了报复，不停骚扰，四月二十一日，折可适追赶一路西夏兵，作为四路兵的副总指挥，一边率泾原兵出击，一面向总指挥王文振报告。熙河路同統制官苗履派兵接应。但接应的熙河两千骑兵由于遭遇沙尘暴，迷失道路，坠落崖谷，尽皆死亡。折可适与敌人奋力拼杀，损失一百三十三人，斩获敌人首级一百六十个而还。事后，苗履却说：因为折可适指派，熙河兵误入西夏控制地区，而折可适自己回营，导致损失两千兵马。又把熙河弓箭手指挥云成拿回来的、射死将官王成的两支箭作证。
章楶的儿子章綡編其父奏议写道，“其实熙河兵元不与（折可适的兵）相接，贪功直前，又昧于道路，风尘蔽日，自坠沒煙后峽崖谷而死。先公（章楶）料知诸將之情，他路將士不欲穷治，但罪可适首事，罢其兵柄，押赴原州，委官鞫治，意其词所连逮，事當自正。朝廷以熙河將士陷沒，方深悼惜，无所归罪，”故一定要责罚折可适等人。
这次死亡熙河兵损失二千騎，据太仆寺丞张匋说为三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一千人。章楶奏折坦承熙河兵“贪功直前，又昧于道路，风尘蔽日，自坠沒煙后峽崖谷而死。”
注意：战场在今西吉到海原一线，当地人烟稀少，山大沟深，土岸陡峭，沟底往往有苦咸水形成的淤泥，道路复杂，熙河兵远道而来，不熟悉地形。而农历四月，正是宁夏沙尘暴多发季节，沙尘暴发生之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加上几千骑兵，群马奔腾，以致沙尘蔽日，人马不能睁眼，方向难辨，道路不明，飞速行进中坠落崖谷，相互践踏，造成几千兵马死亡损失，朝野震动。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一场气象灾害造成偶发事故，人的责任微乎其微，而折可适与熙州骑兵“失道尽死”毫不相干，但朝廷一定要有人负责。作为原州通判的李之仪，又不愿意违心地无原则追责，实事求是地办案，却无端受到处分，最后，李之仪“以鞫勘卤莽”缘由，受到“特差替”处分；泾原路经略使章楶拓土有功，反而被罚铜；折可适沙场效命，却被撤职查办，幸而章楶竭力庇护，得以保全性命，“留以责效，乃以权第十二将”。以后折可适为北宋抵御西夏立了大功，哲宗在文德殿接受朝觐。
案件事发现场在北宋与西夏争夺的远离原州的深山大沟。而远在汴京的哲宗皇帝与宰相章惇、知枢密院事曾布都对此案十分关注，态度各不相同，章惇要为自己、也为堂兄章楶开脱，一定要置折可适为死罪；而章楶、曾布从爱惜将才着眼，要放过折可适，将一个小小的原州通判加在中间，左右为难。经李之仪审理：“涇原勘到可适案，乃王文振遣行，无违节制罪。”奏报到朝廷，对这个结论，“（章）惇白（皇）上：‘涇原勘可适太轻，未欲別置獄。’惇与（曾）布争执不下，哲宗又派大理寺正卿许公孙赴原州审核，最后结果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记载：绍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丁丑，刑部言：“原州勘到，皇城使、誠州防御使折可适，涇原路進筑，充同統制官，听王文振节制。可适擅遣文思副使曲充作先锋，领領人马追贼，失一百三十三人，获一百六十級。勘官通判、朝請郎李之仪根勘鹵莽。都总领通远军蕃兵辛叔献照应折可适等，轻易出寨，致亡失士马。熙河路同統制官苗履增差人騎，致伤折数多。”诏以；两经赦宥，可适、叔献特追诸司副使已上官，勒停，候合叙日叙見存官外，更不用叙法。曲充特降两官。李之仪特差替。……章楶为失点检，结勘折可适不當，特罚金二十斤。
差替，是对官员处理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撤职查办，只不过犯罪事由较轻，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重新使用。所以，李之仪绍圣四年在通判原州任上，因审理熙河兵“失道尽死”案，仅仅是受到撤职查办的处罚。
曾枣庄先生在《姑溪居士杂考》中，对“原州鞫狱时。”和“狱吏难堪”的解读是：从《读东坡诗》《观东坡集》这两首诗不难看出，他在原州的生活与定州形成鲜明对照。他说他既不懂边州守御之策，又不愿天天鞠狱，于是整天睡大觉，读《东坡集》和东坡诗。
笔者要说的是李之仪在折可适案之前，工作还是积极认真的，有李之仪的《筑城词效张籍体》诗为证：
齐眉去，朝天回，一声号，千声催。土匀纔布一抟许，试锥只恐锥锋摧。
万仞连云绝川路，胡骑回还不敢觑，但云本是汉家地，如此携家渡河去。
渡河去，莫回头，汉家人，要首级，渭州门外签尔喉。（姑溪后集·卷三）
这是描写北宋兵民，在西北与西夏接壤处，筑城建寨的真实情景，这在唐宋边塞诗中，是少有的题材，更是忠实地反映了宋朝对西夏斗争的实际情况。北宋建国以来，朝中大臣一直存在对西夏采用大举进攻，或者固守城寨，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但一直没有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而是处于被动退缩态势。章楶守边后，主张执行“筑垒加浅攻”战略，开垦广土，进筑要害，在西夏进攻北宋的主要通道上修城筑寨；同时要求宋军主动出击，但每次不得超过一百里，要避开敌人锋芒，袭击敌人弱点，各城寨互相支援，积小胜为大胜。压缩西夏生存空间，最后战而胜之。历史证明，章楶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章楶遏制了西夏攻势，使西部边境平静下来。
绍圣四年，章楶以泾原路安抚使知渭州，到渭州后立刻开始了修筑好水川、石门两个城寨。北宋的渭州就是今天的平凉，而原州是今固原，原州也是北宋与西夏斗争是最前线，李之仪为原州通判，关于这段历史记载，一直没有提到原州的知州是谁，笔者大胆推测，当时知州缺位，李之仪是最高长官。而好水川、石门两个城所处之地也是原州管辖。
史料记载，石门、好水两座城寨，在军事力量的支援下，兵民一致突击筑城，二十二天筑成，可见速度之快。这是因为章楶有朝廷支持，抽调了熙河、秦凤、环庆，加上泾原本路人马，共计四路大军约八万人，号称三十万。在军事准备的同时，征用大车三千七百辆，小车数千辆，人夫一万人，牲畜一万六千头。大量民间夫役、牲畜的征调、管理使用，没有得力的地方官员督办催促，那场面是无法控制的。这正是彰显了李之仪的管理才能，还有数以万计的牲畜，近一个月的草料也需要就近酬办，更是需要干吏办理。李之仪不仅完成了协调任务，而且亲历筑城现场，才有《
筑城词》这首诗，这才把数千人一起布土筑城，号子声震天，热烈场面，也反映了兵民一致，渴望将西夏的侵略者驱逐到黄河西岸的豪情记载，这首诗也记载了北宋对西夏斗争的一个转折的关键点。《姑溪前集 ·卷八》载李之仪《食笋二首》之一：“燕雀初为友，烽烟近卜邻，不嫌千语聒，只怕一笼新。”之仪自注：墙外是西关，每夜得应烽火。写出了在原州时，边关的形势紧张，李之仪夜夜值更守烽的负责精神。
还有，李之仪有关原州的几首诗都提到“病”，如《次韵家室送别》的“岂堪事戎行……奋力起病床。”读东坡诗的“狱吏难堪非素料，病怀无计复何辞。”《食笋二首》的“病眼常入睡，归心喜似人。”等，这说明李之仪在原州时是一直带病工作。
总之，关于李之仪在任上入狱一说，是对“鞠狱”的误读。事实上，李之仪元符初，就回到京城，后为监内香库使，到元符二年六月，因权御史石豫言其尝从苏轼辟，不可任此职，遂勒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一》）
任同斌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于北苑家园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核
为说明宋代亦有沙尘暴，特录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以为佐证：
狄青戍涇原日，尝与虏战，大胜，追究奔数里。虏忽壅遏山踴，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 击。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涧，将佐皆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亡之 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 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