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役制度直接關係到封建王朝的國計民生,更關乎王朝的長治久安,因此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
明朝也在賦役制度上作積極努力，使封建賦役制度有了新的發展。
土地管理賬冊
明朝傳統的賦役制度是將賦和役分開徵調的：
- 賦以田為對象，分成夏稅和秋糧，向田主徵收；
- 役的對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時，按戶出丁，輪流應役。
官府分別把每戶的田地和戶口，記錄在魚鱗圖冊和黃冊上，作為徵調賦役的依據。
隨著土地兼併的擴展，戶丁逃亡，田地隱匿，使得這兩個文冊的記載十分混亂和失真。
苛重的剝削和混亂不堪的賦稅制度，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迫使農民“甘願拋荒田產，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轉為盜賊”，使得階級矛盾日益加劇，國家財政收入枯竭，人員短缺。
這對封建政權來說，是個很大的危機。為了穩定統治，減少財政損失，必須重新清查土地、戶口，改革賦役制度。
稅賦壓力
公元1539年，應天巡撫歐陽鐸和蘇州知府王儀，提出“以田為母，以戶為子”的辦法辦理賦役。後來相繼有人提出“綱銀”和“一串鈴”的辦法。
按照《明史·食貨志》的說法，綱銀就是把將一縣用費分為正、雜二綱，按丁四糧六比例徵收。
一串鈴則是徵收不管解運，解運不管徵收，使收、解分離，總收以後按原有各項名目分別留存、解運。
張居正像
這都是一條鞭法的先導，嘉靖末年，經海瑞、龐尚鵬在江南地區大力推行，才逐漸推廣開來。公元1581年在明代著名政治家張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國實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具體內容是：賦役合一，按畝計稅，以銀交納，簡化手續。
張居正所推行的“一條鞭法”在當時來說確實是必要的。
我們知道，“苛捐雜稅”自古以來便是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到明代時，全國的苛捐雜稅已不下千種，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是：
- 農民不堪重負，四處逃亡奔命，造成國家失去大量納稅戶，田賦收入也隨之減少
- 國家財力分散，擾亂分配秩序，導致國家財政陷入危機
- 削弱中央集權，助長地方勢力膨脹
張居正（劇照）
由此可知朝廷再不進行賦役改革，將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實行對於當時明朝的益處極大：
一是改行“一條鞭法”後，納稅基礎單位由裡甲擴大為州縣，對裡甲之間民戶納稅負擔不公正的現象有一定調節作用，使由賦役問題產生的階級矛盾暫時緩解，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
裡甲制度：明朝每110戶編為1裡，由丁糧最多的10戶擔任里長，其餘100戶則稱為甲首。
二是“一條鞭法”的實行，使長期以來因徭役制對農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關係有所削弱，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
三是“一條鞭法”的推行，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杜絕苛捐雜稅的作用，使得嘉靖、隆慶時期的財政危機有所好轉。
據史料記載，自正德以來太倉銀庫的收入總數，在波動中呈上升趨勢，正德初年149萬兩，嘉靖十一年（1532）243萬兩，嘉靖二十八年295. 7116萬兩，隆慶元年（1567）23萬兩，萬曆五年（1577）435. 94萬兩，天啟時327萬餘兩。
白銀貨幣
總得來說，由於銀兩可以用來代替實物，繳納賦稅，這就改變了徵收實物稅的舊制，擴大了銀兩的流通範圍。這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刺激的作用。
同時，在一條鞭法實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雜稅歸併成一種，簡化了徵收的手續，減少了官吏從中舞弊的機會，改變了某些賦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所以一條鞭法的實施，在當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這種稅賦制度在當時可謂是先進之極，但也存在如下幾方面的不足：
第一，“一條鞭法”限於當時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的侷限性和法制建設的不健全，加上改革措施本身的擁有一些不科學和不完善的地方，最終都未能徹底解決亂收費問題。
第二，“一條鞭法”的推行，大大的延續了明王朝的生命力，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使得當時政府本應著手實行的“重商政策”和“重開海禁”等政策都不了了之了
（初步好轉的經濟形勢掩蓋了繼續實行其他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過於簡化的賦役制度不久就弊病叢生，按畝計徵把財政負擔從農民身上轉移到了大地主身上，激化了社會矛盾。
役歸於地，讓不需要依附土地的商人、手工業者無須納稅，結果出現“逐末者千金，而手不沾一役”的現象，遇到荒年，農民為了避稅，紛紛棄田流亡。
一條鞭法施行圖
一項制度的長久推行需要不斷地加以完善和維護，然而“一條鞭法"正式推行沒多久， 張居正病逝，各種雜稅又重蹈覆轍，甚至出現“三餉"加派的情況，他為賦役制度作出的努力也因此前功盡棄。
說到底，在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稅賦改革不過是鞏固統治者的統治地位，並不是讓廣大民眾能夠挺起腰桿自由快樂地做人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