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制度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的国计民生,更关乎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
明朝也在赋役制度上作积极努力，使封建赋役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土地管理账册
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
- 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
- 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
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
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
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财政收入枯竭，人员短缺。
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
税赋压力
公元1539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
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将一县用费分为正、杂二纲，按丁四粮六比例征收。
一串铃则是征收不管解运，解运不管征收，使收、解分离，总收以后按原有各项名目分别留存、解运。
张居正像
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公元1581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交纳，简化手续。
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苛捐杂税”自古以来便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到明代时，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
- 农民不堪重负，四处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
- 国家财力分散，扰乱分配秩序，导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 削弱中央集权，助长地方势力膨胀
张居正（剧照）
由此可知朝廷再不进行赋役改革，将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实行对于当时明朝的益处极大：
一是改行“一条鞭法”后，纳税基础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甲之间民户纳税负担不公正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里甲制度：明朝每110户编为1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
二是“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
三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杜绝苛捐杂税的作用，使得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有所好转。
据史料记载，自正德以来太仓银库的收入总数，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正德初年149万两，嘉靖十一年（1532）243万两，嘉靖二十八年295. 7116万两，隆庆元年（1567）23万两，万历五年（1577）435. 94万两，天启时327万余两。
白银货币
总得来说，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
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种税赋制度在当时可谓是先进之极，但也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一条鞭法”限于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局限性和法制建设的不健全，加上改革措施本身的拥有一些不科学和不完善的地方，最终都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
第二，“一条鞭法”的推行，大大的延续了明王朝的生命力，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当时政府本应着手实行的“重商政策”和“重开海禁”等政策都不了了之了
（初步好转的经济形势掩盖了继续实行其他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过于简化的赋役制度不久就弊病丛生，按亩计征把财政负担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役归于地，让不需要依附土地的商人、手工业者无须纳税，结果出现“逐末者千金，而手不沾一役”的现象，遇到荒年，农民为了避税，纷纷弃田流亡。
一条鞭法施行图
一项制度的长久推行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维护，然而“一条鞭法"正式推行没多久， 张居正病逝，各种杂税又重蹈覆辙，甚至出现“三饷"加派的情况，他为赋役制度作出的努力也因此前功尽弃。
说到底，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税赋改革不过是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并不是让广大民众能够挺起腰杆自由快乐地做人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