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4年間，向達先生曾兩次赴敦煌考察，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由於戰亂以及其它因素的影響，向達的考察成果未能得到及時、完整的刊佈，有些現在已經散佚。然而，向達的兩次敦煌之行，在敦煌學史上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大約十年前，筆者奉周紹良先生之命，整理向達先生當年在敦煌所輯《敦煌餘錄》，因而涉獵了其四十年代敦煌考察的有關文獻，隨之發現向達的西行，不僅涉及當時的北京大學與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等合作單位的關係，也與大體上同時在敦煌考察的張大千一行、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和以常書鴻為首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講清楚的事情。
此處僅對向達兩次敦煌之行的過程，略加整理，然後簡要介紹他的考察成績，包括他的未刊稿本——《敦煌餘錄》，並總結向達敦煌考察的意義。
一、向達第一次敦煌考察經過
1．考察記錄
有關向達第一次敦煌考察，他的《西征小記》一文略有記述，但其重點在學術考察的結果，而非考察之過程[1]。幸好還有向達在考察期間寫給住在四川南溪李莊的中央博物館研究員曾昭燏先生的29封書信，它們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且已經發表[2]。
這些信自1942年9月22日至1943年5月16日，內容幾乎包含向達的整個考察過程，加上他1942年11月5日致李濟、傅斯年信[3]，以及1943年3月9日致王重民信[4]，從中我們大體上可以瞭解這次考察的詳細經過[5]。
此外，中研院史語所保存有向達兩次考察敦煌往來信函，筆者2002年9月訪問該所時，承蒙黃寬重、陳弱水先生慨允抄錄，得以補入本文初稿，使得考察經過情形更加清晰，在此對黃、陳兩位所長表示衷心感謝。以下主要根據上述文章和書信，按時間先後概述向達第一次考察過程，但重點仍放在學術方面。
2．考察經過
早在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湯用彤等人在寫給胡適（時在美國）的信中，談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實途徑有四，其第三點“在現狀之下酌量舉辦少數之學術事業”，其中即有“敦煌附近文物之複查”[6]。次年，北大方面即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西北考察事宜進行磋商，向達自告奮勇要求參加[7]。當1942年春中央研究院組成“西北史地考察團”，北大即派向達參加。
4月中旬，西北史地考察團在重慶組成，其成員如下：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熾任團長，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李承三任總幹事，北大教授向達任歷史組主任，李承三兼任地理組主任，同濟大學教授吳靜禪任植物組主任，史語所勞榦為歷史組組員兼文書，史語所石璋如為歷史組組員兼會計，地理所周廷儒為地理組組員兼事務。
隨後分配工作，並印製全團名單及職銜。5月4日，全團抵達蘭州，各組分別進行工作。向達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大任教，且有家口需要安置，又得先到重慶，再轉蘭州，所以未能按時到達。向達離開昆明之前，北大歷史系主任姚崇吾先生主持茶會，為他送行[8]，足見北大方面對向達西北之行的重視。
作為歷史組組員的勞榦和石璋如，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派遣，於1942年4月1日從李莊出發，隨團經重慶，轉蘭州，於6月15日抵達敦煌，19日到千佛洞。自當月20日開始，至9月20日結束，石璋如對莫高窟所有洞窟逐窟進行了測繪、拍照；勞榦則負責記錄。7月16日至8月9日，兩人又前往玉門關、陽關兩關之外調查、試掘。9月22日離開敦煌，轉往黑河流域調查[9]。向達因安排家口等事務，於勞、石離敦兩日前的9月20日，方才抵達重慶，自史語所借得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記》地圖部分[10]，隨即轉乘飛機，又因飛機延誤兩日，至25日方自重慶飛抵蘭州。
在蘭州，向達拜會了慕壽祺（少堂）、張維（鴻汀）。關於此時的計劃，9月26日向達自蘭州致曾昭燏信中說道：“勞、石二君有信來，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題記一事，待達結束。…… 達擬在此稍稍準備過冬用具，並參觀私人所藏敦煌遺物及附近古蹟，然後西行，獨遊河西一帶，至敦煌留月餘日，即行東歸。所注重者，仍在將來考古工作之可能程度，以及工作站之選擇諸項，希望於此等事先獻芻蕘。”
在同一封信後9月29日的補記中，向達說：“參觀蘭州私人收藏一事，因無有力者介紹，頗為不易，擬俟河西漫遊歸來後，再作計較。” [11] 27日，向達於河聲書店購得回鶻文刊本殘經十三葉，聊以安慰急於看到敦煌寫卷的迫切之情。
10月1日，向達搭乘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經理沈君怡的汽車，西行至武威，旅次間寄書一封給傅斯年、李濟，報告行程及計劃[12]。2日，參觀武威羅什、大雲、清應等寺及民眾教育館，考察出土墓誌、明器，並發現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記錄已佚于闐國王從德供養之銀塔。3日，自武威至張掖。4日，遊南門外天主堂，晤常德輔（Joachim Zacher, S. V. D.）神甫。5日下午至酒泉，知勞、石二人已於一週之前前往金塔、毛目一帶，本擬與他們同訪居延的計劃遂落空。6日致信傅斯年、李濟，告未遇勞、石二人，自擬西行敦煌[13]。8日即繼續搭乘原車西進，經玉門至安西。9日晨發安西，午抵敦煌。下午四時啟程赴千佛洞，晚八時至，宿於中寺。
次日，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地理組成員、教育部藝術文物考察團成員以及張大千會面，並由藝術文物考察團的盧善群導遊，瀏覽莫高窟。在10月11日給曾昭燏的信中，向達談及他初見莫高窟的感受：“六朝諸窟，素樸莊嚴，李唐諸窟，雍容華麗。唐窟諸供養女像最佳，面容豐滿，儀態萬方，幾欲拜倒，真可稱為國寶！唯風水侵蝕，流沙壅塞，洞窟淹沒者，與年俱增，保護之舉，正不宜緩耳。”[14]
向達先以兩日泛覽全窟，然後計劃逐窟記錄。14日，在給曾昭燏信中，告莫高窟題記所見吐蕃官制及婦女裝束，並要人抄錄原田淑人《唐代女子化妝考》，以便對照。
17日，向達與考察團地理組同人吳印禪、周廷儒及盧善群等，由敦煌至南湖一帶。18日，考察西千佛洞、壽昌城址。19日，至南湖西古董灘等地，探尋陽關故址。20日，晨四時至南湖店，再至西千佛洞考察，晚回敦煌。22日，在給曾昭燏信中，在說到抵達西千佛洞時，他如此寫道：“瞻禮北朝遺蹟，徘徊不忍去”[15]。其對敦煌石窟的情感，絕非普通參觀者所備也。
23日，向達回到莫高窟。其後即瀏覽諸窟，一一考察，並做詳細記錄。至11月初，向達已考察全窟之三分之一，有感於張大千一行任意勾勒、剝離壁畫，竟三日之力，寫成《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連帶的幾個問題》，建議將千佛洞收歸國有，由學術機構管理。5日，他致信史語所李濟、傅斯年，彙報西行考察情況，並談及千佛洞保護一事。
同日又致曾昭燏信，談張大千之破壞壁畫行為及千佛洞之保護問題，並寄所撰文章，請傅斯年推薦發表。向達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寫道：“最近騮先先生（教育部長朱家驊）來電，囑暫留此，不必亟返，西北工作，尚待繼續，正擬明年計劃云云。達擬在此再留三月，將千佛洞逐窟作一詳細紀錄，於每一窟之壁畫塑像名目、保存情況、前人題記等一一備錄，整理蕆事，往安西萬佛峽一遊，再訪布隆吉遺存洞窟，然後東歸酒泉，以待後命。”[16]
給李濟、傅斯年信中亦言及此：“目前計劃，擬普看三遍，將各窟壁畫、塑像保存情形，供養人題識諸項，逐窟詳予紀錄。……至於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舉，為亟應收歸國有，交由學術機關負責管理。”[17]向達所撰《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經傅斯年推薦，用方回的筆名，於12月27—30日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
12月初，向達考察莫高窟諸窟已近兩遍。由於離開蘭州時並未打算在敦煌過冬，所以對當地冬季之寒冷顯然準備不足，隨身僅有在蘭州時向科學教育館借的一件出差用老羊皮大氅，實難備禦嚴冬。而且經費不能按時匯寄，考察必備之專業用紙、墨等材料不濟，部分工具既便有錢在敦煌亦無法購得。“西北苦寒，生活極為寂寞”[18]，但向達仍以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之精神自勉，繼續考察洞窟，並勘察敦煌城東南唐人墓地，還建議史語所夏鼐（作民，即作銘）先生來時發掘。
此外，向達還乘無法進窟考察之暇，借抄敦煌當地留存的有價值的敦煌文書。12月29日，向達自張大千處借抄敦煌鄧秀峰藏《逆刺佔》畢。30日，抄錄《逆刺佔》背《毛詩文王之什詁訓傳》畢，並寫題記。1943年1月10日，又從張大千手中借得敦煌某氏藏《採華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錄副畢。又應中央研究院月報之約，於16—21日寫成《西征小記》初稿，於22日寄曾昭燏，同時還寄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
一月底、二月初，借抄敦煌文人任子宜先生所藏敦煌石室出禪宗典籍五種，即《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南宗定邪五更轉》、《六祖壇經》及淨覺注《多心經》。23日，又抄錄任子宜藏《文選》寫本畢。此外，還自竇萃五抄本過錄了敦煌祁氏所藏《壽昌縣地境》。3月24日錄得任子宜所藏道真《見一切入藏經目錄》。
與此同時，遠在昆明西南聯大的北大學術領導人，也在商討向達的敦煌之行及下一步的敦煌考察計劃。1月17日，文科研究所主任湯用彤持向達來信訪北大秘書長兼史學系教授鄭天挺，商議北大文科研究所發展事宜，擬以敦煌為抗戰期間歷史研究之唯一途徑[19]。湯用彤隨即在19日致胡適信中，彙報了向達西行考察成果，稱其在敦煌所調查者逾三百餘窟[20]。
2月下旬，向達接到湯用彤回信，“謂北大有與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設立歷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21]，並連續接到李濟、曾昭燏來信，於是在27日及3月2日致曾昭燏信及3月1日致傅斯年、李濟信中，都詳細陳述下一步西北考察時所應注意的問題，尤以圖書為重，併力薦夏鼐主持其事[22]。
2月6日，向達曾給敦煌駐軍官佐講《西北在國防上之地位》。8—9日，在敦煌城西南五里岷州廟中，發現六朝經幢，其上有漢文和婆羅謎文經文，已殘為兩段，遂拓四、五份，一寄曾昭燏，一寄在印度的周達夫先生，請他找人翻譯其上的印度文字。
2月16日，向達因接朱家驊、葉企孫電，擬定個人工作計劃，以考察河西隴右佛教藝術史跡為主，至夏天止，用航空快函覆信。3月13日，向達致書傅斯年、李濟，介紹前往重慶之敦煌縣長，希望為下次考察提前接洽[23]。又致書曾昭燏，表示因人事複雜，決意東歸。30日，接李濟覆信，勸向達勉為其難，再做堅持，並告夏鼐夏初即可來西北。
3月14日，向達搭乘油礦局便車，考察了敦煌西北長城沿線的大方盤城（河倉城）、小方盤城（玉門關）遺址，往返六日。4月19日，向達又隨敦煌駐軍考察兩關，從敦煌往南湖，夜宿西千佛洞。20日抵南湖。21日下午，自南湖北行八十里，宿卷槽北。22日，北越戈壁，宿小方盤城。23日上午看西湖，下午東歸，夜宿大方盤城。24日返敦煌。此次考察，前後往返計六日。兩次考察期間，向達曾就玉門關所在問題進行過考證。
24日向達外出考察歸來，接朱家驊、葉企孫、傅斯年電及湯用彤信，告已商定北大與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合作西北考察事宜。5月1日，向達致書曾昭燏，告考察榆林窟及東返計劃。9日，再致書曾昭燏，憂慮敦煌古蹟保存之前景。
5月10日，向達與盧善群同行，乘油礦局車由敦煌至安西。12日往榆林窟，途中抵破城子考察，夜宿民家。13日，繼續往榆林窟，經下洞（小千佛洞）到榆林窟。14日，開始逐洞考察記錄。約21日，考察結束，返回莫高窟[24]。
7月初自敦煌東歸。12日自安西乘油礦局汽車東行，14日至酒泉，20日抵蘭州，26日赴重慶。
3．考察中的困苦
向達在敦煌莫高窟，前後居住凡九月。他初次敦煌考察的成果，因為大多是在第二次敦煌考察之後方才最終完成的，所以留待下文專門討論。此處不能不提及他第一次考察時所遇到的艱難困苦，因為惟有如此，方可體會他所取得的成就之不易。
向達遇到的困苦之一來自考察團內部。
1941年5月10日向達致傅斯年信中，記錄了他對敦煌考察的熱情：“〔敦煌〕調查一事，自知學力不足，難期良果，唯冀以勤補拙，或可不至寶山空還。至於史語所之與北大研究所，氣息相通，有同一體，固可不分彼此，在達個人亦只求能少盡綿薄，庶幾不負諸公寬厚見愛之意，為北大抑為史語所，個人毫無成見，區區此忱，想荷贊同。目前達所顧慮者，內人小兒輩俱在此間，乏人照料，如去西北，非將彼等送回湖南不可，而路途遼遠，盤川之費，所儲萬不足以應此需。日昨同錫予先生商量，擬將行笈所有書籍抄本，出售或抵押三千元，使家人輩回裡有資，凍餒無虞，庶幾彼時可以輕身就道，一意孤征。”[25]
由此足見向達敦煌考察之決心。1943年3月5日致曾昭燏的信中，向達也曾談到他來西北考察的初衷：“前年達在滇向北大方面及孟真（傅斯年）、濟之（李濟）先生自告奮勇，願作西北之行，始意不過欲以個人之經歷，促研究院、博物院及北大通力合作，在西北為歷史考古之學另闢一工作地方，一方面可以消納許多新起人才，一方面因此為中國中古史、交通史，以及域外史之研究，另奠一合理的基礎，進而與歐洲學者在中亞之歷史考古研究取得聯繫，以提高吾國曆史考古學學者在國際學術上之水平與地位。……區區之意，既為北大及孟真、濟之先生所採納。……是以去春考察團組織就緒，一電見召，欣然就道，萬里孤征，曾不返顧。”
然而，問題出在：“所不幸者，西北史地考察團之組織，雖出自研究院與博物院，而歷史組則為兩者與北大合作之事業。而達之來，亦為代表學校，並非以個人資格參加，此種情形，最少北大方面，有此諒解。惜乎考察團自組織以至出發，於此點未嘗正式聲明；歷史、考古兩組中人，於此中經過，尤其未能明瞭。” [26]
在向達看來，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史語所勞、石兩位，以向達遲遲不到為由，先行赴敦煌考察，在向達到來之前，結束莫高窟的測量和拍照，並且在酒泉與向達擦肩而過，更重要的是沒有給向達留下考察必備的經費和材料[27]，使得向達在考察中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苦，不僅工作受擾，身體亦倍受寒冬凍餒之厄。
從北大方面來講，向達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上引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湯用彤等人給胡適的信，說明早在1940年底，北大即有考察敦煌之意。1943年1月19日湯用彤致胡適的信中，更詳細地談到向達西行之事：“覺明（向達）此次以北大教授名義, 參加中央西北考察團, 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去小款, 自不夠應用。然覺明於交通阻塞之秋, 萬里長征, 所獲已不少。實物例如收得回鶻經文一卷, 為國內所無。其在敦煌所調查者逾三百餘窟, 比之伯希和記錄多約百餘。蓋覺明精力過人, 而相關學識之富, 併為國內首選, 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 實最合宜。”[28]這些話或許是有針對性的。
向達的確是當時學界中敦煌學研究之權威，他曾翻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1936年）等書，又曾至倫敦英國博物館調查敦煌寫本，於敦煌史地、文獻都有所研究，湯用彤的說法並非虛言。而向達之作為北大與中研院及中央博物院的正式合作者，也是確定的[29]。
然而，據石璋如所記1942年4月在重慶印製的考察團全團名單及職銜，向達名下卻被寫作“西南聯大教授由中央博物院聘請”[30]，而整個印發材料中沒有“北京大學”字樣，這印證了向達後來發現的問題確實存在。
原本在1938年春，北大和史語所都遷到昆明，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李濟代理史語所所長。1939年5月，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兼任主任，鄭天挺任副主任。向達為文科研究所導師之一，與同在昆明的傅斯年、李濟相當熟悉。有人說，當時的“北大文科研究所與史語所形同一家”[31]。
1940年秋冬，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李莊，文科研究所改由湯用彤任主任。在1941年度史語所第一次所務會議上，曾經決議聘向達為該所第一組專任研究員。史語所上報院部的函件稱：“查向君治隋唐史多年，且精於敦煌之學，其在史學上貢獻之大，具詳本所所務會議中之提案。”[32]由於北大不放人，所以在1942年8月改為通訊研究員，史語所報院部的函件稱：“向君學問淵博，著述宏富，此次既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前往敦煌，本院似應予以名義，較為妥當。”[33]
從當時北大與史語所的關係及向達與傅斯年的私交來看，傅斯年、李濟等人當然不會反對北大參加考察團，史語所還特別因為向達參加考察團而給予通訊研究員名義。1941年11月8日傅斯年致向達信，曾談到請向達去敦煌考察之事：“去敦煌事，已與濟之先生談好，決請先生於明年四月前往，同行者有吳禹銘（金鼎）、勞榦、夏鼐諸氏（或不全去），或有徐旭生先生，但他們工作不在敦煌，在敦煌者，只兄一人。”[34]可見傅斯年對向達的信任。因此，問題不是出在北大和史語所之間，而是出在具體實施過程當中。向達最後考察之真實境遇，顯然實非主持其事者始料所及。
向達遇到的困苦之二則是來自考察團之外。
在向達於1942年10月9日到達敦煌時，畫家張大千一行和畫家王子云所率教育部藝術文物考察團已在那裡。向達所居的中寺，與張大千等居住的上寺隔壁，而王子云一行則住在距離稍遠的下寺。
1941年5月底，張大千攜夫人及次子張心智到敦煌。自6月初開始編號、記錄、臨摹，並略做發掘，獲《張君義告身》等文書。10月5日，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於右任在甘寧青監察使高一涵等陪同下，視察河西，來莫高窟參觀。張大千陪同參觀，其考察活動遂得到于右任的支持。12月，張大千經榆林窟，回到青海西寧。
1942年3月上旬，張大千率張心智、五位藏族喇嘛畫師等人，並攜帶所購的繪畫用品，由西寧出發，沿河西走廊，於中旬抵達敦煌。隨後，開始在莫高窟大規模地臨摹壁畫。8月，招知交謝稚柳、門人肖建初及家屬數人前來敦煌幫忙。11月初，又招門人劉力上自成都前來協助。12月底，張大千、謝稚柳等至西千佛洞考察，編號、記錄。
1943年5月初，張大千一行離開敦煌。到安西榆林窟，進行編號、記錄、臨摹。6月下旬，離開榆林窟，返回蘭州[35]。張大千等在莫高窟，總共臨摹壁畫近三百幅，並撰有《漠高窟記》一書[36]。謝稚柳亦成《敦煌藝術敘錄》一書[37]。
由王子云任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共12個人，考察範圍從河南、陝西至甘肅、青海。其中從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斷斷續續在莫高窟工作過兩年半，有時為四個人，有時兩人。他們也是以臨摹為主，但摹繪的方法與張大千不同，王子云說：“我們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考察團繪製了一幅長5.50米的千佛洞全景寫生圖卷，摹繪壁畫一百餘幅，拍攝照片120張，還做了一冊千佛洞現狀的文字記錄[38]。這篇文字記錄由何正璜發表在1943年5月重慶出版的《說文月刊》第3卷第10期敦煌特輯專號上，名為《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是最早發表的有關莫高窟的內容總錄，著錄洞窟計306窟[39]。
向達到來的第二天，就由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的盧善群導遊參觀莫高窟，以後盧君還陪向達走訪南湖，考察榆林窟，表明向達與他們的關係相當不錯。但向達對於張大千一行的做法，卻難以苟同。在1942年11月5日給傅斯年、李濟的信中，向達指出：張大千“盤據此間，已歷年餘，組合十餘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臥室，鎮日關鎖，遊人裹足。尤其令人憤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見隋、唐作品或年號、題識，唯日孜孜，若恐不及。”因此，向達感到“至於千佛洞目前最迫切之舉，為亟應收歸國有，交由學術機關負責管理”[40]。在同一天致曾昭燏的信中，也講到：“唯近日在此耳目聞見，深覺目前千佛洞最急迫之事，為收歸國有，正式在此設立管理機關，此實為刻不容緩之舉。”因此，向達撰寫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實際上是有的放矢。
其實早在向達之前，就有人告發張大千擅自剝離敦煌壁畫。具體所指是張大千陪同于右任參觀張編第20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30號）時，曾揭掉表層的宋代壁畫，露出盛唐時畫的樂庭瓌及夫人太原王氏供養人像。對於此事，從張大千自己早年的記錄來看其並不以為意，他說：第20窟“甬道兩壁畫，幾不可辨，偶於殘破處，隱約見內層硃色粲然，頗以為異，因破敗壁，遂復舊觀。”[41]所以向達的指責是有根有據的。但由於張大千與當時的軍政要人關係密切，雖然多次有人告發他破壞敦煌壁畫，但時至今天，對其行為之評價仍然是譭譽參半[42]。
在此，我們不想糾纏於張大千的問題[43]，只想指出：作為學者的向達和作為畫家的張大千，在考察敦煌壁畫時，在保護問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而從當時已經具有的文物常識來說，正如向達所指出的那樣，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率爾從事，徒然損壞遺蹟，見譏識者，而於學術曾無補益也（斯坦因之譏橘瑞超，可為殷鑑）”[44]。
因此，張大千的行為雖然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卻違背了基本的保護文物法則和學術道德，不能兼容於學者。上引1943年1月19日湯用彤致胡適信中也說到：“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於髯（于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幹，西北古蹟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45]可見，從40年代的向達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賀世哲，從學術的立場出發，都是難以容忍張大千剝離壁畫的行為的。
傅斯年推薦的向達文章，於1942年年末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雖然用的是筆名“方回”，但人們通過傅斯年案語所說“此君乃今日史學界之權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觀各國所藏敦煌遺物，尤稱獨步”的話中，當然可以看出是誰。大約1943年2月中旬，向達接曾昭燏寄來該文油印本一份[46]，又接陳叔諒剪寄《大公報》所刊該文，均隨即轉贈敦煌縣陳冰谷縣長備案。大概此後不久，張大千即得知此事或見到《大公報》上的文章，雙方關係隨之頗為緊張，後方朋友多為向達擔憂，怕張大千人多勢眾，向達吃虧[47]。
3月中下旬，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長，電文如下：“張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轉告張君大千，對於壁畫，勿稍汙損，免滋誤會。”[48]這封電報的來頭，恐怕也和向達的文章有關。當3月下旬常書鴻等到達敦煌時，也告訴向達教育部曾致電張大千，請其離開。直至最後，兩人在榆林窟考察中仍有不愉快的遭遇發生。
向達在敦煌的後半段，由於缺少接濟和幫手，與得到軍政商界要人支持的張大千一行，境況不可同日而語，其時時受窘的情狀可想而知，這從他給曾昭燏的信中不時流露的牢騷情緒中也可以看出。
不過，向達書信涉及的一些人事矛盾，今日讀來，已成歷史，是非評判自有人論說。我們只需從中體會向達當年在敦煌時所受嚴寒、飢餓、匪患、人事之種種困難，因而益可見其取得成績之不易。
二、向達第二次敦煌考察經過
關於向達第二次敦煌考察，他本人沒有發表詳細的考察記錄，只有點滴信息散見於《西征小記》和《記第二次從敦煌歸來》兩文中[49]。幸好與向達同行的夏鼐先生有《敦煌考古漫記》，詳細記載了從出發到敦煌考古的過程[50]；閻文儒先生也有《河西考古雜記》，可與夏記相互補充[51]。本文即依據夏、閻兩先生的記載，但僅限於向達參加考察的部分內容。
在第一次考察期間，向達在嚴寒的冬季心緒最糟的時候，曾極力推薦夏鼐作為第二次敦煌考察的負責人，他只是從旁幫忙而已。但向達是個有強烈事業心的學者，當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合作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任命他為考古組組長時，他又義無返顧地奉命西征。夏鼐是科班的考古學出身，顯然是此行的主力，但他十分敬佩向先生的道德文章。閻文儒（述祖）是向達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成為向、夏兩先生的得力幫手。我們從各種記載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
西北科學考察團原擬於1943年9月出發，臨行前夏鼐突然染病，計劃不得不拖延了半年[52]。1944年3月21日，向達由重慶飛抵蘭州，開始“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古組的工作。因飛機座位有限，夏鼐乘下一航班，於4月4日抵蘭州。17日，向達、夏鼐由蘭州乘西北公路局班車西行。20日至酒泉。22日赴文殊山考察。同日，向達、夏鼐致函傅斯年、李濟，報告考察情形和下一步計劃[53]。26日，由酒泉赴金塔縣考察。
5月1日至7日，由金塔縣城北行考察漢代烽燧遺址，擬試掘斯坦因編號XLV.g烽燧，因風沙太大而未能成行。8—9日，由金塔回到酒泉。12日，考察團另一成員閻文儒趕到，加入考察。14日，由酒泉乘軍車西行，經玉門，15日到安西。16日，轉乘大車，至19日晨，抵達敦煌。22日，參觀千佛洞，並踏查佛爺廟附近古代墓地，確定具體發掘地點。30日，移住佛爺廟工作站。31日開始發掘魏晉墓葬。
6月末，向達有意東歸。6月30日，由於敦煌城東老爺廟發現唐代墓葬，夏鼐轉到那裡發掘，至7月11日，發掘結束。12日，傅斯年致信向達，談及經費困難，希望向達打消9月返回念頭，多呆一些時間，因為“西北之工作，非先生無以董督其事”[54]。19日，佛爺廟墓葬發掘工作也結束。因為戈壁灘上的氣溫太高，30日，向達等三人移住莫高窟，開始考察洞窟，至8月31日結束。
其間，向達等三人於8月5日調查了千佛洞南二里左右之破城子。12—14日，夏鼐、閻文儒、李浴（子青）三人與酒泉專員公署秘書白德清等，往南湖古董灘、壽昌城調查。向達因為已經去過，留在莫高窟，重錄任子宜藏敦煌石室出禪宗史料四種，從8日至13日，陸續抄錄《定是非論》、《壇語》、《六祖壇經》、淨覺《注心經》等，並寫題記，說明上次來敦煌時所錄一本，因為春天時至江津內學院，送給呂澄（秋逸）先生，因此重錄一過。8月22日，向達致書傅斯年，報告敦煌考古進程，並說“盼能至新疆吐魯番一訪高昌遺址”，且允停留至10月返回[55]。8月30日，敦煌藝術研究所在中寺後園土地廟殘塑像中發現殘經，向達正好在場，遂寫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一文。
9月2日，佛爺廟西區墓地發掘工作開始，至10月20日結束。13日，向達致信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守和），寄《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評張大千近著二種》以及關於敦煌藝術研究所發見北魏寫本殘經消息和目錄，兩文請投《季刊》，消息則請其斟酌為之，信中主要談考察團經費之拮据，若哈佛燕京學社可以資助，則“補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因“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學界中最年輕，而學識修養又極豐富，學術界先進俱應予以扶持愛惜也”[56]。
考察團原本有新疆考古計劃，9月中旬，向達於月牙泉會晤從新疆來敦煌遊覽之甘肅油礦局孫越崎總經理，得知新疆事變消息，於是計劃落空，向達更決意東歸。10月19日，向達起程東歸。31日，夏鼐、閻文儒由敦煌啟程，往西北漢長城遺址考察。11月5日，發掘小方盤城北漢代遺址，獲漢簡若干。7日，發掘大方盤城東南土臺，掘得晉泰始十一年樂生題記石碣。又西行至第17號墩，掘得漢簡若干。12月6日，夏鼐、閻文儒赴安西、酒泉考察。1945年2月17日，回到蘭州。隨後又到武威、民勤、張掖等地考察、發掘。
向達等人第二次敦煌考察，主要是發掘向達第一次考察時所勘探到的古墓群，希望在學術界普遍重視的寫本、石窟壁畫之外，開闢敦煌學的新領域。由於向達與敦煌各界關係融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發掘工作進展順利。但敦煌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墓葬，大多在埋葬的同時即遭盜掘，因而雖也獲得了一些畫像磚、陶俑等隨葬品，但卻未能像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那樣，取得豐富的考古學收穫。
三、向達兩次敦煌考察的學術研究成果
歸納起來，向達的兩次敦煌之行，主要成果包括如下三部分：1.《瓜沙談往》、2.《敦煌餘錄》、3. 文物收集與考古調查。以下分別介紹。
1．《瓜沙談往》
1955年，向達在編輯自己的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時，在《西征小記》一文前寫了一條補記：“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兩次到敦煌。回來以後，打算根據所看到的材料，寫一本《瓜沙談往》小冊子，內中包括：一、《兩關考》，二、《莫高、榆林兩窟雜考》，三、《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四、《瓜沙曹氏史事攈逸》，一共四篇。前三篇都寫好了，只第四篇始終未有成稿。此次重印，因將一九四三年所寫《西征小記》作為《瓜沙談往》第一篇，而將《瓜沙談往》的總題移在每篇篇名之下，作為小題。”[57]顯然，向達把這四篇文章，看作是他兩次敦煌之行的主要成果，因此放在《瓜沙談往》的總題下，收入論文集。
《西征小記》是簡要記述其考察經過的文字，包括對河西走廊古代遺址和遺留敦煌當地的敦煌寫本的調查簡記，由於在敦煌時間較長，所以分別敘述兩關遺址，敦煌附近之古城與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與榆林窟，在敦煌所見到之敦煌寫經，其有關當地所存敦煌寫本的記錄，今天看來仍十分珍貴。此文系1943年1月16—21日寫於莫高窟，以應中央研究院月報之約，後不知何故沒有發表。1944年9月又在莫高窟重寫一過。1950年春，交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表，內容未加修改，以保持數據的原始性[58]。
《兩關雜考》一文首先通過實地考察，結合漢簡、敦煌文書以及史籍的記載，確定沙畹、王國維考證漢代玉門關在小方盤城的結論，同時反駁兩位關於太初二年之前玉門關在敦煌東面的看法，並進而研究了玉門關在漢唐間的遷徙時間和位置。本文初稿完成於1944年2月，3月修訂，以方回筆名，發表在《真理雜誌》上，題曰《玉門關陽關雜考》[59]。
1945年3月改訂，後收入論文集[60]。向達的初稿發表後，方詩銘先生髮表《玉門位置辨》，有所駁難[61]。夏鼐遂撰《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門關位置考》，替向達做答[62]。
《莫高榆林二窟雜考》主要內容共三節，即《武周李君修佛龕記中之東陽王事蹟考》、《榆林窟小記》、《敦煌佛教藝術與西域之關係》，特別是最後一節，作者討論了畫壁制度、粉本比例及其它、天竺傳來之凹凸畫法、繪畫中之空間觀念、曹氏歸義軍的畫院，涉及到敦煌石窟、壁畫研究的許多重要方面[63]，是用科學的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敦煌石窟的開拓性論文，為以後的敦煌石窟、壁畫研究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雖然敦煌學界有不少學者比較強調中原文化的影響，但向達在文中指出的種種問題，近年來越來越多地被學者們所重視，有的已經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有的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一文，根據考察所校錄的敦煌石窟供養人題記和在國內外新見的敦煌文書數據，對羅振玉的《補唐書張議潮傳》做了極其重要的訂正和補充，是歸義軍史研究的重要階段性成果[64]。
遺憾的是，本欲作為《瓜沙談往》組成部分的《瓜沙曹氏史事攈逸》，最終未能完稿。
2．《敦煌餘錄》
向達兩次在敦煌期間，細心訪查，得以看到任子宜等當地文人家中秘藏的敦煌寫本，其中如《毛詩鄭氏箋》、《逆刺佔》、《文選》、《壽昌縣地境》、《唐代地誌》、《佔雲氣書》、《三界寺經錄》、《定是非論》、《壇語》、《壇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典籍，有些還是迄今所知敦煌卷子中的孤本。
向達利用第一次在敦煌的冬季和第二次在敦煌的夏季，趁考察洞窟或發掘古墓的間隙，把借到的卷子中有價值的寫本全部抄錄下來，有的後來又用倫敦、巴黎所藏同一文獻的其它抄本做了校勘，如《壇經》等禪宗典籍；有的寫有跋語，略加考證；只有一篇文獻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即《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65]。
這篇《地境》首尾完整，專記沙州壽昌縣的地理，因為唐高宗上元年間以後，壽昌縣管轄範圍遠至西域的鄯善和且末，也就是今天的羅布泊和且末地區，所以這份保存完整的數據不僅可以補倫敦藏《沙州圖經》卷五殘本壽昌縣部分的缺失部分，而且對於研究唐代西域史地也是十分珍貴的參考文獻。此外，向達在《西征小記》中對其中一些寫本做了簡要介紹。
《西征小記》中還提到，向達曾把所抄錄的敦煌文獻輯成《敦煌餘錄》一書。1948年北大校慶期間，曾經作為“敦煌考古工作展覽”的陳列品之一展出，然未見刊行。幸運的是，這部書稿經過“反右”和“文革”，居然保存下來。《敦煌餘錄》稿本計兩冊，一冊封面題“敦煌餘錄”，下小字題“佛陀耶舍手寫”（佛陀耶舍為向達之號），右列“殘道經”至“三界寺經錄”目錄。又一冊封面題“敦煌所出禪宗史料四種·敦煌餘錄之二”，右書“一九四四年覺明居士寫於敦煌莫高窟，一九六二年重裝於北京”，此為後加封皮，其內封題“敦煌餘錄”，右題“禪宗史料四種”，下有具體篇目：《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神秀門人淨覺注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以下按原書順序逐篇介紹向達所抄文獻的內容，並標點移錄他所寫的跋文，最後提示筆者調查到的該寫本現藏單位、刊佈、研究情況。
（1）《殘道經·上元金錄簡文真仙品》
本篇向達僅有錄文，未做題跋。按，此卷首尾俱殘，每一段落都以“上元金錄簡文真仙品”起首。就目前所知，敦煌卷子中像這樣的書寫格式的道經，有P.3148、P.3663、Dx.158三件，俱見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篇》33－34頁；P.3148圖版見《圖錄篇》38－39頁；P.3643見《圖錄篇》40－41頁；Dx.158見《圖錄篇》42頁，大淵忍爾將它們擬名為《太上洞玄靈寶金錄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三元即上、中、下三元，而已知的這三件都是以“下元黃錄簡文靈仙品”作為段落的開首，表明是《三元威儀自然真經》的“下元品”。
《道藏》中有《中元玉籙簡文》，是講中元黃籙簡文的。向達所錄此卷應該正是專講上元金錄簡文的，屬於《三元威儀自然真經》的一部分，故可擬名為《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威儀自然真經·上元金錄簡文真仙品》。此書系《道藏》未收的古靈寶經之一，P.2256《靈寶經目》有著錄[66]。迄今為止，筆者已經落實了大部分向達抄本的目前收藏單位，唯有此件和《壽昌縣地境》尚不知所在，甚盼方家賜教。
（2）《採華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
向達抄本後有小字題跋曰：“敦煌所出武后時書《採華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一卷，存五十一行，首尾完具，原本黃紙，長一〇六·五公分，高二五·八公分。不知藏敦煌誰氏，卅二年一月十日，在莫高窟從張大千氏假來錄副，抄寫既畢，因記之云爾。佛陀耶舍。”此卷現歸敦煌研究院收藏，編號敦研340，首題及首行文字已較向達錄文時略殘，現已印入《甘肅藏敦煌文獻》第2卷97—98頁，《敘錄》據武周新字定為武周時寫經，並指出文字見於《大正藏》第14卷，778頁中—779頁上。
（3）《龍種上尊王佛印法經》
本篇向達僅有錄文，未做題跋。此卷現歸敦煌研究院收藏，編號敦研附382，文字與向達抄錄時完全相同，唯向達用另外一紙繪製寫本中間上方的手印，抄本此處留了空白。原卷已印入《甘肅藏敦煌文獻》第2卷227—228頁，《敘錄》定為晚唐、五代寫本，而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題記系後來用紙粘連上去的，並指出寫本所抄佛經不見於歷代藏經。按，此卷題記為後來粘上，時間應在元代，故此當為莫高窟北區出土物。
（4）《逆刺佔》
此卷文字頗長，向達錄文首尾完整，凡遇硃筆處，則用硃筆或朱墨合寫，後有小字跋文：“敦煌所出五代天覆二年翟奉達寫本《逆刺佔》一卷，卅一年十二月廿九日錄訖。佛陀耶舍謹記於敦煌莫高窟，時在零下八度。”此卷現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編號為新836， 1988年和1992年兩次北京敦煌學術討論會期間均曾展覽。本卷首題“逆刺佔一卷”，尾有翟再溫題記，相當完整，前有目錄，內容是有關逆刺佔的雜抄[67]。
（5）《大曆序》及《曆法立成》
這兩項內容，《大曆序》粘在《逆刺佔》卷首，其背面則與《毛詩》在同一面。向達分別錄文，置於《逆刺佔》和《毛詩》鈔本中間。鄧文寬曾撰《重新面世的敦煌寫本〈大曆序〉》，據展覽時所見內容，略有考訂[68]。
（6）《毛詩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廿三卷十六《鄭氏箋》
此卷即《逆刺佔》的另一面，實為寫卷的正面。向達錄文後有小字跋：“敦煌所出唐人寫本《毛詩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廿三，凡一卷。卅一年十二月卅日錄訖。佛陀耶舍謹記於敦煌莫高窟，時零下八度。”此卷正背面中間部分都缺失一段文字的上部。
關於此卷，向達隨後用另紙大字寫題記曰：
右唐人寫《詩毛氏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廿三卷十六鄭氏箋殘卷，存一二二行，又五代天覆二年翟奉達寫本《逆刺佔》一卷，存二九六行，首尾完具，中略損十餘行，兩者分書於卷子兩面。首另粘殘紙一方，略同書衣，兩面書《天成三年具注歷序》及《曆法立成》，率殘缺不全。原卷白紙，全長四四一·七公分，高（原缺二字）公分，不知藏敦煌誰氏。
卅一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張大千處見之，廿八日承張君假歸錄副，十二月下旬以來，此間常在攝氏零下七八度，筆墨俱凍，幾不能書。室內燃木柴，則煙霧迷漫，寫此時往往淚隨筆下，概不之顧。窮兩日半之力，僅乃蕆事，如釋重負。自來敦煌，寓居山寺，倏將三月，鳴沙似雪，邊月如霜，歲莫大寒，彌增悽楚。今竟獲此，以送殘年，既慰邊關羈旅之思，復有貧子暴富之樂，故記之云爾
又，案《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逆刺佔》三卷，題京房撰，與此當是一書，分卷不同，疑是寫官隨意併合，不足異也。此書文辭俚俗，又時雜象教話語，斷非漢人著述，當屬唐代術士所作，以其中涉及京房，修《舊書》者不察，遂題為京房所撰耳，不足為據也。《詩毛氏詁訓傳》廿卷，唐以後即已佚失，敦煌石室藏書出，遂重顯於世，往在英京，曾睹數卷，俱留影片；法京所藏，有三（王重民）亦為著錄；今茲所見，當又出於英法藏本之外，彌可珍貴。惜未能攝影，僅克錄一副本，至於兩書原本誤字複句，有如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今悉仍其舊，不加勘定，藉存其真。卅一年十二月歲盡日，覺明居士謹識於敦煌莫高窟。
又，敦煌任子宜告予，此卷藏敦煌鄧秀峰處，張大千謂鄧氏索價一萬元，亦可謂破紀錄矣。卅二年三月四日，覺明補記。
三十三年五月重至敦煌，聞羅寄梅言此卷鄧氏已售諸青海韓輔臣矣。韓氏合所得他殘卷，粘裱為一長卷，《逆刺佔》亦為粘沒，一劫也。九月十五日晨，覺明補記於鳴沙山下。
此篇向達一共錄有三份，一份裝訂在《敦煌餘錄》冊中，書寫工整，後有小字跋文：
五代人寫《壽昌縣地境》，聞藏敦煌祁某處，原本未見到，茲據竇君萃五幼子鈔本過錄，行款以及訛誤之處，一仍鈔本之舊，不予改定。竇君於二月十四日逝世，可惜也。卅二年三月四日，佛陀耶舍謹記於莫高窟。
另外冊中夾有一較寬的方幅宣紙，其上亦錄《壽昌縣地境》，文字與冊中裝訂者基本相同，只是字跡略為草率，估計為冊中所錄的底稿。此本即向達據以撰寫《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的底本，文字基本相同。
向達在文章中提到“僅從竇萃五、呂少卿兩先生處得見鈔本，據以錄副”[72]，可是從向達冊中的跋文看，他寫文章時只利用了從竇萃五處過錄的本子，而沒有利用呂少卿鈔本。《敦煌餘錄》中夾有另一張宣紙，其上也抄錄一份《壽昌縣地境》，文字與李正宇先生髮表的呂少卿編《重修敦煌縣誌》（未刊鈔本）內的錄文相同[73]，而且後面有跋雲：“此《地境》一頁，出自千佛洞藏經石室，前高級學校校長祁子厚先生所藏。其中山川地名多不可考，故錄之以俟考。”文字與呂少卿鈔本後的跋文略同，惟少“文義亦不甚通妥”[74]。
值得注意的是，此鈔本上修訂處和紙縫處，均鈐小型橢圓章，文字不可識，卷末有鉛筆字跡“抄壽昌廢縣後”，整捲上有毛筆打的兩個叉，表明這個鈔本已經作廢。從全卷的處理情況看，這個鈔本原本可能就是呂少卿（呂鍾）編《重修敦煌縣誌》的底稿[75]，呂氏過錄於《縣誌》“壽昌廢縣”條後，把原稿送給向達。
向達《記〈壽昌縣地境〉》文前言題“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向達謹記於敦煌鳴沙山下”，其時向達不在敦煌，“三十二年”或為“三十三年”之誤。文中雖然提到呂少卿鈔本，但未及合校，因此呂氏鈔本的一些優點也未能吸收。
此後，因為呂少卿鈔本一直未能面世，向達鈔本成為學者們唯一取材的對象。森鹿三有專論[76]，唐耕耦《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77]、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78]、王仲犖《敦煌石室地誌殘卷考釋》[79]，均有錄文，所據都是向達錄文。1993年，李正宇始將呂少卿鈔本公佈，並撰文介紹其價值[80]。以後又在《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中，匯校呂、向兩鈔本，並有詳細箋證[81]。遺憾的是，此卷原本目前仍不知所在。
（9）《唐代地誌》
此寫本首尾殘，存160行，記有隴右、關內、河東、淮南、嶺南五道138州府的簡要情況，包括州府等第、名稱、距兩京里程、土貢、公廨本錢數、所屬縣名等第、縣管鄉數、公廨本錢數，有硃筆校勘、增訂文字，格式謹嚴。向達據原卷抄錄，硃筆處則用朱墨重複抄寫，鈔本天頭有向達用《新唐書·地理志》做的考釋文字數十條，冊中還夾有《新唐書·食貨志》關於公廨本錢記載一條。向達在《西征小記》中略有考訂，正確地指出其性質為《地誌》，抄寫年代在天寶初[82]。
解放後，該寫本為敦煌縣（今改為市）博物館收藏，編號敦博076。1979年10月，《中國文物》第1期刊出全卷的黑白照片。1982年，吳震、馬世長分別發表其錄文和校注成果[83]，以後校錄者還有數家，但均未出吳、馬二氏的範圍。筆者對比賈耽《貞元十道錄》的體例，考慮到本書不分卷，實用性強，隨時改訂等特徵，判斷其為官府所編“十道錄”類的著作。又據其所記州縣名稱的改易情況，確定是天寶初編成，因此可以稱之為“天寶十道錄”[84]。現影印本收入《甘肅藏敦煌文獻》第6卷224—227頁。
（10）《佔雲氣書》
《唐代地誌》的背面，前為《紫微宮星圖》，大概因為較難繪製而為向達缺錄。後為《佔雲氣書》一卷，向達全錄，並照原樣、原色描繪雲圖。向達未寫跋文，最後一紙背有鉛筆“26/IV/32鈔畢”字樣，表明是1943年4月26日抄完。又在《西征小記》中，略做提要。1943年向達回到李莊時，曾將此鈔本借給史語所陳盤先生，陳盤命書記員李君抄錄一份，後撰《影鈔敦煌寫本佔雲氣書殘卷解題》（古讖緯書錄解題附錄三），考釋此書系行軍候望雲氣以佔吉凶進退之事，為歷代書目所未見著錄，文後影印李君抄本七葉，不全，持與向達錄本對照，略有失真[85]。
此卷現編號敦博076VB，馬世長有《敦煌縣博物館藏星圖、佔雲氣書殘卷》文[86]。詳細研究參見何丙鬱、何冠彪《敦煌殘卷佔雲氣殘卷》一書[87]。圖版現影印於《甘肅藏敦煌文獻》第6卷228—231頁。
（11）《三界寺經錄》
向達鈔本後有數段小字跋文，主要考證相關的道真材料：
卅二年三月廿七日在敦煌，假任君子宜藏石室本錄副。原本長三六四公分，高二五·三公分，書法甚劣，首有殘缺。卅四年在李莊，翻檢《雪堂叢刊》中《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末有《見一切入藏經目錄》，中亦有長興五年三界寺比丘道真等字，或者此卷裂為二段，一歸任君，一為橘瑞超氏將去，亦未可知也。北平圖書館藏服字三十號石室卷子紙背，有《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三，界道真受持題記。此道真與寫《目錄》之道真當為一人。卅四年二月十三日，覺明居士記於李莊寓廬，是日為乙酉元旦
鹹字七十五號《佛說閻羅王授記勸修七齋功德經》尾，有比丘道真受持。
在《西征小記》中，向達抄錄了卷中道真的題記。上面的跋文表明向達此後一直在彙集有關道真的材料。此卷後歸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編號敦研345，現影印於《甘肅藏敦煌文獻》第2卷108—112頁，施萍婷《敘錄》說明了此卷與國圖329號、S.3624的關係，詳細研究，見其《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經》一文[88]。
（12）《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以下禪宗文獻原為一個冊子本，計93葉，一葉二頁，每頁六行，有界欄，每行22至26字，字體工整。前面約缺九頁，尾缺一頁，基本完整，向達依原書次序錄文。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鈔本後，有小字跋文：
敦煌任君子宜所藏石室本禪宗史料四種，去歲曾錄副本，今春過江津，宿內學院，呂秋逸先生將副本索去。五月重至敦煌，因謀重寫一部。任君慨以原本相假。八月至莫高窟，五日始寫《定是非論》，今日寫了，因記之，卅三年八月八日，佛陀耶舍謹記。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和《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是記錄神會和尚言行的重要典籍，早已不傳。1926年，胡適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發現《神會語錄》和《定是非論》（P.3047、P.3488），又在倫敦英國博物館發現《頓悟無生般若頌》（即《顯宗記》），於1930年校訂出版《神會和尚遺集》。
向達在其錄文本第一葉天頭，有如下題記：“《神會和尚遺集》收Pelliot 3047號《南宗定是非論》殘卷，存卷首至‘所以簡詮如’，以下闕，恰可以補此卷之不足。又所收P.3488號殘卷，亦是《定是非論》，具見此本中。胡氏雖命名為‘神會語錄’，仍疑其為《定是非論》。今以此本證之，胡說是也。”以下天頭有幾處與巴黎本異同的說明，並在行間用硃筆校寫異同文字。
四十年代末，謝和耐找到P.2045號寫本，據以校定《神會和尚遺集》中《定是非論》部分[89]。1958年，胡適發表《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又據P.2045、P.3047、P.3488，校錄出完本《定是非論》[90]。唯其時胡適未能見到任子宜本（現敦煌市博物館本），所錄仍不完備。1996年，楊曾文彙集包括敦博本在內的諸本，重錄為《神會和尚禪話錄》[91]，是目前最方便使用的本子。
（13）《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
此篇首尾完具，後附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向達鈔本後有跋：“《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八日始寫，九日寫了。卅三年八月九日，覺明居士記於敦煌莫高窟。”鈔本上沒有校記。
1930年胡適出版《神會和尚遺集》後，鈴木大拙找到北圖藏寒字81號《壇語》寫本，影印、校錄在1935—1936年所編印的《敦煌出土少室逸書》和《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中。1958年，胡適發表《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用P.2045和寒字81號校錄出《壇語》，亦不知有任子宜本。目前最方便的本子是楊曾文《神會和尚禪話錄》。
（14）《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此篇也是首尾完整，向達鈔本後跋雲：“《六祖壇經》一卷，八月九日午後始寫，十二日晨寫了。此數日甚熱，室內常在華氏八九十度之間，卅三年八月十二日，覺明記於莫高窟。”
按《壇經》敦煌共有五件鈔本，其中S.5475的錄文早就發表在1928年出版的《大正藏》第48卷；圖版收入1930年出版的《鳴沙餘韻》，廣為學界所知。但這個本子俗、訛字滿紙，遠不如任子宜本。向達在其錄文的後面，又用硃筆寫一跋文：“《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亦收此經，所據為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敦煌石室本。茲取《大正藏》本與此對勘一過，其有異同，朱書於旁，日本人校語，間採一二，記於書眉。今日勘一遍。卅四年（1945）二月一日，覺明居士謹記於四川李莊寓廬。”異同文字，寫在鈔本行間，校語則用墨筆寫在天頭。
《壇經》其它鈔本，一是原藏旅順博物館的大谷探險隊所得本，著錄於葉恭綽編《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92]，可惜此本後來佚失，現不知所在，只有首尾頁的照片可在龍谷大學圖書館看到。二是國家圖書館藏岡字48（現編號8024），著錄於陳垣編《敦煌劫餘錄》[93]，但未能引起廣泛注意。
直到1991年，田中良昭撰《敦煌本六祖壇經諸本之研究——特別介紹新出之北京本》，才揭示出此殘本的價值[94]。三是近年在國家圖書館找到的有字79號殘片。綜合五種敦煌鈔本《壇經》，無疑以任子宜本最佳。1993年，楊曾文出版整理敦博本的結果——《敦煌新本〈六祖壇經〉》[95]。1997年，周紹良出版《敦煌寫本壇經原本》，影印五種鈔本，並以敦博本為底本，做了校錄[96]。
（15）《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此本大字正文，雙行小注。向達鈔本後跋雲：“神秀門人淨覺注金剛般若蜜多心經，卅三年八月十三日晨寫了，三寶弟子佛陀耶舍謹記於敦煌莫高窟。”寫本書題頁的另一面，有向達後來考釋淨覺文字11行。按，淨覺《注心經》還有S.4556一本，為竺沙雅章發表[97]。呂澄撰有《敦煌寫本唐釋淨覺〔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附說明）》一文，所據即向達第一次在敦煌手抄本[98]。後來，柳田聖山在《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京都，1968年）附錄中，合兩本校出一個較好的本子，但沒有看到敦博本的原本。
向達在《敦煌餘錄》禪籍抄本的最後二頁，用大字寫一跋文，對抄寫的過程和寫本價值略作陳述：
右敦煌任君子宜藏石室本禪宗史料，計《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六祖壇經》及神秀門人淨覺注《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四種。原為梵夾本，作蝴蝶裝，高三二·二公分，廣一一·七公分，存九十三葉，每半葉六行，行字數不等，格式與宋藏略同，首尾大約各缺一葉。末有比丘光範跋，謂“命工雕印，永冀流傳”云云。不知為雕印四種，抑僅指淨覺《心經》而言，惜有缺葉，不知原本雕於何時，唯據寫本字體及書寫格式推之，最早當不能過於五代也。
《南宗定是非論》胡適之據英法藏本校印於《神會和尚遺集》中，而俱有殘缺，不及此本。《壇經》胡氏亦有校本。南陽和上即神會，《壇語》北平圖書館藏一殘卷。淨覺《注心經》則為久佚之籍，北宗漸教法門，由此可以略窺一二，治禪宗史者之要典也。
去歲居此，曾從任君假錄副本，今春至江津內學院，呂秋逸先生見而悅之，因以奉貽。五月重來敦煌，即謀更寫一本，卒卒未暇。七月杪，移居莫高窟，日長晝永，因從任君復假原書，重事移錄，今日寫畢，略記數語，以識因緣，並以志任君之高誼云爾。卅三年八月
在1944年9月完稿的《西征小記》一文中，向達在此跋基礎上對此抄本又做了簡單的描述和考證。這個冊子的原本，自向達著錄後學界一直不知所在。解放後，此本歸敦煌縣（今改為市）博物館，編號077。1986年始著錄於敦煌縣博物館編（榮恩奇整理）《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99]，被稱作“敦博本”，備受學界重視，單篇整理者已如上述，合全冊校錄者，有鄧文寬、榮新江《敦博本禪籍錄校》一書[100]。現全捲圖版，已刊佈於《甘肅藏敦煌文獻》第6卷。
向達的《敦煌餘錄》雖然未得出版，但仍然是敦煌學史上的要籍，值得大書特書。向達抄本皆嚴格依照原卷，有誤也不改定，以存其真；有圖則繪，不同顏色的文字和圖畫也用不同顏色描繪抄寫，這些做法是和他保護敦煌石窟的做法相一致的。他在錄文的基礎上，不斷校訂、考釋、研究，只是由於此後不久即抗戰勝利，復員搬家，解放初期他又將研究重點放在中西交通方面，至1957年被錯劃成右派後，期間種種原因，使他始終未得抽閒把研究工作做完，而此抄本也就一直未能面世。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敦煌學的復甦，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博物館的相關藏卷，也都有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向達先生若看到如此豐厚的研究成果，一定會感到十分欣慰。
3．文物收集與考古調查
向達的兩次敦煌考察，除了撰寫研究論文、抄錄散藏文書外，還克服重重苦難，用各種方式，收集了各種敦煌文物數據。這些材料一般不為學人留意，但卻是我們研究敦煌學史時所不應忽視的。
1948年12月，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紀念之際，特別舉辦了“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覽”，由向達和王重民兩位準備展品，後來出版的《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其中有《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可以使我們今天還能夠知道展覽的具體內容。以下摘要錄出向達自敦煌所獲資料，序號為筆者所加：
（1）王圓祿道士告天文：向覺明先生從敦煌得來。告天時在學部電蘭州制臺以後，約當宣統二三年（1910—1）。
（2）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向達手拓。按此即王道士墓誌也。民國二十年趙明玉方至福立石。
（3）敦煌石室寫經有關檔卷摘抄：向達手鈔輯。原檔藏敦煌縣政府。始宣統二年九月，訖民國九年六月，凡二十六通。
（4）六朝經幢殘石：向達手拓。碑分三層：上層佛像，中為隸書經文，下為婆羅謎文。
（5）大唐李君□佛之碑：向達手拓。此碑裂為三段，今僅存中段。按《隴右金石錄》據舊拓本，首行題：“□□□柱國李君修慈悲佛龕碑並序，□□首望宿衛柱國敦煌張大忠書”。碑文用武后新字，葉氏《語石》謂立於聖曆元年（689）也。
（6）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向達手拓。大曆十一年（776）陰庭誡撰文。
（7）吳僧統碑殘石：向達手拓。按此碑舊稱“贊普碑”，所存不過六十餘字。以敦煌寫本證之，為竇夫子撰《吳僧統碑》殘石也。碑立於敦煌陷蕃時期。
（8）賜沙州僧政敕：向達手拓。按僧政指洪辯、悟真等。碑之上段為告身，中段敕書，下段賜衣物錄。碑當立於大中五年（851）稍後。
（9）大唐河□道歸義軍節度索公紀德之碑：向達手拓。索公名勳，據碑文，立石蓋在景福元年（892）。
（10）莫高窟造像碑：向達手拓。碑有六體文字，元至正八年（1348）立石。
（11）重修皇慶寺記：向達手拓。劉奇撰，至正十一年（1351）立石。
（12）明題名鐵碑：向達手拓。碑存敦煌藝術研究所。
（13）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向達手拓。郭璘撰，光緒三十二年（1906）立石。
（14）敦煌千佛洞相塔記：向達手拓。廷棟撰並書。宣統二年（1910）立石。
（15）敦煌千佛山詠懷兩律：向達手拓。詩為遂安居士廷棟撰。
（16）敦煌千佛洞九層樓碑記：向達手拓。民國二十五年（1936）立石。
（17）敦煌千佛洞所出唐代花磚。
這些文物材料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石碑拓本，敦煌城內和莫高窟所存碑記，除《索勳碑》背面的《楊公碑》大概因為鑲在牆內而缺失外，幾無遺漏；另一類是敦煌縣政府有關敦煌石室寫經的檔案，計26通，遠遠多於衛聚賢《敦煌石室》文所附錄者[101]，而且，筆者曾到甘肅省檔案館和敦煌市檔案館訪查這些檔案下落，迄今尚無結果，可見向達的眼力和鈔本的價值。
至於考古調查方面，向達下面的三篇文章應當被提到：
（1）《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這是1944年8月30日敦煌中寺土地廟發現時的記錄，後附《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本所後園土地廟殘塑像中發現藏經初步檢點報告》，共68號[102]。因為土地廟文書的發現、來源、流散、綴合等等問題還有許多不明之處[103]，向達的記錄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2）《記敦煌出六朝婆羅謎字因緣經經幢殘石》：這是1943年2月8—9日，向達在敦煌城西南五里岷州廟中發現的殘石，雙語書寫，向達將婆羅謎文部分拓片寄給在印度的周達夫，轉請戈哈里（V. V. Gokhale）翻譯出來。1962年，向達撰上文介紹這一發現，並提到三危山所存另一石塔，正確地判定了石塔的年代，對經文內容做了研究[104]。現在，岷州廟早已不存，而殘塔原物因為向達的發現得以珍藏於敦煌研究院，為後來的北涼石塔研究保存了資料[105]。
（3）《安西榆林窟記錄》：這是向達1943年5月18—20日考察榆林窟時所做的記錄，逐日記錄張大千編號第1至12窟的壁畫、畫記、雕塑、供養人題記，有些還繪製了壁畫位置圖。據說向達的榆林窟考察記錄有近10萬言之多，可惜“文革”期間毀佚過半，僅存這三天所記榆林窟東崖諸窟情況[106]。
迄今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榆林窟記錄，主要有謝稚柳編《敦煌藝術敘錄》[107]、霍熙亮編《榆林窟、西千佛洞內容總錄》[108]。謝錄作成的時間與向錄相同，但與向錄相較，要簡略得多；霍錄成文較晚，內容準確，但比較簡練，也不如向錄詳細。向達的考察記錄十分詳細，尤其是壁畫題記（包括畫記和供養人題記），保存文字最多、最全，甚至於兩年前（1941年11月）張大千在壁上的題記，也都抄錄，因此參考價值極高。可惜向達原本沒有打算出版這部記錄，可能是想繼續修訂，遺憾的是現在不知是“毀”還是“佚”。
由此筆者連帶著想到，向達在給友人信中反覆說過，他在莫高窟仔細瀏覽了三遍，做了詳細的記錄，他在榆林窟的這份記錄也反映出他肯定也有莫高窟記錄，甚至還有西千佛洞的記錄，而且都應當是十分細緻的，所錄題記也應當是文字較多的。
謝稚柳雖然與向達同在敦煌，而且來得還略早一些，但他引用莫高窟張編第155窟索勳題記時，用的卻是向達錄文[109]。這也說明向達工作之細緻，記錄之重要。我們熱切希望向達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記錄尚存於世。近年來北京書攤上常見有向達舊藏中西文圖書散出，切望有心人留意向達這份珍貴的筆記。
四、向達西征的意義
向達在艱苦的四十年代前半期，克服自然和人為的種種困難，完成了兩次敦煌考察，取得了上述多方面的成績。從敦煌學學術史的角度來審視向達的西征，我以為有以下兩點意義最值得表彰：
一、在向達之前，固然已經有許多探險家、考古家、漢學家、歷史學家、畫家等等到敦煌考察，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是以各種方式攫取寶藏為目的。向達可以說是第一位真正從考古學意義上提出莫高窟的保護問題的，而且，他不顧個人恩怨與安危，撰寫《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連帶的幾個問題》，促成了敦煌石窟保護工作的實施。我們今天得以擁有莫高窟如此精美的壁畫，固然與幾代人的努力分不開，但追本溯源，我們不能不感激向達的貢獻。我不反對給出巨資保護敦煌石窟的實業家立碑，但也希望用某種不破壞莫高窟景觀的方式為向達先生頌德。
二、在向達之前，由於敦煌寫本流散四方，而能親至敦煌考察者又寥寥無幾，所以敦煌學各個專題的研究往往是各自獨立地進行的。向達原本最關注敦煌俗文學作品，來到敦煌後，他親自進行考古發掘、石窟調查、美術史分析、寫本文獻考釋，開拓出考古、美術史、歷史、文獻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新路。他以《瓜沙談往》為題發表的四篇文章，雖然有些具體問題的結論今天或許已經可以超越，但他這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上給予我們的啟示，卻是最為寶貴的敦煌學遺產。
趙樸初先生曾為《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賦詩一首，其中首尾兩句，正可以借用來稱讚向達先生的西征及其意義：
沈酣經史探鳴沙，學究敦煌自大家。
遺著輯成君不死，長留餘澤護春花。
[1]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頁；收入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337—372頁。
[2]載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1—58頁。
[3]附載於致曾昭燏信中，同上注引雜誌，15—19頁。
[4]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328—330頁。
[5]以下敘述凡出自《西征小記》及致上述諸位書信者，除引文外，不再一一注出。
[6]《胡適往來書信集》中, 北京中華書局, 1979年, 503—504頁。
[7]1943年3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信，《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34頁。
[8]見何兆武《方回是誰？》，《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25日第8版。
[9]關於勞、石二位的考察情況，詳參邢義田《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古今論衡》第8期，2002年，43－62頁。
[10]1942年9月24日向達致傅斯年信，史語所檔案。史語所藏書信一般無年月，年份多為筆者推補。
[11]《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4頁。
[12]1942年10月1日向達致傅斯年、李濟信，史語所檔案。
[13] 1942年10月6日向達致傅斯年、李濟信，史語所檔案。
[14]《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9—10頁。
[15]10月22日向達致曾昭燏信，出處同上，12頁。
[16]同上，13頁。
[17]同上，17頁。
[18]1943年1月13日向達致曾昭燏信，出處同上，24頁。
[19]鄭天挺1943年1月17日《日記》，見鄭天挺《〈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序》，載同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頁。
[20]《胡適往來書信集》中, 553－554頁。
[21]見1943年2月28日向達致曾昭燏信，出處同上，30頁。
[22]1943年3月1日向達致傅斯年、李濟信，史語所檔案。
[23]1943年3月13日向達致傅斯年、李濟信，史語所檔案。
[24]由於現存的向達致曾昭燏信僅至5月16日止，所以向達餘下的行程無詳細記錄可依。
[25]1941年5月10日向達致傅斯年信，史語所檔案。
[26]1943年3月5日向達致曾昭燏信，《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34—35頁。
[27]史語所檔案中有一封勞榦、石璋如解釋為何沒有與向達會面及向達取用經費困難緣由的信。
[28]《胡適往來書信集》，553－554頁。
[29]《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記事》中就記載：“當前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的時候，本所也參加合作。八月向達先生由昆明起身，九月到蘭州，十月抵達敦煌。”原載《國立北京大學週刊》第7卷第1號，1950年；此據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3卷（1937—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40頁。
[30]石璋如《莫高窟形》（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6年，自序，1頁。
[31]鄭克晟《鄭天挺先生與史語所》，杜正勝、王汎森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上，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418—420頁；又見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9—80頁。
[32]史語所致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函，無年月，史語所檔案。
[33]1942年8月13日史語所致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函，史語所檔案。
[34]1941年11月8日傅斯年致向達信，史語所檔案。
[35]有關張大千在敦煌的事蹟，主要依據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166—236頁。
[36]此書遲至1985年4月才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題作《張大千先生遺著漠高窟記》。
[37]此書於1955年11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7年7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又出版新一版。按，秦孝儀在給《張大千先生遺著漠高窟記》所寫的序中，指謝稚柳書系抄襲張大千之作。但從當時張、謝二人的關係看，兩人應當是同時考察，相互切磋，一起記錄，只是後來分別出版而已。
[38]參看王子云《從長安到雅典——中外美術考古遊記》，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36—44頁。參看王芃《1941年王子云率團考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173—175頁。該文介紹了1990年代在西北大學文博資料室發現的《教育部藝術文物考察團西北攝影選集》的情況。筆者1998年8月曾往西北大學博物館參觀這部《選集》，其中確有不少珍貴照片，如向達在武威所見敦煌千佛洞所出木塔，即在其中。
[39]此文又收入王子云《從長安到雅典》，59—86頁。
[40]《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17—18頁。
[41]《漠高窟記》，44—45頁（完稿於1943年2月）；又羅新之、劉君禮輯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目次》（西南印書局，1944年5月）也有同樣說法。後者轉引自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200頁注20。
[42]最新的爭論參看李永翹《還張大千一個清白——關於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案的調查報告》，《絲綢之路》1997年第2期，5—12頁；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176—180頁。
[43]實際上，關於此問題的澄清，向達寄給曾昭燏的《敦煌千佛洞各窟剝離剜損略表》十分重要，惜不知現存何處，似亦無人查找。
[44]1943年5月9日向達致曾昭燏信，《文教數據簡報》1980年第11—12合期，51頁。
[45]《胡適往來書信集》中，553－554頁。
[46]按，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有向達此文的油印本，當與這裡所提到者相同。持與《大公報》的刊本對照，油印本中一段點名直陳張大千剝離壁畫的段落，在《大公報》發表時刪掉。筆者感謝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提供此油印本的複印件，他是在查找傅斯年檔案時找到的。
[47]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臺北時報公司，1983年）181頁記載張、向兩人曾為爭論敦煌藝術來源問題，“不僅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於拍桌子要打架的情形都有！”（轉引自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210頁）爭論學術問題可以面紅耳赤，大概不至於要打架。由此看來，後方友朋的擔心不是沒有來歷的。
[48]李永翹《張大千全傳》上，217頁。
[49]後者收入向達等著《敦煌》，北京學習書店，1951年。
[50]《考古通訊》1955年第1—3期連載。此文收入《夏鼐文集》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時，據手稿增補部分章節，題為《甘肅考古漫記》，唯五、六兩章仍缺。近刊單行本夏鼐《敦煌考古漫記》（王世民、林秀貞編，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據作者日記補足了最後兩章，使整個甘肅考察記錄完整地展現出來。
[51]閻文儒《河西考古雜記》（上、下），《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期。
[52]1943年9月21日向達致傅斯年、李濟信，史語所檔案。
[53]1944年4月22日向達、夏鼐致傅斯年、李濟信，史語所檔案。
[54]1944年7月12日傅斯年致向達信，史語所檔案。
[55]1944年8月22日向達致傅斯年信，史語所檔案。
[56]1944年9月13日向達致袁守和信，史語所檔案。
[57]《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337頁。
[58]《國學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頁；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337—372頁。
[59]《真理雜誌》第1卷第4期，1944年，389—398頁。
[60]《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373—392頁。
[61]《西北通訊》創刊號，1947年。
[62]原載《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2月1日《文史週刊》第70期，署名夏作銘，後有向達1947年9月30日所寫跋語；收入《夏鼐文集》中，87—91頁。
[63]原載《文物參考數據》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覽特刊》下冊，1951年，76—95頁；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393—416頁。
[64]原載《遼海引年集》，瀋陽，1947年，85—93頁；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417—428頁。
[65]原載《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11頁，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429—442頁。
[66]關於此卷名稱的比定和考釋，非常感謝劉屹先生的幫助。
[67]參看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155—158頁。
[68]載《九州學刊》第6卷第4期（敦煌學專輯），1995年，155—158頁。
[69]王重民《敦煌寫本跋文（四篇）》，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2頁。
[70]《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年，164—172頁，圖版21；法文本 “Collation d’un manuscritfragmentaire du Yunming lun”, 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de Dunhuang, Paris 1984, pp. 25-33, pl. I.
[71]徐俊《書評：〈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5卷，2001年，370—371頁。
[72]《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429頁。
[73]按《重修敦煌縣誌》迄未出版，《壽昌縣地境》部分鈔本影印於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445—446頁。
[74]《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沒有影印這條今人題記，錄文載同書328頁。
[75]2000年8月，筆者曾在敦煌市檔案館見到《重修敦煌縣誌》稿本，記得其上修改處也有橢圓章。
[76]《東洋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48年。
[77]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
[78]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
[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80]李正宇《敦煌呂鍾氏錄本〈壽昌縣地境〉》，原為提交1993年8月香港大學舉辦的第34屆亞洲與北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並附有圖版一紙，後發表於《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42—46頁，惜刪掉圖版。
[81]《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327—386頁。
[82]《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371頁。
[83]吳文載《文史》第13輯，1982年，45—89頁；第14輯，1982年，11—67頁；馬文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82年，265—428頁。
[84]榮新江《敦煌本〈天寶十道錄〉及其價值》，唐曉峰等編《九州》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16—129頁。
[85]陳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1分，1979年，1—27頁，圖壹—柒。
[86]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477—508頁。
[87]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又另載《文史》第25—26輯，中華書局，1985—1986年。
[88]《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178—210頁。
[89]Jacques Gernet，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ö （668-760），Hanoi 1949；2e ed.，Paris 1977.
[9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1958年，828－857頁；又收入新版《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於1968年影印本）和《胡適禪學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
[91]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92]《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第4期，1926年。
[93]《敦煌劫餘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年，498葉正面。
[94]《松ケ岡文庫研究年報》第5號，1991年，9－38頁。
[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001年5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楊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9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97]竺沙雅章《淨覺夾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について》，《佛教史學》第7卷第3號，1958年。
[98]《現代佛學》1961年10月號，32－38頁。
[99]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583—584頁。
[100]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1]衛聚賢所錄載《說文月刊》第3卷第10期敦煌特輯專號，1943年5月重慶出版。
[102]此文要旨最早發表於《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107—110頁，署名方回；全文收入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3—11頁。
[103]參看李正宇《土地廟遺書的發現、特點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第3期，1985年，92—97頁；池田溫《1944年莫高窟土地廟塑像中發現文獻管見》，饒宗頤編《敦煌文藪》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1—38頁；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39—46頁。
[104]原載《現代佛學》1963年第1期，8—12頁，署名覺明；收入《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12—19頁。
[105]有關此塔現狀和最新研究成果，見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新竹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年。
[106]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20頁。
[10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新版，441—496頁。
[108]敦煌研究院編《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254—263頁。
[109]《敦煌藝術敘錄》，14頁。
2003年1月13日定稿，原名《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刊於《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4年，99—12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