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崢華
2019年是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訪華第100週年。
這一年將過的時候，一本書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它便是《杜威在華學譜》。在十一月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年度好書評選上，它高票進入了前二十強。
一位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的一次訪華為何如此重要呢？
我們必須回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看看當時的社會背景、人文環境、學界氛圍和教育形態。
十九世紀末，傳統西方哲學受到嚴重挑戰，哲學家努力地尋找出路。杜威、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無疑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
▲約翰·杜威
而這裡邊，杜威的特點更加突出，按復旦大學杜威中心的研究專家劉放桐、陳亞軍先生的觀點，他們認為，實踐、社會和歷史是新哲學的核心關懷，這三者在杜威哲學那裡得到最充分的體現，不僅如此，杜威哲學還導出了科學與民主的觀念。
而在西方諸多哲學流派中，杜威的實用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又最意趣相投。他倫理學的哲學立場，知行合一的哲學方法，非二元論的哲學思維方式都與我們傳統哲學相近相親。
可能在這樣的機緣下，1919年4月30日，杜威受北京大學、南京高師、江蘇省教育會等教育團體的邀請，攜夫人從日本抵達上海，此後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杜威見證了古老中國的社會鉅變和歷史轉型，並受到深深吸引，兩次延長學術假期，到1921年8月2日才離開。
兩年多的時間裡，他的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一共作了兩百多次講演，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
▲《杜威在華學譜》
《杜威在華學譜》就是以年譜的形式呈現杜威在中國訪問的行程和學術安排，時間跨度是從1919年1月至1921年12月，把杜威訪華前後的背景和離開中國後的反應容納進來，把“前因後果”展現出來。
作者顧紅亮博士在編著這本書時，認為有這麼三個特點：
第一，他在蒐集“杜威在中國”的檔案文獻方面，並不求“全”，而是求“有價值之全”。讓不同來源的文獻考證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證，澄清事實，更正不實記載。讓文獻“說話”。
例如，《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說1919年11月11日晚7時，北大音樂研究會開同樂會，邀請杜威和各音樂家演說，並演奏中西音樂。
如果不比對其它資料，我們會認為當晚杜威與會進行了演說。
但作者從胡適的文章《在同樂會上的演說》看到這樣的記載：“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說，因為病了沒有來……我今日到會，一則代達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則貢獻我個人的意見。”
事實證明，當天晚上，杜威因病並沒有到場演講。
第二個特點，這本書並不僅僅“羅列”資料，而是在資料的基礎上“詮釋”事實。
又如，杜威當時在中國各地演講，廣受歡迎。人們很容易把杜威想象成演講“高手”。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他是“孔子第二”，甚至把他描繪成一位明星哲學家。
但實際上，杜威的演講既單調又乏味。
作者在引用胡適的資料時佐證了這一點。
胡適日記中記道，“杜威不善辭令。許多學生都認為他的課講得枯燥無味。他講課極慢，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的說下去。”
楊亮功對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講課也有記述：“他不善言辭，有時使用艱深字眼令人難解。”可見，杜威的“不善言辭”是公認的。
第三個特點，將杜威的學術行程和日常生活儘可能結合。作者認為，閱讀杜威在中國的日常性，不僅可以讀出中外學術交往、思想交流的“密碼”，而且可以讀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結構和文化心理特徵。
在這本書中，顧紅亮博士確實按以上三點編著的。如果雞蛋中挑骨頭的話，就是書中缺少更多的場景和細節。
杜威在中國到了哪個地方，看了哪些景點，見了哪些人物，談了什麼話題，做了什麼演講，寫了什麼文章，給誰寫了信，跟誰吃了飯，加入一些日常細節看起來會更輕鬆更吸引人。
在書中作者均一筆帶過，可能囿於篇幅容量，也可能嚴格遵守學術規範，書中更多以事實呈現，不展開一絲絲合理想象。也因此，少了一點點柔軟和趣味。
總的來說，杜威在中國講學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事件，在中國的思想學術界激起不小的波瀾。
現在回過頭來看，既體現了當時中國哲學界吸納實用主義合理因素的開放心態，又體現了當時美國哲學在全球範圍內擴展其自身影響力的自信與實力。
另一方面，杜威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對中國文化的體驗，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體察，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和世界意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杜威哲學不但沒有成為歷史，相反，它到當下也為當年很多重要的哲學爭論提供獨特的啟示。
這也是這本書在杜威訪華100週年之際出版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