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不止是那一天發生在北京的學生示威遊行，它的前前後後至少還有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和政治抗議。換言之，
它是一場從文學角度開展的社會革命和思想解放運動。雖說此後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嬗變，但那個時代建樹起來的思想的、學術的、文學的、政治的立場與方法，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賡續不斷，至今仍留有歷史的回聲。
“五四”運動高擎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兩面照亮蒼茫中國的大旗，彰顯出中國現代文明的進步。反對者說新文化破壞孔教、禮法、國粹、貞節，破壞舊倫理、舊藝術、舊文學、舊政治，被毛澤東稱為“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則說：“這幾條罪案我們直認不諱，只是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其實，民主和科學已經成為百年前啟蒙的大目標。
“五四”新文化運動絕非突發事件，它前承晚清的維新運動。黃遵憲、林紓、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戊戌一代”對“五四一代”之間存在著“接力”的淵源關係，可以說，正是這兩代人共同促成了新文化，雖說前者的歷史影響遠遜於後者，後者的歷史作用遠甚於前者。
如果說，中日甲午戰爭引發的近代百年第一次民族反思，直接導向隨後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那麼，“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近代百年的第二次民族反思。它以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現實為認識起點，進而追溯到幾千年歷史凝結而成的文化傳統，並對這種傳統進行了總體性的理性批判。當年的一個共識就是：除了器物、制度外，亟需改造國民性，改造中國的文化系統，唯此才能形成社會強大的根基。
從尼采的超人主義到康德的先驗主義，從馬赫的經驗主義到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從資產階級啟蒙時代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到國家主義、人文主義……“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主義”寄託著各色各樣的信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尋找信仰的同時形成了百家爭鳴。這些與舊思想、舊文化相對立的“主義”相繼傳入中國，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個比較與選擇的機會。最終，
“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的新政黨——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是近代百年的歷史選擇，也是唯一的正確選擇。作者 | 沈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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