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至2020年1月期間，新冠疫情突然爆發，並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成為一次全球化的大流行疫情。這是一次全人類的重大災難。然而，就在世界各國都在緊張應對新冠疫情之時，一個話題卻意外地成了熱門：這就是集權主義。
面對突發的疫情，中國堅決採取了嚴格的社會隔離和大規模封城措施，並在三月底前後穩定地控制住了疫情。正是這些果斷而及時的措施，讓中國得以戰勝疫情，並逐漸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可是，對中國所採取的這種嚴格控制措施卻在西方世界引發了巨大爭議。在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西方世界眼中，如此嚴格的社會隔離和大規模封城就是集權的化身；而集權又是民主的對立面，是天生的政治錯誤。
其實，與其說集權的對立面是民主，不如說與集權的對立面是分權。在人類的發展史上，自從群居生活開始的那刻就，就產生了集權與分權。以人類文明而言，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絕對的集權，更沒有一個國家是絕對的分權。但在不同文明下，集權與分權在國家治理中的權重確實存在差異。以中華文明為例，在三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整體上是集權佔了上風；但在西方文明中，其歷史發展整體上是分權佔據了上風。
集權與分權，各有各的優勢，也各有各的缺陷。正因如此，在任何一個國家中，集權與分權都是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如果不能在集權與分權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持久。過於偏廢集權與分權的任何一方，都會對國家這一整體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古代，因為認識上的不足，一個國家或文明之所以走向偏重集權或是偏重分權，往往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但到了近現代以後，那些走在時代前列的有識之士們，就開始嘗試主動調整組織內集權與分權的程度，以避免整個組織或國家走向徹底崩潰的命運。
春秋時代的中國，周王室之下，還存在眾多的諸侯國。但由於周王室走向衰落，天下群雄並起，周王國內各諸侯國因發展道路不同，在集權與分權的程度上產生了巨大差異。
南方的楚國，是典型集權佔上風的諸侯國。在楚武王篡位為君後，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改革分封制、創立了縣制。從此以後，楚國形成了集權佔上風的治理模式。楚人不斷滅國為縣，讓楚國實力不斷增強，快速崛起。在楚莊王時，楚軍在邲之戰中戰勝晉軍，成為東周霸主。可這之後，楚國就緩慢走向了下坡路：楚共王時，楚國失去了霸業；楚昭王時，楚國就差點被吳人滅國！楚國之所以走向低谷，其根本原因就是集權程度太高，一旦掌控權力的頂層犯錯，國內無人能制衡、及時糾錯，就勢必會對整個國家造成巨大危害。申公巫臣和伍子胥，都是曾經的楚人；他們都遭受了來自楚國頂層的殘酷迫害，被迫與楚為敵，最終讓楚國遭受了致命傷害！
如果說楚國是集權過度的受害者，那麼晉國就是分權過度的受害者。
晉獻公生前，建立了“無蓄公子”制度，迫使公室必須倚重於異族、異姓大臣來治理國家。為了拉攏國內的異族、異姓大臣，多次內亂過後公室先後推行了“作爰田”、讓卿士之子擔任“公族”“公行”“餘子”之官等等系列改革。這一系列改革的實質，是在公室層面廢黜了宗法制，卻在卿大夫階層加強了分封制與宗法制。因此，晉國卿族權勢大大增強，足以與公室相抗衡。
公室與卿族相互制衡，意外地形成了一套不穩定的糾錯機制：大臣不法，君可討臣；國君暴虐，臣可弒君。這種不穩定製衡效應的存在，讓晉國長期保持強盛。在晉、楚爭霸的127年時間裡，除了在楚莊王時短暫失去霸業，其餘時期晉國都是當之無愧的霸主。
但到了春秋晚期時，這種不穩定的制衡效應被打破，卿族權勢惡性膨脹，讓晉國國君徹底被邊緣化。公元前376年，韓、趙、魏三家共分晉地，晉國從此消失在歷史舞臺上……。
楚、晉二國曆史充分證明，集權與分權偏廢了任何一方，國家都將遭遇災難。
在古代，人們對集權與分權的優缺點認識不夠充分，所以在平衡二者權重時往往憑藉主觀喜好，難免出現差錯。近現代以後，人們權衡集權與分權之時就開始有了全新的認識。
1620年9月16日，載有102名乘客的“五月花”號從英國出發，前往美洲尋找新的發展機會。船上共有30名清教徒，14名契約奴，以及其他一些想到新大陸闖蕩的工匠、漁民和貧苦農民。“五月花”號的計劃目的地是北弗吉尼亞哈德遜河流域，但因遭遇惡劣天氣，不得不在新英格蘭拋錨。11月，經船上乘客們集體討論，決定改變計劃，就在拋錨地登陸，在此定居。
“五月花”號到達美洲時，正逢寒冬。當時的北美大陸，還是一片荒蠻之地，什麼都沒有。人生地不熟的新移民們不但要在寒冷天氣中修築房屋、防禦工事、倉庫等等生存必要設施，還要防止敵意重重的印第安人前來偷襲。此外，寒冬還意味著食物和營養的匱乏：“五月花”號上雖然攜帶了食物，卻缺乏新鮮水果和蔬菜。因為缺乏維生素，很多新移民在接下來數月中患上了敗血症，不幸去世……。
環境如此惡劣，為了能生存下來，新移民們只能抱團取暖了。於是，在清教徒主導之下，新移民先共同簽訂了一份“五月花公約”，承諾結成一個自治團體。其後，他們又推選出第一任總督，準備在“一個集權領導層的領導下，一起過一種公有制社會的生活。”
三年後，新移民們終於克服重重困難，在新大陸上站穩了腳跟。
可就在此時，公社內部卻再次爆發了一次大爭論。集權領導下的公社組織，讓新移民們熬過了初來乍到的艱難歲月；但這種公社生產模式效率低下，使得三年以來全體移民的溫飽還沒完全得到解決。因此，全體殖民者集體開會，要求放棄公社化道路。在眾人強烈要求下，殖民地總督和其他長老不得不同意解散公社，放棄了集權制度，推行土地私有化、分田到戶。
這次改革後，全體移民的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甚至以往公社時期不願下地幹活的婦女和兒童，都主動下地去播種玉米了。很快，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整個殖民地的溫飽迅速得到了解決。
“五月花”號的移民們在不同形勢下靈活地調整集權與分權的比重，堪稱聰明的抉擇。面對困難時選擇集權，能更安全地共同渡過難關；想要快速發展時則適度放權，就能讓生活、生產的效率更上一個臺階。
適當的放權，能提升社會發展速度；適當的集權，也能挽救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
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通過了著名的《獨立宣言》，宣告美利堅合眾國成立。1781年約克城大捷之後，美國人正式脫離了英國統治，獨立建國。也就是在這一年，邦聯條例生效，宣佈這一新興國家實行邦聯制。
對美國人來說，能夠擺脫英國人、獨立建國，這是一次巨大勝利。可在邦聯制下，這一新建國家很快就面臨了諸多政治危機。
自從美國人爭取獨立建國以來，內外戰事就始終不斷。為保證獨立戰爭能持之以恆，邦聯政府曾經舉債4000萬美元。邦聯政府按照全部國土的價值，將這筆債務攤派給了各州。可直到1787年，邦聯政府僅收到了249.9萬美元，還不到總額的16%。還有一些州，甚至分文未交！
邦聯條例明確規定，各州之間彼此友好，互幫互助。可現實卻是另一回事：紐約州為保護本州產品，將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也列入了“外國”範疇，對產自這兩州產品徵收進口關稅；馬里蘭州與弗吉尼亞州為了波托馬克河的歸屬，長期爭執不休；賓夕法尼亞州與特拉華州因為邊界爭端，甚至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
美利堅合眾國內部如此混亂不堪，讓歐洲強國不但不承認與美國簽訂的各項條約，甚至還有人勾結美國內部的分離主義分子，策動他們脫離美國獨立，或歸附他國……。
種種亂象之下，當時美國報紙上人們都在公然談論邦聯解體的議題了。
所有這一亂象的根源，就在於邦聯體制。在這一鬆散聯合體內，中央集權程度極低，邦聯政府能獨立行使的權力僅僅是派駐外交使節、郵政管理、發行公債、度量衡制定等等少數幾項。其他任何重大事務，都必須通過各加盟州中的多數同意才能執行。邦聯政府實際僅是各州代表組成的代表議會，只能起到議政的作用。
正是意識到邦聯政府的巨大缺陷，在經歷了謝司起義的打擊之後，當時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才決心將邦聯制改成聯邦制，以增強中央政府的集權。公元前1787年的制憲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建立聯邦制的全新議案。
此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後，這個差點因分權過盛的聯邦制國家，竟然發展成了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沒有美國建國者將邦聯制及時改成了聯邦制，美利堅合眾國現在還存在嗎？
無論是中國歷史還是西方歷史，都證明了集權與分權能人為割裂開、還能單獨存在。任何一個國家或組織，都需要在集權與分權間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點，否則就難以持久。
古人們難以看清二者利弊，往往在形勢逼迫下，被動地去選擇集權與分權的權重。但進入近現代以後，人們對二者利弊看得更加清楚，也就能根據不同形勢而靈活地去調整集權與分權二者的權重了。
當前新冠疫情這種極為特殊的形勢下，採取一定程度的集權措施能更好、更快地抑制病毒傳播；在疫情完全受控後再適當放權，這才是現代人更為理性的做法。本能地排斥集權、拒絕社會隔離措施，無疑是畫地為牢，陷入偏執了。否則的話，今人比古人的進步又體現在哪？
因此，在傳播性極強的新冠病毒面前，能根據疫情嚴重程度、靈活地調整集權與分權二者的權重，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確。所以，制度優劣性的爭議在當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畢竟，病毒才是人類的共同敵人，戰勝病毒才是人類的共同目的。
普羅大眾的生命安全，是國家的最高利益。如果大多數民眾的生命都無法保障，那這個國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