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至2020年1月期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并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一次全球化的大流行疫情。这是一次全人类的重大灾难。然而，就在世界各国都在紧张应对新冠疫情之时，一个话题却意外地成了热门：这就是集权主义。
面对突发的疫情，中国坚决采取了严格的社会隔离和大规模封城措施，并在三月底前后稳定地控制住了疫情。正是这些果断而及时的措施，让中国得以战胜疫情，并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可是，对中国所采取的这种严格控制措施却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争议。在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眼中，如此严格的社会隔离和大规模封城就是集权的化身；而集权又是民主的对立面，是天生的政治错误。
其实，与其说集权的对立面是民主，不如说与集权的对立面是分权。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自从群居生活开始的那刻就，就产生了集权与分权。以人类文明而言，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的集权，更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的分权。但在不同文明下，集权与分权在国家治理中的权重确实存在差异。以中华文明为例，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整体上是集权占了上风；但在西方文明中，其历史发展整体上是分权占据了上风。
集权与分权，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缺陷。正因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集权与分权都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如果不能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持久。过于偏废集权与分权的任何一方，都会对国家这一整体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古代，因为认识上的不足，一个国家或文明之所以走向偏重集权或是偏重分权，往往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到了近现代以后，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有识之士们，就开始尝试主动调整组织内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避免整个组织或国家走向彻底崩溃的命运。
春秋时代的中国，周王室之下，还存在众多的诸侯国。但由于周王室走向衰落，天下群雄并起，周王国内各诸侯国因发展道路不同，在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上产生了巨大差异。
南方的楚国，是典型集权占上风的诸侯国。在楚武王篡位为君后，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改革分封制、创立了县制。从此以后，楚国形成了集权占上风的治理模式。楚人不断灭国为县，让楚国实力不断增强，快速崛起。在楚庄王时，楚军在邲之战中战胜晋军，成为东周霸主。可这之后，楚国就缓慢走向了下坡路：楚共王时，楚国失去了霸业；楚昭王时，楚国就差点被吴人灭国！楚国之所以走向低谷，其根本原因就是集权程度太高，一旦掌控权力的顶层犯错，国内无人能制衡、及时纠错，就势必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申公巫臣和伍子胥，都是曾经的楚人；他们都遭受了来自楚国顶层的残酷迫害，被迫与楚为敌，最终让楚国遭受了致命伤害！
如果说楚国是集权过度的受害者，那么晋国就是分权过度的受害者。
晋献公生前，建立了“无蓄公子”制度，迫使公室必须倚重于异族、异姓大臣来治理国家。为了拉拢国内的异族、异姓大臣，多次内乱过后公室先后推行了“作爰田”、让卿士之子担任“公族”“公行”“余子”之官等等系列改革。这一系列改革的实质，是在公室层面废黜了宗法制，却在卿大夫阶层加强了分封制与宗法制。因此，晋国卿族权势大大增强，足以与公室相抗衡。
公室与卿族相互制衡，意外地形成了一套不稳定的纠错机制：大臣不法，君可讨臣；国君暴虐，臣可弑君。这种不稳定制衡效应的存在，让晋国长期保持强盛。在晋、楚争霸的127年时间里，除了在楚庄王时短暂失去霸业，其余时期晋国都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但到了春秋晚期时，这种不稳定的制衡效应被打破，卿族权势恶性膨胀，让晋国国君彻底被边缘化。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共分晋地，晋国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楚、晋二国历史充分证明，集权与分权偏废了任何一方，国家都将遭遇灾难。
在古代，人们对集权与分权的优缺点认识不够充分，所以在平衡二者权重时往往凭借主观喜好，难免出现差错。近现代以后，人们权衡集权与分权之时就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
1620年9月16日，载有102名乘客的“五月花”号从英国出发，前往美洲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船上共有30名清教徒，14名契约奴，以及其他一些想到新大陆闯荡的工匠、渔民和贫苦农民。“五月花”号的计划目的地是北弗吉尼亚哈德逊河流域，但因遭遇恶劣天气，不得不在新英格兰抛锚。11月，经船上乘客们集体讨论，决定改变计划，就在抛锚地登陆，在此定居。
“五月花”号到达美洲时，正逢寒冬。当时的北美大陆，还是一片荒蛮之地，什么都没有。人生地不熟的新移民们不但要在寒冷天气中修筑房屋、防御工事、仓库等等生存必要设施，还要防止敌意重重的印第安人前来偷袭。此外，寒冬还意味着食物和营养的匮乏：“五月花”号上虽然携带了食物，却缺乏新鲜水果和蔬菜。因为缺乏维生素，很多新移民在接下来数月中患上了败血症，不幸去世……。
环境如此恶劣，为了能生存下来，新移民们只能抱团取暖了。于是，在清教徒主导之下，新移民先共同签订了一份“五月花公约”，承诺结成一个自治团体。其后，他们又推选出第一任总督，准备在“一个集权领导层的领导下，一起过一种公有制社会的生活。”
三年后，新移民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新大陆上站稳了脚跟。
可就在此时，公社内部却再次爆发了一次大争论。集权领导下的公社组织，让新移民们熬过了初来乍到的艰难岁月；但这种公社生产模式效率低下，使得三年以来全体移民的温饱还没完全得到解决。因此，全体殖民者集体开会，要求放弃公社化道路。在众人强烈要求下，殖民地总督和其他长老不得不同意解散公社，放弃了集权制度，推行土地私有化、分田到户。
这次改革后，全体移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甚至以往公社时期不愿下地干活的妇女和儿童，都主动下地去播种玉米了。很快，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整个殖民地的温饱迅速得到了解决。
“五月花”号的移民们在不同形势下灵活地调整集权与分权的比重，堪称聪明的抉择。面对困难时选择集权，能更安全地共同渡过难关；想要快速发展时则适度放权，就能让生活、生产的效率更上一个台阶。
适当的放权，能提升社会发展速度；适当的集权，也能挽救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
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通过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成立。1781年约克城大捷之后，美国人正式脱离了英国统治，独立建国。也就是在这一年，邦联条例生效，宣布这一新兴国家实行邦联制。
对美国人来说，能够摆脱英国人、独立建国，这是一次巨大胜利。可在邦联制下，这一新建国家很快就面临了诸多政治危机。
自从美国人争取独立建国以来，内外战事就始终不断。为保证独立战争能持之以恒，邦联政府曾经举债4000万美元。邦联政府按照全部国土的价值，将这笔债务摊派给了各州。可直到1787年，邦联政府仅收到了249.9万美元，还不到总额的16%。还有一些州，甚至分文未交！
邦联条例明确规定，各州之间彼此友好，互帮互助。可现实却是另一回事：纽约州为保护本州产品，将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也列入了“外国”范畴，对产自这两州产品征收进口关税；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为了波托马克河的归属，长期争执不休；宾夕法尼亚州与特拉华州因为边界争端，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美利坚合众国内部如此混乱不堪，让欧洲强国不但不承认与美国签订的各项条约，甚至还有人勾结美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分子，策动他们脱离美国独立，或归附他国……。
种种乱象之下，当时美国报纸上人们都在公然谈论邦联解体的议题了。
所有这一乱象的根源，就在于邦联体制。在这一松散联合体内，中央集权程度极低，邦联政府能独立行使的权力仅仅是派驻外交使节、邮政管理、发行公债、度量衡制定等等少数几项。其他任何重大事务，都必须通过各加盟州中的多数同意才能执行。邦联政府实际仅是各州代表组成的代表议会，只能起到议政的作用。
正是意识到邦联政府的巨大缺陷，在经历了谢司起义的打击之后，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才决心将邦联制改成联邦制，以增强中央政府的集权。公元前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建立联邦制的全新议案。
此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这个差点因分权过盛的联邦制国家，竟然发展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建国者将邦联制及时改成了联邦制，美利坚合众国现在还存在吗？
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西方历史，都证明了集权与分权能人为割裂开、还能单独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需要在集权与分权间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否则就难以持久。
古人们难以看清二者利弊，往往在形势逼迫下，被动地去选择集权与分权的权重。但进入近现代以后，人们对二者利弊看得更加清楚，也就能根据不同形势而灵活地去调整集权与分权二者的权重了。
当前新冠疫情这种极为特殊的形势下，采取一定程度的集权措施能更好、更快地抑制病毒传播；在疫情完全受控后再适当放权，这才是现代人更为理性的做法。本能地排斥集权、拒绝社会隔离措施，无疑是画地为牢，陷入偏执了。否则的话，今人比古人的进步又体现在哪？
因此，在传播性极强的新冠病毒面前，能根据疫情严重程度、灵活地调整集权与分权二者的权重，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所以，制度优劣性的争议在当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毕竟，病毒才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战胜病毒才是人类的共同目的。
普罗大众的生命安全，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如果大多数民众的生命都无法保障，那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