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南區鳥瞰
成渝地區如果能與沿海三大增長極連點成線，將形成一個佔全國經濟總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間，形成“北有京津冀，東有長三角，南有粵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國區域經濟格局
只有按照“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業梯度轉移順序，將沿海的製造業更多留在西部大後方，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升，跨越“胡煥庸線”，激活西部地區4億人口的龐大內需市場，才能形成更高質量的內循環體系
從地圖上看，多條國際物流大通道在成渝地區形成聯結點——向東，中歐班列與長江黃金水道打通“最後一公里”，實現“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無縫銜接；向西，中歐班列可從成渝直達歐洲各國；向南，成渝直達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陸海新通道”已常態化運行，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成渝地區的有機銜接；向北，成渝均已開通直達俄羅斯的國際班列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李勇 惠小勇 趙宇飛 江毅
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國南海邊“劃了一個圈”，由此確定了中國的發展方向：向東、向大海。中國經濟隨後開啟了長達40年的黃金期，GDP年均增速超9%，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東部沿海增長極。
21世紀20年代開局之年，時代的羅盤指向中國西南。
年初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力的增長極。
這意味著中國發展方向從主要的向東向大海，正在轉變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
前後40年，東西兩個圈，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內部經濟發展壓力加大和外部風險挑戰增多的背景下，將以重慶、成都為核心的成渝地區打造為繼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之後的“第四增長極”，對內，成為區域發展新引擎，帶動西部地區發展，破解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對外，依託“一帶一路”，成為擴大開放的新支點，在支撐內陸地區參與國際競爭的同時，極大拓展我國戰略迴旋空間。
當前，我國正加速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重慶、成都“雙星閃耀”，正肩負起新的歷史使命。
撬動西部發展的支點
打開中國地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由北向南，分佈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引領我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動力源。而在佔國土面積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區，卻一直缺少國家級經濟圈的帶動。
統計數據顯示，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經濟圈用全國2.8%的土地聚集了約18%的人口，貢獻了約38%的GDP，而整個西部地區佔據71%的國土面積，GDP僅佔全國的20%左右。
廣袤的西部地區需要一臺動力強勁的增長引擎來拉動前行。
“國家提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就是要將地處西部的成渝地區打造成為繼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之後的第四增長極。”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重慶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姚樹潔說。
從地圖上看，成渝地區如果能與沿海三大增長極連點成線，將形成一個佔全國經濟總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間，形成“北有京津冀，東有長三角，南有粵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國區域經濟格局。這有助於梯次實現先進生產力的有效牽引，最大限度覆蓋及拉動西部地區的發展，有效破解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成渝能否擔此重任？
從經濟基礎看，成渝地區擁有重慶、成都兩個經濟總量過萬億元的國家級中心城市，前者是直轄市，後者作為西部經濟大省的省會城市，是國家高新技術基地。近年來，成渝發展勢頭強勁：重慶經濟增速曾多年領跑全國，成都自2017年以來連續12個季度增速超8%。2019年成渝地區實現GDP近7萬億元，經濟總量佔西部比重達33.25%。
此外，在產業基礎、基礎設施、科研教育、對外開放等方面，成渝地區均在西部保持領先地位。例如，作為全球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成渝地區已形成“芯、屏、器、核、網”世界級產業集群，產能約佔全球三分之一，已成為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2019年重慶工業增加值突破6600億元，比廣州高出900多億元，位居中國第四，遠高於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如今，重慶已建立起國內領先的工業體系，有利於打造健康經濟，並縮小貧富差距。
從區位優勢看，成渝地區處於東西結合、南北交匯的中間地帶，疊加了多項國家戰略：是“一帶一路”建設和西部大開發、長江經濟帶戰略的交匯點，是打通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的重要戰略支撐，是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示範區……抓住了成渝這個關鍵區域，就能撬動整個西部，進而推動中國的區域協調發展。
從協同發展看，成渝兩地已摸索多年，並積累了一定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區域經濟發展新特點，中央先後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多個區域發展新戰略。在四川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張偉看來，這些戰略的一個共同點，是更加強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領作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
西部廣袤，城市的整體實力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單個城市往往難以擔當起“西部引擎”的角色，更需要多個城市協同發力。在這一方面，成渝最具優勢。
自2011年國務院批覆《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以來，成渝合作不斷推進。2015年，重慶和四川簽署《關於加強兩省市合作共築成渝城市群工作備忘錄》，推動交通、信息和市場三個“一體化”；同年，成渝高鐵正式通車，通行時間約1.5小時，成渝“雙城生活”成為現實；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2018年，川渝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行動計劃》和12個專項合作協議；去年，簽署《深化川渝合作推進成渝城市群一體化發展重點工作方案》……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成渝之間的行政壁壘明顯減弱，要素資源配置範圍和效率明顯改善。學界研究表明，2004至2013年間，成渝兩地的產業相似係數逐年升高，產業同構導致競爭加劇，重複建設造成資源浪費；而2019年的數據顯示，成渝差異化發展格局逐漸顯現，如成都、重慶第二產業的區位熵分別為0.79和1.03，重慶的第二產業更具優勢，集聚度更高；成都的第三產業在全國來說具有較為明顯的優勢，區位熵達到1.21。
今年4月和7月，重慶市委五屆八次全會和四川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先後召開，兩地再次強化了“一盤棋”“一家親”理念，圍繞交通基礎設施、現代產業體系、協同創新、生態保護等領域出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成渝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在西部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增長極，已成為共識。
內循環的關鍵點
9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第十五次會議。會議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
近年來，受東南亞、南亞等新興國家崛起，西方發達國家製造業迴歸，特別是少數國家奉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加速遷移和重構。其中一個頗有象徵性的現象是，在長期以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部分沿海外貿型企業選擇向國外轉移。
“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增加了我國發展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首席研究員湯繼強說，雖然疫情並不意味著世界各國相互關聯的終結，但各國轉向國內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
面對環境變化，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是當務之急。這其中，兩個關鍵詞至關重要：內需和內陸——剛好對應了成渝所代表的西部地區。
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李敬認為，只有按照“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業梯度轉移順序，將沿海的製造業更多留在西部大後方，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升，跨越“胡煥庸線”，激活西部地區4億人口的龐大內需市場，才能形成更高質量的內循環體系。
“成渝地區的基礎條件和發展潛力，以及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區位優勢，讓這片區域有能力成為‘雙循環’的核心樞紐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王一鳴說。
作為一家已註冊6項專利技術的的科技型企業，重慶溢哲渝實業有限公司生產的電子產品主板、電子終端產品遠銷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2017年，公司從福建轉移至重慶，落戶西永綜合保稅區。去年實現總產值約20億元，同比增長近100%。
市場在國外，為何公司在搬遷時沒有走出去，反而選擇了內陸的重慶？曾多次到東南亞、南亞國家考察的公司總經理駱偉波談到，成渝地區儘管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高於東南亞、南亞國家，但成渝地區的工人素質更高，上下游產業配套齊全。隨著近年來創新要素在成渝地區的集聚，以及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發力，產業基礎日益雄厚，同時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開通運營，也基本可抵消缺少出海港口的劣勢。
“更為關鍵的是，成渝地區的優質營商環境，是東南亞、南亞國家所不具備的。”駱偉波說，如重慶在全國首創“3C免辦”監管模式，為加工貿易企業開發新產品提供了便利；開展出口退(免)稅無紙化管理試點，從在線提交資料到成功退稅平均用時不超過2個工作日；推進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口岸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大幅壓縮……
“成渝地區當仁不讓地能成為經濟內循環的中心之一。”姚樹潔表示，成渝地區作為西部地區發展的龍頭，完全有能力承擔起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重任，進而激發西部地區內需潛力，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崛起。
成渝地區大規模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已經持續了多年，並且成果顯著。以重慶為例，2014年至2017年，重慶全市累計簽約引進億元以上工業投資項目2152個、協議投資額1.88萬億元，其中東部沿海省市佔比超過60%。承接產業轉移的有效開展，極大地推動了重慶筆記本電腦、手機、汽車、機器人、服裝、材料等傳統支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更好地實現集群發展。
採訪中，有專家談到，從全球範圍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拉美資源—中國製造—歐美消費”的產業鏈三級分工體系。未來隨著我國西部地區的崛起，這一分工體系將有可能在我國實現“內部化”：中西部地區扮演“資源圈”和“生產圈”的角色，東部沿海地區在扮演“高端生產圈”的同時，更好扮演“消費圈”的角色，以此重塑全球經濟地理格局，推動我國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成渝地區長期扮演著戰略大後方的角色。比如，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面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地處西南腹地的四川（含重慶）以廣闊的戰略縱深成為國家“三線建設”佈局的關鍵所在。1965年到1978年，全國工業投資的八分之一、國防軍工投資的四分之一集中到四川，為保障國家戰略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湯繼強說，在當前形勢下，成渝地區形成高質量發展增長極，可以大大拓展我國戰略迴旋空間，應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鞏固國家戰略安全。
3月12日，成都天府國際機場T1航站樓的施工現場，工人正在按尺寸切割鋼管 劉應華攝/本刊
外循環的新起點
每天的凌晨時分，重慶團結村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內，一列滿載電子信息產品、汽車零配件等貨物的中歐班列緩緩駛出站臺,駛向德國杜伊斯堡；幾乎同一時間，300餘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國際陸港，一列滿載貨物的中歐班列也迎著朝陽，駛向波蘭羅茲。
2011年3月、2013年4月，重慶和成都分別開行的中歐班列，在推動全球物流供應鏈改造的同時，也極大地縮短了成渝地區與歐洲市場的時空距離，開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內陸時代”。
截至目前，重慶、成都累計開行的中歐班列已突破1萬列，佔全國中歐班列總開行量的4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全球海運、空運受阻的情況下，中歐班列在運輸國際救援物資、疏運積壓國際郵件等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方面發揮出重要作用。
除了讓人津津樂道的中歐班列外，成渝還是連接“一帶”與“一路”的陸海新通道重要發起者、推動者和運營者。2017年9月25日，由重慶聯合貴州、廣西、甘肅打造的南向通道鐵海聯運班列常態化運營班列（陸海新通道前身）實現首發，比傳統的“重慶－上海－新加坡”線路運輸時間縮短15天左右，在解決西部地區出海難問題的同時，還助推中國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2019年8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的《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預示著陸海新通道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成渝地區成為最大受益者。
具體來看，一方面，規劃明確了重慶、成都至北部灣的三條主通道；另外還賦予了重慶、成都樞紐地位。比如，充分發揮重慶位於“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交匯點的區位優勢，建設通道物流和運營組織中心；發揮成都國家重要商貿物流中心作用，增強對通道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
如今，依託四通八達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聯結點的成渝地區，已從內陸腹地變身為開放前沿，承東啟西、聯通南北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
從地圖上看，多條國際物流大通道在成渝地區形成聯結點——向東，中歐班列與長江黃金水道打通“最後一公里”，實現“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無縫銜接；向西，中歐班列可從成渝直達歐洲各國；向南，成渝直達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陸海新通道已常態化運行，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成渝地區的有機銜接；向北，成渝均已開通直達俄羅斯的國際班列。
“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我國向東開放面臨風險，未來一段時期面向歐亞大陸的向西和向南開放將凸顯出更加重要的地位。深居內陸腹地的成渝地區，已成為我國向西、向南開放的窗口。”李敬說，唱好成渝“雙城記”，有利於我國利用歐洲的技術、中亞的能源等優勢資源，打通南亞、東南亞的市場，推動我國形成“東西雙向互濟，陸海內外聯動”的開放新格局。
“東方不亮西方亮”，成渝獨特的區位優勢，在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已經得到體現。今年上半年，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負增長的背景下，重慶和四川進出口總額均實現逆勢飄紅，其中四川上半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大幅增長21%。
“經過本次疫情的挑戰，我們認識到成渝地區的開放通道不僅具有較高的性價比，更重要的是具有安全穩定可靠的競爭優勢。”湯繼強表示，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重構已難以避免，而是否擁有穩定可靠的國際物流大通道將會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巨頭重新佈局時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
在他看來，成渝地區通過三條穩定可靠的國際物流大通道——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以及長江黃金水道，將中亞、南亞、東南亞、歐洲及中國西部、長江經濟帶等國內外市場緊密聯繫起來，已經具備了發展泛亞泛歐供應鏈配置中心的基礎，有望成為新一輪外循環的新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