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天山北坡，烏孫山下的伊犁河谷，生活著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民族——錫伯族。
距今256年前，也就是公元1764年（乾隆29年），他們從遙遠的東北瀋陽徒步遷徙5000多公里，來到了中國的西北邊陲，成為了一支屯墾戍邊的勁旅。如今，錫伯族已經成為新疆13個世居少數民族之一，但戍守西北二百多年的錫伯人始終不忘自己的故鄉，每年的農曆四月十八，他們都會過屬於自己的節日----西遷節，以示對先輩當年可歌可泣的西遷壯舉的紀念。
西遷史詩
錫伯族遠古時是古代鮮卑的後裔，鮮卑又是古代北方東胡族的的一支，發源地及早期活動區域在北起大興安嶺北段，南到遼河流域；東自吉林起，西至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以放牧、狩獵、捕魚為生，他們喜愛騎馬射箭，弓馬嫻熟，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譽。
能騎善射
錫伯族目前主要生活在東北三省，新疆、北京及其他一些地區，錫伯族如此分散的分佈狀況，正是由歷史上四次大遷徙造成的。
第一次、進獻清朝
據史書記載，錫伯族自元朝開始，在政治上隸屬於蒙古，其絕大部分在科爾沁蒙古的統治之下。錫伯族第一次遷徙是在1692年（清康熙31年），科爾沁蒙古將錫伯族和卦爾察兩部進獻給了清政府，清政府將錫伯族編入了滿洲的上三旗：正黃，正白，鑲黃。隨著錫伯族人口的增加，清朝統治者顧慮“錫伯族人眾，恐後生事”，會對其統治產生動搖，便提出“分散各境，萬不可使居一國”的分而治之政策，分別派往齊齊哈爾，吉林烏拉，伯都納（今吉林扶余）三地。由此，久居於故土的錫伯族人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開始了四次歷史大遷徙的旅程。
背井離鄉
第二次、南移盛京
1699-1702年（康熙38年-康熙41年）期間，清政府選派抽調驍勇善戰的部分錫伯族官兵分三批遷徙入盛京等地，替換八旗中的老弱軍旅，充實軍隊勢力。為什麼對錫伯族進行這第二次遷徙呢，原因有二：清朝統治者認為，錫伯族人被編入滿洲八旗後，雖然名義上屬於滿清，但錫伯族官兵的家眷仍然留在故地，大小事宜均可獨立自主行事，
清政府難以完全掌控和調動，為了加強清政府對錫伯族的控制，此為其一。盛京是大清王朝的陪都，大清入關定都北京後，大量的抽調了盛京的官兵去全國一些城市要塞駐守，導致盛京兵力大大減弱。為了加強盛京防務的需要，此為其二。因此，在1699年-1702年對錫伯族進行了第二次遷徙，每年選派抽調一批官兵，三次共計兩千多人，連同家眷共計有7823人，當時分散佈置於盛京各地。
駐防盛京
第三次、西遷萬里
1763年（乾隆28年）10月22日，伊犁將軍明瑞上奏摺說“奴才聞得盛京駐兵有一萬六、七千名，中有錫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棄舊習，仍以狩獵為生，技藝尚可。於此項錫伯兵內，挑其優良者一同派來，亦可與黑龍江兵匹敵。”大概意思就是新疆防務廢弛，土地荒蕪，千里空虛，人煙稀少，需要錫伯族這樣的“生產建設兵團”駐紮。這就給了清政府對錫伯族繼續進行分而治之的事由，乾隆准奏同意抽調盛京各營錫伯官兵奔赴新疆戍邊衛國，這就是清政府對錫伯族進行的第三次遷徙。
萬里西遷
1764年（乾隆29年）農曆四月，盛京各營抽調錫伯官兵1020人，其中披甲兵丁1000人，防禦10名，驍騎校10名，連同家眷3275口，共計4295人分兩批出發。但實際上更多，因為當時不少人未曾入選西遷名錄，又不忍與親人分離便一路相隨到了伊犁。另外，隊伍中很多青壯年士兵在出發前“火線”成婚，故而在歷時一年多的西遷途中，有了新生嬰兒350餘名。
抵達伊犁
雖然一路上西遷隊伍人丁興旺，但是旅途卻是充滿了艱難險阻。錫伯族詩人當時寫下了《西遷之歌》：“婦女分娩，裹布何在？無可奈何，草裹以行……”“果子溝險，環流湍急；車行無路，細谷搭橋，七十有二……”
細谷搭橋
抵達伊犁後，錫伯軍民不辱使命。出則驍勇善戰，巡查邊界；居則耕種田畝，牧放牲畜。更留下了平定叛亂，抗擊侵略的傳奇佳話。1871年，沙俄出兵侵佔伊犁導致郵路隔斷，與中央政府無法正常的進行消息往來，清政府一度以為駐守的錫伯官兵歸順了敵人。其實他們一直在想盡一切辦法向朝廷傳送邊疆情報，盼望朝廷早日收復疆土。1881年，左宗棠收復伊犁後，光緒帝得知錫伯軍民的事蹟後大為感動，特意補發了過去十一年的軍餉，而錫伯人就用這筆錢重修了一座留存至今的“靖遠寺”。
維護祖國統一的實物見證
第四次、屯墾雙城
1820年（嘉慶25年），天下太平，加強陪都盛京防務的意義已經不復存在，盛京將軍富俊上奏說：為開墾雙城縣，打算從盛京，吉林兩省屬下的滿洲八旗，蒙古，漢軍屬下中挑選2000名軍兵調撥至雙城墾荒屯田。嘉慶帝准奏，調兵至雙城墾荒，雖然在奏摺中未見錫伯族字樣，那是因為在將錫伯族第一次遷徙至盛京後未編成獨立的錫伯族佐領，而是編入滿洲八旗和漢軍之中，所以當時沒有錫伯族軍兵的明確記載。直至1907年（光緒33年）雙城地區清查戶籍時，才把一直計算在滿洲八旗和漢軍中的錫伯族人填注了一筆，此為第四次遷徙。
屯墾雙城的記載
錫伯族的遷徙運動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時間裡進行了四次，其規模之大，路途之遙，次數之多，涉及面之廣，在歷史中都是極為罕見的。遷徙由北到南，從東到西，由集中到分散。四次遷徙對錫伯族的文化，歷史，語言，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等等都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和深刻的影響。
祭祀大典
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西遷新疆的錫伯族在西北特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下，與東北的錫伯族文化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呈現出鮮明的西北特色和地域性。
在清政府主導下的這四次遷徙，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清朝統治者雖然對錫伯族稱“我與爾之先世同源”，但實際仍然如骨鯁在喉，存有戒心。於是，清朝統治者一邊籠絡懷柔，一邊控制防範。針對錫伯族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名為屯墾戍邊，實為強制性的“分而治之”，這種政策明顯的事實佐證就是四次大遷徙。因為，相對其他民族來說，雖然清朝統治者把錫伯族看成“同源異族”，有較大的相似性。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始終存在於清朝統治著的頭腦之中。故而，清政府對錫伯族進行四次大遷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