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不是源於分封制?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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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古代國王或皇帝分封諸侯的制度。商代已始封諸侯。西周滅商後,便大規模地以封地連同居民分賞王室子弟和功臣。直至秦始皇統一天下,才普遍推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建立了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王朝。

士族又稱世族、世家、門閥等。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士族雖與分封制有一定關聯,但並非同步。原始社會氏族首領與武士應該是最早的“士”。先秦有“士”的階層,有一定技能或學識的人也被稱為“士”。但直到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經學大師將其獨特見解傳與子弟,歷代傳授,造成了累世公卿,士族的雛形逐漸浮現。戰亂年代,地方豪強,鄉紳家族崛起,是士族的來源之一。

兩漢到隋唐朝廷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士族所壟斷,仕途的發展主要在於其出身背景,而個人的才能與專長反在其次。直到唐代,才逐漸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作為選拔官員的依據。


怒不作札


士族的起源不是源於分封制

含義不同

商周時期實行分封制,形成了貴族統治階層內部的森嚴等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分封制下的“士”是貴族之末、庶民之首,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貴族,依附於卿大夫。

而士族的起源應該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有知識或者有技能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導致上古三代貴族文化下移,“王官之學”散在民間,學術下移,士由此興起。從出身來說,此時的“士”與分封制下的“士”完全不同,如蘇秦、張儀等等。

士族的發展

隨著官僚制度的興起,士大夫登上政治舞臺,但是其勢力還不足以形成一個政治集團。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許多官員都是以經術起家。

西漢後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豪強地主勢力龐大,東漢政權就是在其扶持下建立起來。由於書籍難得,經學基本在門戶內流傳,對知識的壟斷就是對官位的壟斷豪強地主實際上把持了當地州郡的政權

而此時主要通過察舉、徵辟出仕,被舉、被闢的人又成為其門生故吏。大地主與門生故吏結成集團,政治力量龐大,累世公卿

整個三國時期,士族勢力與皇權不斷鬥爭,曹魏時期建立的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最終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馬氏取得天下。

東晉王朝的建立,標誌著士族發展至巔峰,其權利凌駕於皇權之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後期由於士族子弟不務實事,多居於清顯要職,寒族子弟得以崛起。

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積極推行“寒人掌機要”,削弱士族力量。隋唐時期建立科舉制度,更是將選拔人才的權利集中在中央手中,士族已經失去了法律的保護跟經濟的支持。


文史小棧


“士族”和“士”不是一回事。

“士族”,是個“專有”名詞,特指東漢以後逐漸形成的,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特權的“世家大族”,亦稱“世族”或“勢族”。

《晉書.許邁傳》曰:“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

《宋書.恩倖傳序》雲:“郡縣摶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也是在東漢以後,非“世家大族”者,稱“庶族”或“庶民”。

還是《宋書.恩倖傳序》:“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所以,“士族”和分封制沒任何關係——從西周始分封算,前後差著大約一千五百年呢。

“士族”形成於東漢中後期,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皇權的衰微。

東漢中期以後,太后稱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權、豪強自重,一方面使東漢皇權風雨飄搖,另一方使權臣和大地主們迅速坐大。

其次,始於西漢的“察舉”選材制度,到東漢完全變味。

那時,“考試”無足輕重,“舉薦”才是根本。

王充在《潛夫論》中說:“察舉”“既不能昭練賢鄙,又劫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填門,禮贄輻輳。”“察舉”完全成了權臣貴族和大地主的出名進仕之路。

再次,皇權式微,無力掌控經濟,於是世間財物特別是土地,大多落入權貴豪強之手。

這是“士族”迅速崛起的重要經濟原因,同時也使最廣大的農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於是東漢末爆發了規模巨大的“黃巾之亂”。

因此,東漢以後的所謂“士族”,即謂有別於“庶族”的豪門——不僅指包括家族累世位居高官的“世族”;亦指家有權勢且掌有巨財的“勢族”。

曹操於曹丕,曾試圖改變東漢末年的這種局面。曹操推行“唯才是舉”;曹丕稱帝后實施“九品中正制”。這些措施,儘管有過些微作用,但已經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歷史大勢。

一俟司馬氏三代掌權,完全將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轉移到各大世家大族方面,就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是“士族”橫行的時代。

《新唐書.柳衝傳》記述了南北朝士族大姓的狀況,其曰:“過江則為僑姓(按:指南逃避亂的北方士族):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按:指吳國舊地貴族):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首之。”

隋唐開國的楊家和李家,其實也是士族。

但到了唐朝,原有的“士族”勢力開始衰微。劉禹錫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無奈,又有新起的“藩鎮”軍閥取而代之了。

於是,宋朝吸取唐朝教訓,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軍閥不可能坐大了,但軍隊戰鬥力也大大下降了,以致抵禦外侮屢戰屢敗。

說到這裡,對本題目的回答可以畫上句號了。

關於周朝的“士”,再另外多說幾句。

周朝的“士”,首先是“官名”。

《禮.王制》說:“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這是說,在諸侯這一級下面還有這五等,其中有三等是“士”。

“士”,還可以是掌管刑罰的官員。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帝舜任命皋陶擔任掌管刑罰的官,官名叫“士”。

正因為“士”是官吏,因此才有“士民”的說法。

《詩.大雅.瞻卬》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市民”就是“官民”。

後來,到了春秋時期,“士民”成了“四民”之首。其他三民是——商民、農民、工民。

此時的“士民”,仍然有別於“庶民”,是正在學習做官的人。

正因為這樣,那個時候的“士”字的本義,是做“事”。同時,“士”又通“仕”,“仕”也是為周王或者諸侯做事。

所以,說周朝的“士”,是最下層的貴族,當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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