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非傳統安全危機，震中散佈多地，波及面廣，影響持久。由於各國應對模式各異，取得的效果也迥然不同，其中，東亞國家對疫情的有效管控尤其亮眼。本期“論壇”特請華東師範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弘分析疫情應對中的東亞模式。
陳弘
各國應對疫情四種模式 管控力度不同效果迥異
問：面對洶湧而來的疫情，世界各國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模式，主要可分幾種？
答：大致可以梳理出四種：第一種是中國模式，標誌性方法是不惜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的嚴格管控，以舉國體制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發現病人就果斷收治，同時對接觸者進行追蹤和測試，對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在全國網格式布控，採用大數據、數字化手段，做到疏而不漏，有序有節。目前這種模式在中國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武漢住院患者清零，表明中國模式強力高效。
第二種是所謂群體免疫模式，雖然曾在英國被提議，最後因疫情嚴重暴發半途而廢。然而在北歐一些國家如瑞典，群體免疫依然在採用。北歐人口稀少，人們往來頻次很低，因此不必實施封閉隔離。這些國家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能夠對自己的行為作出理性判斷，因此營業場所、學校等基本沒有關閉。
群體免疫可能有依據，但風險大、代價高，盲目實施必定會引發聚集性傳染。而歐洲老齡化十分嚴重，獨居老人往往只能在缺乏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出門購物，極易受到感染。
第三種是混合模式，例如在美國，聯邦層面、州層面、州與州之間分別採取不同方式應對。優點是能夠就具體疫情作出適合當地的決策，但是也必然伴隨嚴重的負面後果，各層級、各州之間常常缺乏協調，物資和人員調配無序，造成巨大的層級性、地區性差別。目前美國面臨的嚴峻情勢正是這種失序的惡果。
第四種，其實是中國模式的衍生，即東亞模式。韓國、日本、新加坡等東亞國家採取了具有一定共性的措施，一方面自上而下采取嚴格管控，一方面在疫情相對不嚴重的地區不作嚴格限制。該模式的重要特點是民眾普遍積極配合，因此總體對疫情控制收效顯著。
集體利益超越個人利益 政令通達社會各個層面
問：為什麼把第四種模式稱作東亞模式？在各個國傢俱體是如何運作的？
答：稱作東亞模式，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而是從這些國家抗疫過程中所體現的共性，可以看出東亞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因作用，因此也稱作中國模式的衍生。
東亞國家在傳統和文化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民眾普遍認同集體主義精神，認為個體與集體並非對抗關係，個體構成集體，集體容納並呵護個體。以此為前提，東亞國家一般不會出現為主張和強調個體暫時的自由，而無視甚至對抗符合集體利益的規則的情況。人們較為主動、自覺地自我約束，規範個體行為和社會關係。與此同時，在充分保證個人合法權利的前提下，人們對個人信息的觀念相對靈活，不至於以隱私為理由拒絕與公共衛生部門及政府官員合作。
作為治理者，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管理通達社會各個層面，上傳下達，令行禁止。正如《論語》所說，“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各地方層面關係相對協調一致，在人員和物資調配問題上明顯有大局觀。
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在危機時刻，家庭、群體和國家的利益往往會超越暫時的個人利益。這種個體觀、集體觀和世界觀存在於這些國家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中，往往在遭遇重大緊急事件時會釋放出來。以下具體來看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的防疫措施。
韓國：統籌防控 封放並存
2月，疫情在韓國第四大城市大邱猛烈暴發，韓國隨即將預警提升到最高級別，成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全國性的防疫體系即刻生效，這一自上而下的佈局保證了全國統籌戰略的順利開展。韓國吸取了中國的經驗，力求在疫情暴發初期查找病毒攜帶者，在各地設立各類便捷檢測點，向公眾開放檢測。一旦發現確診患者，立即追蹤、檢測和隔離接觸者，對病人進行全封閉治療。這樣，從源頭入手，通過有效的檢測手段準確發現病源，阻截病毒的傳播路徑。
和中國在武漢採取的措施相似，韓國對大邱採取“最大程度封鎖”措施，軍方的大邱醫院改建成專門醫院，全國醫療工作者志願趕赴大邱支援。甚至還出現了中國方艙醫院的升級版，對輕症患者也給予單間隔離治療。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推出了自我診斷的手機APP，在追蹤患者和密切接觸者時，採用大數據和手機定位系統配合調查，疫情信息、檢測結果、患者移動路徑等通過手機傳送到民眾手上。這一措施得到民眾普遍接受，鮮有以個人隱私為由拒絕配合的情況。
自上而下，統籌防控，封放並存，民眾配合，這是極具東亞色彩的韓國抗疫方法。
日本：民眾配合 高度自律
疫情暴發後，起初日本為確保奧運會如期舉行，採取所謂“佛系”“柔性”抗疫方法，不檢測、不隔離、不追查。直到4月初，政府開始強力干預，宣佈東京、大阪等7個核心都府縣進入緊急事態。4月中旬，緊急事態範圍擴大到全國，對人員流動、人群聚集、營業場所等採取嚴格管控。和韓國一樣，緊急事態並不意味著封城，民眾外出不受限制，重要商業和公共部門照常運營。當然各都府縣可自行決策，對民眾行動、學生上學等進行強制性限制。
這種自上而下的干預雖然有點晚，但是收效顯著。通過全面鋪開防控網絡，檢測和發現聚集性感染，對密切接觸者進行追蹤和隔離，從而有效地切斷病毒傳播路徑。
從日本的法理來看，緊急事態並不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因此政府部門的干預需要民眾自覺的遵守。在社會和文化層面，日本民眾普遍具有較強的集體主義觀念，服從觀念較強。日本常年經受地震、海嘯、颱風等自然災害，民眾應對危機的意識和配合度較高，而世界一流的醫療技術和設備則為日本抗疫提供了堅實有力的物質基礎。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分析了日本人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內在自制力”，認為日本是一個“道德作為絕對標準的社會”，而道德感的源頭正是來自集體、等級、社會，這也是日本民眾具有高度團結自律的國民性格的原因，也是當前抗疫鬥爭亟需的品質。
新加坡：親和入微 威嚴果斷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月曾表示：“新加坡不遺餘力檢測每一起類似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例。我們希望看到考慮周詳、以循證為基礎的公共衛生措施，中國採取的策略是正確的，新加坡的也是。”新加坡強化自身檢測能力，嚴格執行隔離措施，追蹤循證每一起病例的感染源和接觸人群，堅決執行和落實相關法律法規。換言之，新加坡抗疫措施其實毫不“佛系”。
從執法上看，對違反居家隔離令者新加坡是出名的嚴厲，甚至被某些西方國家說成極端威權。但是非常時期行非常事，這種做法的威懾效果能夠確保法不容情，令行禁止。
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手機APP能夠對機主定位，迅速有效追蹤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2019年通過的《互聯網假信息和外部干預保護法案》，在抗疫過程中打擊假新聞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該法案曾被西方媒體指責侵犯言論自由，但是事實證明，謠言猛於病毒，必須堅決打擊不實乃至惡意的謠傳。
如果細讀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面對全國的多次演講，會看到他經常在談論政府決策後，就開始叮囑大家不要囤積方便麵、罐頭食品和衛生紙等物品，要勤洗手，不要觸摸臉和眼睛，儼然一個村長在囑咐族人。他在社交媒體上要求國民在與疫情的鬥爭中發揚“甘榜精神”，“甘榜”是馬來語，意即村鎮中人守望相助、守護家園的傳統，和儒家的家國情懷並無二致。這種家族式的治理方式親和入微，又不失威嚴果斷。
圖說：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著濃厚的集體主義理念。 GJ圖
共享有益價值觀和思想 危機時刻能夠團結協作
問：東亞模式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和東方文化在應對疫情中有什麼有益的價值？
答：儒家思想是一個價值體系，強調自我約束，規範個體行為和社會行為。在東亞，儒家思想影響很大，人們更認可集體主義，認為共同利益更為重要。在危機時刻，家庭、群體和國家利益往往會超越暫時的個人利益。
在中國、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國抗擊疫情時，當政府呼籲和要求民眾採取集體行動，接受檢查、隔離等措施時，這些國家民眾的反應較為一致，普遍較為理性，有責任感，能夠團結協作，採取一致行動。
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重視內心健康，行為舉止較為低調，這在應對危機時，對保持平和的心態和靈活的彈性有很大幫助。
亞洲在文化上敬老，老人被視為智慧的象徵。而在西方，年老是衰頹的象徵，西方某些人甚至鼓吹在抗疫中放棄老年人，這顯然是一種冷血、反人類的論調。
東方文化講求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這樣的思維使人更重視集體和群體。任何人都追求利益，嚮往富裕的生活，但是孔子、孟子認為公平、正義、道德比物質利益更重要，義是君子的最高價值與品質。正是在這種義利觀影響下，醫護人員毅然逆行，守護家園，這種英雄主義和奉獻精神是有文化淵源的。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並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在疫情威脅生存的危機面前，人類應該、也能夠共享有益的價值觀和思想。
【來源：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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