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
那一年，有人生，有人死。有名臣，亦有良將；有權臣，還有諍臣；在明朝的歷史上是平淡的一年，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是壯闊的一年。
其實歷史和人生一樣，當我們回望過去時，那些改變我們人生軌跡的事。在發生的那一刻，卻是一個平凡的悶熱午後。萬曆十五年，就是中國歷史的那個午後。
1578年，歐洲正憑藉科技的精悍力量茁壯成長；而臃腫的中國，則躺在道德的吊床中被繩索逐漸勒死；
用作者的話來說：“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法律缺乏創造性，必然限制社會的發展。即便道德宗旨是善良的，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01技術還是道德
萬里十五年的主題，是談論技術和道德。
西方的技術，不僅指科學和法律，而是一種如同齒輪般精密絞合的思想觀念。嚴密的推理邏輯和縝密的思維。
體現在法律上就是內部的嚴肅推論，以及容納新興事物的接口；體現在科技上就是對已有理論的內部自洽，對未知理論的空間留存。西方世界在這種思維的指引下，穩步上升。
而中國式的道德，也遠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麼簡單。歸根到底是一種對世界的模糊總結，中國人喜歡稱之為陰陽。這種歸納認識很是宏大，但卻沒有細節。
西方人可以從細節的堆砌中認識到宏大，而中國人卻不能在宏大中探索細節。
02失控的道德
漢朝之後，儒家思想成為治國的基本方針。中國開始使用道德來治理國家，初始是以道德來輔助法律。而到了明代，為了進一步集權，道德的輔助作用被空前放大。原本輔助皇權的道德，開始失控。
明朝後期，甚至連皇帝本人也要受制於道德的約束，可見此時的道德已經超越了一切。比如萬曆皇帝的立儲問題，從法律上和以往的經驗中，皇帝完全可以立皇三子為太子，而朝臣則堅持立嫡長子為太子。
當國家的理論根基是模糊的道德時，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種模糊。
比如明朝中後期，文官集團利用道德去攻擊別人。往往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引起一場巨大的波瀾。因為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每個人都嚴苛的按照道德行事，所以文官集團幾乎可以隨意攻擊任何一個人。
良將戚繼光，作為一個抗倭名將，後來更是調任薊州總兵，負責整個京城的防衛。張居正死後，文官集團又一次亮出道德底牌。所有和他親近的官員，都一併被清算，戚繼光就此落寞。
而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年浩劫，和“道德為上”也有很深的關係。
黃仁宇在書中寫了萬曆皇帝（那個時代的掌舵者）、申時行（一個只會折中的首輔）、張居正（目無皇帝的權臣），海瑞（道德模刻出的官員），戚繼光（想有作為的孤獨將領）和李贄（錯生時代的哲學家）。
03高尚的骯髒
萬里十五年裡，包括了那個時代的所有群體。
那些人都有各自的理想，都有做各自的事業，卻被同一個東西困擾著。
身為天子的萬曆皇帝，在道德的束縛下，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至高無上的皇權，只是一個象徵，權利在道德的裹挾下，帶有很大的被動性。認識到這種被動的萬曆，在後期選擇消極怠工。
道德治理下的中國，在一方面擁有嚴苛的禮儀規則。另一方面則是隨性的朝令夕改。兩者的界限是模糊的，而中國人很喜歡這種模糊。
比如皇帝本人，所行所說都要符合禮儀，不能翹起二郎腿，不能隨意外出，還要受到來自柬臣的批評。而明朝的官員們，一邊用道德大棒揮舞他人，一邊貪汙喝酒好色。
作為皇帝，為了顯示自己的聖德，甚至不能懲罰批評自己的官員。皇帝只能做的，只是看著糜爛的官員們，拿著道德的大棒鞭打自己。
04.技術史觀看歷史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提出了大歷史觀。
他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
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忽視的事件。比如清官海瑞，站在道德的立場上，無節制的指責皇帝；比如權臣張居正，因為沒有完善的法律規則，所以人亡政息。
這些事件，在中國歷史上總是重複出現。本質上也體現了政體與思維模式的癥結。
而這種重複，也在明朝最後的幾十年裡反覆出現。而看最近的中國，影影約約還有那些影子……
用“大歷史觀”來分析社會，觀察中國，的確能給人很多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