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真的相輕嗎，難道不是惺惺相惜？
競爭導致相輕
文人當然是相輕的，只要存在競爭，就會互相輕視。
而這個競爭，是有一定層次的。也就是說對手的實力和水平達到了相當層次，才會發生“相輕”的現象，從哲學角度來說，“相輕”其實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重視”。如果對你不重視，何必表現出“相輕”的態度呢？
當一個文人對其他人表現出輕視的時候，說明已經把他當做了對手。
毛主席說過：“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這是因為把敵人當做對手，既小心求證，穩打穩紮，又靈活變通，大開大合。所謂之“膽大心細”，天下可期。
“藐視”就是“輕視”，藐視敵人可以為自己增添信心，重視敵人則不會因為輕視犯下冒進的錯誤。
那麼為什麼“文人相輕”，而不是“惺惺相惜”？
什麼是“惺惺相惜”？意思是指性格、志趣、境遇相同的人互相愛護、同情、支持。作為文人，大體上都是出於對文學的愛好，完全可以算得上志趣相同之人，為什麼不會惺惺相惜呢？
終是利益使然
當同水平的人出現的時候，如果不會對自身產生利益上的威脅，那當然是愛護、同情、支持的同道，而一旦出現利益上的衝突，文學作為謀求利益的手段，那麼掌握了相同手段的人自然會出現敵對狀態。
而成為敵對狀態，就是出現“相輕”的重要基礎。對其他人表示輕視，無非是希望打擊他人，提升自己的心理狀態，甚至實際利益。
古時候“文人多相輕”，而如今卻大多看上去“惺惺相惜”。
因為對於古代文人來說，得到天子賞識，仕途向上走，是唯一的學有所用之道。當所有的文人都來走這條路，身邊出現了水平相當的對自身前途產生威脅的人是非常大的概率，生出“相輕”的想法是必然而且經常的。
文人只是相輕算好的，那些下作的，誹謗、誣告，把別人往死裡踩，這不是更加可恥嗎？
而到了今天，學子們除了文藝創作這條路，有更多的生活方式可以選擇，仕途雖然也要求文化水平，但是絕對不再只看文章來升遷。詩文退化成為一種消遣、娛樂，那麼這些文人自然可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互相敷衍。
雖然名利之爭仍然會導致“相輕”的心理普遍存在，但是因為生存環境的改善，大多數人學會了如何隱藏這種心理，或者說學會了如何調劑、安慰自己。
用流行的話來說，現在的文人情商更高了。
沒有誰不相輕
把文人打上“相輕”的標記是曹丕所為。他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其實在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個小團體，任何一個社會環境之中，都是有“相輕”的現象存在的，只不過文人的語言、文字是工具，所以大多會把這種心理狀態付諸文字，留下口實。
就好像我在學校面前擺個攤子賣包子，一直以來生意興隆，忽然旁邊開了另外一家，我心中的難免會生出不滿來，對自己手藝有信心，加上敝帚自珍的心態，肯定會覺得搶了自己生意的人手藝不如自己。這不就是相輕？
如果是開了個賣別的東西的攤子，沒有分薄我的利潤，那我就不會相輕，無聊的時候甚至會去和他扯扯談，開根菸，惺惺相惜。
但是這種心態的變化，會有人寫下來麼？基本上不會。你相輕也好，相惜也好，到了明天，並沒有人會記得。
而文人不同，不但自己會寫下來，旁人還會對你進行評論。這才是大家覺得“文人相輕”特別明顯的緣故。
我們看曹丕《文論》的相關說辭：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他在發表了“文人相輕”的立論之後，馬上就舉了班固和傅毅的例子。兩人的文采水平相當，“而固小之”，班固看不起傅毅，寫信給弟弟班超：“傅毅以文采當上了蘭臺令史，其實我覺得他啊，寫起文章來，不知道停（意思是廢話多）。”你看，若不是班固自己寫信給班超，這文人相輕的例子曹丕又從何得知？
所以，文人相輕固然不是偽命題，但也只是一種倖存者偏差。
其實這世界上所有人都有相互輕視的時候，唯有文人喜歡用文字記錄表達。
這惺惺相惜，不也是文人創造出來的詞彙嗎？只不過這個詞出自《西廂記》，相對於大眾來說，人人都可以用，而且是褒義。而“文人相輕”的指向性明顯，特別適合某些品德特性的文人形象，所以帶有了貶義，特指文人之間互相輕視的狀態。
相輕不是壞事
實際上，真的大文人，你要達到讓他輕視的境界，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因為這代表了你已經引起了他的重視，證明了你本身的水平也達到了一定層次。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當年被魯迅罵得狗血淋頭的文人固然心理氣憤萬分，可哪一個不是大家？為什麼蘇雪林在魯迅死後執著地罵了他幾十年（生前非常崇拜）？就是因為在一次見面會上，魯迅根本就沒把她放在眼裡，甚至連相輕的級別都沒達到，刺激到了她敏感的神經，才讓她憤慨了幾十年。
水平和檔次不在一個級別的時候，別說惺惺相惜了，連相輕都輪不上。
在一個層次的時候，有利益（價值觀）衝突，就會相輕，否則就惺惺相惜，這兩者是可以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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